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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周恩來與毛澤東一次談話解放了175名將軍

博客文章

揭秘:周恩來與毛澤東一次談話解放了175名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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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周恩來與毛澤東一次談話解放了175名將軍

2019年04月25日 17:19 最後更新:11:50

周恩來和毛澤東(資料圖)

毛澤東問:「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

1972年12月,風雲變幻的北京。清查林彪集團剛剛結束,糾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終於提上了議事日程。中南海毛澤東書房,一次關係著千百萬人命運的重要談話正在進行。談話中,毛澤東聽了有關彙報後拍案而起: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們。周恩來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毛澤東點點頭,下了決心:對,這個問題就由你組織落實吧!周恩來很快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提出了落實幹部政策、解放老幹部的兩個原則:“從上到下,由易到難。”他解釋說:“落實幹部政策,上頭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確了,標杆也有了,下邊就會跟著落實了。難度大的,先從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決了,難的也就容易了。”周恩來宣佈,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常委以上幹部政策;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周恩來還規定,解放幹部的審查報告都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

田維新作為總政治部副主任列席了這次政治局會議。「九一三」事件以後,他經常隨同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聽了總理的傳達和講話以後,李德生與田維新立即向總政治部黨委作了傳達,並抽調總政組織部、幹部部和保衛部的幹部組成專門班子,著手在數以百計的軍隊高級將領中落實幹部政策。「文革」初期,軍內被打倒被關押的軍以上幹部多達數百人,級別最高的是兩位元帥:彭德懷和賀龍。根據“從上到下,由易到難”的原則,總政治部派保衛部部長蔣潤觀持介紹信前往中央專案組一辦索取賀龍元帥的材料。蔣潤觀向一辦負責人說:“德生主任和田副主任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說賀帥的案子假了。我們考慮為賀帥平反,請把賀帥的材料移交給我們。”這位負責人回答:“你們德生主任和田維新副主任傳達的都是對的,賀龍同志也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總理沒有說賀龍同志的案子讓你們總政治部去平反。”蔣潤觀解釋:“我們考慮賀龍同志是元帥、軍委副主席,賀帥的事我們總政應該辦。”那位負責人又說:“賀龍同志不光是元帥,他還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沒有說賀龍的案子讓你們平反,材料不能給你們。”保衛部部長乘興而去,失望而回。他回總政後把情況一說,大家頓時不知所措。連毛主席說了的,也不能馬上給予平反,落實幹部政策從什麼地方下手呢?怎麼才是“從上從易”呢?賀帥的平反,一直拖到1974年9月29日,經周恩來建議,毛澤東批准,中央才為賀龍元帥恢複名譽。

周恩來親自選定突破口

正當總政治部落實政策工作班子不知從何入手之時,周恩來親自為他們選定了突破口。1973年初的一天,田維新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一個大會,接到周恩來的電話,說有事找他。田維新急忙趕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總理說:「我今天找你來談幹部問題,光給你一個人說不好,你再找一個人來。」

事後,田維新感動地說:「這是周總理關心愛護幹部的細微周到之處。尤其是剛開始做落實幹部政策工作的時候。」當時,田維新立即用電話通知總政幹部部部長魏伯亭馬上趕來。周恩來對他們兩人說:“找你們來,是談陳再道同志和鍾漢華同志的問題。”陳再道上將和鍾漢華中將是在武漢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的位置上,因1967年的所謂“七二0事件”,被林彪、江青等誣陷為“搞兵變”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周恩來對田維新和魏伯亭說:“陳再道同志和鍾漢華同志沒有什麼錯誤,如果說他們有過錯誤的話,那是他們支持了一派沒有支持另一派,經過主席和我與他們談話,他們支持兩派了,後來反對陳、鐘的風波是王力他們挑動起來的。”

根據周恩來的談話精神,田維新與魏伯亭回到總政以後,經過調查甄別,寫出報告,送政治局討論。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烈。陳再道上將解放後,再回武漢軍區任司令員比較困難了,考慮給他安排一個與原職級相當的職位,可是當時大軍區一級的正職都只有一人,這可遇上了難題。田維新便去請示周恩來,結果決定只好先委屈一下陳再道將軍,安排一個大軍區副司令的職位。但是,就是大軍區的副職也很難安排。田維新回憶說,他給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考慮讓陳再道到那個軍區任副司令員。那位司令員回話說:「他是我的老上級啊!」話雖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讓老上級去當副手,工作不太好開展。可是,別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維新再次給這位司令員打電話,那位司令員乾脆直說:“老田,千萬別讓他來。”就這樣,找來找去,最後找到了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韓先楚當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難得他爽朗表態:歡迎陳再道來福州。這才算解決了一個難題。陳再道後來還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顧問、鐵道兵司令員。鍾漢華中將解放以後,先後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裝甲兵政委和成都軍區政委。

四位上將聚福州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有57位將軍獲上將軍銜。上將是繼十大元帥十位大將之後的第三級軍銜。能晉身上將之列的將軍,都是勇冠三軍,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到70年代初,已經有幾位中將出任大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卻匯聚了四位上將。福州真乃一塊福地。那是陳再道到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後不久,王建安上將也得到了解放,同樣面臨一個工作安排問題,與陳再道一樣,王建安的資格也很老。他是在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的任上,因所謂「搞修正主義」的莫須有罪名被打倒的。解放他的工作並不太難,安排他的工作卻很難。因為他資格太老,現任大軍區司令有很多原先是他的下級。遇到了這樣的難題,田維新只好又去請示周恩來。總理說:“你還是找韓先楚再談一談。”田維新再次找韓先楚商量。韓先楚說:“我這裏已經有一位老同志了,別的軍區也可以安排嘛!”田維新碰了一個軟釘子。他半開玩笑地說:“韓司令,我是徵求你的意見,可這是總理讓我徵求的意見。上次安排陳再道,我感覺你很開明。現在看來你的開明是有限度的。”韓先楚仍不鬆口。田維新深感棘手,又把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略一沉吟:“還是放韓先楚那裏好一些,開會時我與他談一談。”幾天以後,韓先楚奉命進京開會,田維新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迎接。一見韓先楚,田維新打招呼說:“老韓,你不給我面子,這次可是總理找你談了,你不能不給總理面子吧!”

「見了總理,我也還是有困難啊。」韓先楚說:“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級,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韓先楚說的也是實話。王建安在紅軍時代就是軍政委,而韓先楚那個時候還是師長。可是,誰知周恩來找韓先楚一談,韓先楚就心悅誠服地同意了。於是,福州軍區又多了一位上將副司令。紅軍時代即擔任軍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將重新出來工作以後,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軍區政委。四位上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楊勇大度對待結論

當時,在微妙的政治形勢下,軍隊高級將領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來點一個解決一個。周恩來點將的方式又總是十分巧妙。一次,政治局開會,周恩來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維新提了一個問題:「楊勇、廖漢生是怎麼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維新面面相覷。他倆也不知底細,只好如實回答:“不知道。”“你們去調查一下”。周恩來說。這就是周恩來的領導藝術,點到為止,不劃框框,結論由做具體工作的同志通過調查研究去下。總政治部立即派人調查。楊勇上將和廖漢生中將是在北京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的任上,於「文革」初期被莫名奇妙打倒的。有周恩來點將,兩位將軍的解放工作雖然也費了一番周折,但最終都解決了。廖漢生將軍復出後,先後擔任過軍事科學院政委、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瀋陽軍區第一政委,還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職務。楊勇將軍復出後,也擔任了大軍區的領導職務。但是,他本人的大度,卻使他的結論經歷了一番反覆。而正是在這一番反覆之中,周恩來對幹部的一片愛護之心,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楊勇被打倒時,並沒有被林彪一夥抓住什麼把柄。他們便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甚至把楊勇部下的參謀、科長的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兒,也都一股腦兒地算到楊勇的頭上。總政治部重新審查楊勇將軍的結論出來後,周恩來批示:“請田維新同志找楊勇同志談一下,徵求一下楊勇同志本人對結論的意見。”楊勇是田維新的老首長。田維新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六軍政治部主任時,楊勇是志願軍司令員。接到周恩來的批示後,田維新親自跑到楊勇的住處,徵求楊勇對審查結論的意見。楊勇很大度地說:“總政做的結論我沒有意見。”田維新說:“結論是我們做的,但是我們對你的問題不是很清楚,總理指示讓我跟你談一談。你有什麼意見,總理會重視的。”田維新還拿出總理的批示給楊勇看。楊勇還是說:“我對總政的結論沒有意見。”田維新說:“你還要在結論上簽字。”

結論作出以後,楊勇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瀋陽軍區任副司令員。當時瀋陽軍區司令員是陳錫聯,他與楊勇在解放戰爭時期都曾是劉鄧大軍的兵團司令員,還是並肩指揮作戰的老戰友。他歡迎楊勇去瀋陽,並建議楊勇擔任軍區黨委第三書記。過了不久,中央調楊勇出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上任之後,周恩來在楊勇的結論上再次批示:「田維新同志,我們給楊勇做的結論似乎口徑嚴了一些,請你再徵求楊勇同志一次意見。」

周恩來總是這樣體諒和愛護做具體工作的同志。他在批示中用「我們」而不用“你們總政”那樣的字眼,主動承擔了“口徑嚴了一些”的責任。然後又用“似乎”一詞緩和批示的語氣,以減輕做具體工作的同志的壓力。儘管周恩來的批示口氣很和緩,田維新深知其中份量。他再次親自跑到楊勇下榻的京西賓館,把總理的批示給楊勇看了。楊勇還是那個態度:“我不是說沒有意見嗎?”田維新說:“總理說還是嚴了一些。”見楊勇一時沒有表示,田維新又說:“我把結論放在你這兒,等你考慮成熟了以後我再來。”第二天,田維新帶著總政幹部部的一位處長再次去京西賓館拜訪楊勇。不料楊勇還是說對結論沒有意見。田維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楊勇才說,結論中提到的一個問題,是一個科長乾的,但是自己負有領導責任。“把這件事寫在我的頭上也是可以的。”當總政根據楊勇本人的意見修改了結論之後,楊勇看也不看便簽了字。

李德生「提審」吳克華

吳克華中將是1929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員的任上被打倒,打倒之後便失蹤了。“吳克華哪裏去了?”周恩來在政治局討論落實幹部政策的一次會議上發問。總政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立即展開調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幹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說不知道吳克華在什麼地方。最後從一位幹事口中才獲悉:吳克華被秘密關押在地下室里。得知了吳克華的下落,下一個難題是怎樣把他安全地接出來。因為總政治部並沒有掌握直接的證據,萬一關押吳克華的那伙人聞訊拒交或把將軍轉移,將使問題更加複雜化。李德生聽了彙報以後,靈機一動,寫下了一紙手令:“提審吳克華”,令總政保衛部當晚即派人前去提人。關押吳克華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親筆手令,以為總政與他們持同樣的觀點,爽快地將吳克華交了出來。人是找到了,卻引來了一場誤會。保衛戰士把吳克華帶到京西賓館的一個會客室,向坐在那裏的李德生和田維新報告說:“報告首長,吳克華帶到。”李德生說:“知道了。”小戰士便退了出來。李德生在沙發上欠了欠身,對吳克華說:“吳克華同志,請坐。”吳克華聽說又要「提審」,以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對李德生說話口氣和用詞的變化毫無覺察,不僅不敢坐,反而俯首彎腰,一個勁地說:“我有罪,我有罪!”李德生知道吳克華誤會了,說:“我們是奉周總理之命來找你談話的。”吳克華仍不敢相信這戲劇性的重大變化——從「提審」一變而為同志間的談話。「文革」這幾年,挨斗挨批受騙多了。眼見已經時過半夜,而吳克華顯得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這一反差巨大的突變,李德生只好順其自然,第二天再談。吳克華解放後,出任過鐵道兵司令員、成都軍區司令員、烏魯木齊軍區司令員和廣州軍區司令員。

郭林祥竭力辯清白

落實幹部政策開始後,有一天田維新去301醫院看望郭林祥。郭林祥當時還沒有解放,一見田維新,驚訝地問:「你怎麼來了?」田維新說:“你是老首長,我怎麼不該來看你啊!?”抗戰時期,郭林祥任太行軍區第三軍分區任政治部副主任時,田維新在政治部任科長。郭林祥說:“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呀!”田維新說:“你的問題還不是要總政來解決嗎?”郭林祥一聽話音,知道自己的問題快要解決了,便趁機申訴說:“我不該被打倒。”郭林祥少將是在成都軍區第二政委的任上被打倒的,事先毫無跡象。當時的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中將是湖北洪湖人,賀龍的老部下。賀龍受誣陷後,麾下的這員戰將,自然而然被林彪一夥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後快。但是,黃新廷沒犯什麼錯誤,林彪一夥抓不到什麼把柄。黃新廷是一個硬漢子,面對林彪一夥的淫威,他一不認錯,二不檢討,林彪一夥為了打倒黃新廷,便將政委郭林祥也一併打倒了。落實政策以後,黃新廷出任裝甲兵司令員,郭林祥於1973年6月28日出任總後勤部政委,以後調任新疆軍區政委、南京軍區政委、中共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兼總政治部副主任。

李達「‘四海’擺大炮」問題的真相

李達上將也是被誣參與「賀龍兵變」案而被打倒的。林彪一夥還給李達戴上了一個可怕的罪名:“賀龍兵變的前敵總指揮”。林彪一夥是以人劃線的專家。他們如此惡誣李達,無非是李達曾在紅二方面軍給賀龍當過參謀長。全國解放以後,又在賀龍出任國家體委主任時擔任副手,出任國家體委副主任兼國防體育協會主任,具體負責全國和全軍的體育事務。要打倒這樣一位高級將領,林彪一夥確實煞費苦心。他們煞有介事地宣稱:李達在北京四大海——中海、南海、北海和什剎海擺上了大炮,炮口都對準著要害機關。要給李達將軍落實政策,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北京四大海的大炮問題。總政的同志明知所謂大炮問題是林彪一夥的誣陷不實之詞,但也要去實地調查核實一下才好下結論。他們派出工作小組到四大海實地踏勘,發現那裏確實放著大炮。不過那些大炮不是現代武器,而是清代的古炮。工作小組的同志回來一彙報,總政機關的首長都不禁哄堂大笑。沒多久,李達重新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秦基偉渴望戴領章

又是一次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又提了一個問題:「秦基偉、李成芳到哪裏去了?」秦基偉和李成芳都是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都在劉鄧大軍和志願軍部隊擔任過軍長,都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開始時,秦基偉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李成芳是政委。賀龍元帥受誣陷後,秦基偉和李成芳立即被關押了起來。秦基偉是一員戰功卓著的虎將,抗美援朝時期著名的上甘嶺戰役就是由他指揮的。為了打倒秦基偉這員虎將,林彪一夥到處散佈說,秦基偉的夫人是賀龍介紹的,企圖以此證明秦基偉是賀龍的人。其實,即使賀龍真的給秦基偉介紹了對象,那也是很平常的。賀龍愛兵如子,他給部下做紅娘是經常的事,絲毫不能說明他們因此而有什麼特殊關係。更何況,秦基偉並不是賀龍的老部下,如果在賀龍與秦基偉之間一定要扯上一點什麼關係的話,那是志願軍回國之後,秦基偉先後出任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員。而昆明軍區是建國初期的西南軍區撤銷後組建的兩大軍區之一(另一個是成都軍區),賀龍曾是西南軍區的司令員。田維新把調查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當說到秦基偉、李成芳被打倒的情況時,周恩來指出:“他那兒是一鍋端,軍區6位主要領導全部被免職。”田維新彙報說:“根據我們調查掌握的情況,秦基偉目前被關押在湖南,由廣州軍區負責看管,具體情況還不很清楚。”周恩來當即指示:“你們把他調回來嘛!”

秦基偉到北京以後,住在京東海運倉第一招待所。當時這家部隊招待所的後樓成了即將解放的將軍們的住地。將軍們到了這裏就恢復了自由。一天,周恩來通知田維新說,他要見見秦基偉。這時總政尚未給秦基偉做結論,秦基偉的工作安排也還沒有定下來。在田維新的印象中,周恩來召見尚未做結論的將軍,僅秦基偉一人。接到總理指示後,田維新立即打電話到招待所。後樓服務員回答說秦基偉散步去了。田維新告訴服務員:「你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讓他馬上給我回一個電話,總理要見他。」不一會,秦基偉的電話便打過來了。他聽說周恩來要見他,很激動,在電話中問道:“總理要見我,我穿什麼衣服去?”田維新說:“穿軍裝。”秦基偉問:“那我還戴領章嗎?”田維新說:“當然戴。”軍裝,尤其是領章,是軍人的標誌。但是秦基偉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剝奪了戴領章的權利7年。此刻他剛剛恢復自由,尚未恢復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問。田維新把秦基偉領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後便走了。周恩來與秦基偉作了一次單獨長談。落實政策後,李成芳擔任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秦基偉先後出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員,後來還擔任了國防部長。

顏金生過三關

解放老將軍的工作,大體上有個工作程序。第一步是由總政治部審查鑒別原先把老將軍們打倒時所做的結論,確認哪些是無中生有的、哪些是顛倒黑白的、哪些是無限上綱的。審查完畢後,總政治部拿出來的審查結論,還必須與把老將軍打倒的原單位取得大體一致的意見。這一關比較難過,因為有的單位把老將軍們打倒的那些人還在台上,解放了老將軍,無異於否定了他們的「成績」。所以這些人總要找各種各樣的借口來拖延。最難的一關是在政治局。按照規定,每個被解放的將軍最後都須經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政治局會議一般在下午7時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4位將軍的審查結論。每位將軍都有一份材料,包括其經歷、被打倒的情況、甄別情況、總政的審查結論,個別的還要附上必要的證明材料。這些材料,與會的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討論前先瀏覽一遍。每次政治局開會討論老將軍的解放問題,田維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當時政治局會議是由周恩來主持。材料發完,周恩來便宣佈:“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維新講材料時,發難的就是“四人幫”,尤以江青和張春橋為最甚。江青的慣用手法,是不顧事實胡攪蠻纏,硬說那是錯誤的,顛倒黑白,無限上綱,然後再倒打一耙,指責總政的甄別結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反對“文化大革命”,保反革命,保走資派。這樣,從下午7時半開始的會議,往往到半夜12時也結束不了,通常吃過夜宵後一直討論到凌晨3時才結束。田維新回憶說:“在討論老將軍解放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

在田維新的記憶中,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只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周恩來雖然說話不多,但是對每個人的態度都了如指掌。某個問題,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周恩來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但是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來就會及時地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述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如果被解放的某個幹部確實有些缺點錯誤,江青一夥就會趁機無限上綱。這種時候,周恩來常常會說上幾句:“這算個什麼錯誤,這是工作中的問題,誰都會有這樣的問題。”輕輕幾句話,便將江青一夥扣的大帽子不動聲色地頂了回去。到大家的意見都說得差不多了的時候,周恩來還會問一句:“你們還有什麼意見?”如果沒有人發言了,周恩來才宣佈:“這事就這樣了。”然後轉入下一個幹部解放問題的討論。由於江青一夥的發難,175位將軍的解放問題在政治局討論時,沒有幾個是很順利的。在田維新的記憶中,顏金生將軍是比較順利的一個,但也連闖了江青設置的三道關。顏金生少將是湖南茶陵縣人,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建國後先後擔任過西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政委,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開始前不久,他轉業調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

文化部的副部長怎麼由總政來審查解放呢?田維新說:「顏金生是軍隊轉業幹部,到文化部工作時間不長,沒有什麼錯誤,可以解放。」理由只有一句話,顏金生到文化部時間不長。其實當時文化部系統控制在江青一夥手裏,把顏金生從文化部系統調出來,由軍隊去安排,這就跳出了江青一夥的魔爪。這是周恩來解放幹部的一著巧棋。江青一聽又發難了:“顏金生有錯誤,他推行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田維新解釋說顏金生是工農幹部,識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麼文藝路線。發給政治局成員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寫著:顏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歲就加入人民軍隊,他能讀過多少年書!朱德一聽江青又要無理取鬧,說:“顏金生他就不識幾個大字嘛。”總司令為將軍說話,一言九鼎,江青頓時啞了。田維新又介紹說:“準備把顏金生同志派到陝西……”話音未落,江青又反對了:“你是讓顏金生到陝西給二方面軍壘山頭。他不應分配到西北,應該分配到東南。”江青拉幫結夥,以“山頭”度人。對這種猜忌之心,田維新解釋說:“陝西省軍區司令員黃經耀是從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任上調過去的。”李德生說:“現在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二方面軍的同志在陝西已經不多了。”經過解釋,顏金生將軍去西北獲通過。田維新繼續說:“我們考慮讓顏金生到陝西當政委。”江青再次反對:“他犯那麼大的錯誤,當正職不合適。”田維新說:“陝西省軍區原來有一個政委,派顏金生同志去陝西,是考慮讓他去管軍工企業。現在備戰,陝西軍區企業很多。”葉劍英也出來說話:“現在備戰,炮彈子彈很不足,急需抓一抓。”周恩來表態:“我看顏金生同志調出文化部,到陝西當政委管軍工是合適的。”周恩來一錘定音,顏金生順利過關。

遲浩田慧眼識假案

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開始後,解放軍報社遲遲未見行動。這也難怪,解放軍報在「文革」初期最嚴重的一個案子是所謂的“綁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納,江青的女兒。定案的結論上寫著綁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這樣的案子誰敢動!遲浩田便把情況向軍報主要負責人張志作了彙報。涉及到江青的事,張志哪敢作主。他到總政治部向田維新彙報說:“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個情況,我們軍報的三個事件,遲浩田同志經過了解,認定都是假的。但是這三個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動就會反映到江青那裏去。所以我們落實幹部政策很難。”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幹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撓,胡攪蠻纏,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還不攪個天翻地覆?田維新想了想說:“能不能想個辦法,不惹江青。”張志說:“這辦法行倒是行,不過風險也很大。”田維新囑咐說:“這件事你先別辦,等我與德生主任商量一下再說。”第二天,田維新就與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認為也只能這麼辦了,如果不落實幹部政策,幹部受委屈,軍報也沒法辦好。解放軍報社按照這個辦法,解放了一批幹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狀,送了一大堆材料給江青。江青還真看了這些材料,在這裏批一個“這是一個反革命”,在那裏批一個“這是個壞人”,最後要“德生同志查處”。李德生正坐在沙發上看江青批轉的這份材料,田維新進來了。“你看吧!”李德生順手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摔,沒好氣地說。田維新一看,是解放軍報的事,就說:“這是意料之中的。”“怎麼辦?”李德生問。“有兩條辦法。”田維新胸有成竹。“哪兩條?”李德生追問。“第一條,再把他們都關起來。”“那不行,哪能這樣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這一個辦法。田維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說出了第二條辦法:“那就拖。”“拖得了嗎?”李德生不放心。“拖不了,還能再把他們關起來嗎?只有拖。”“那能拖多久?”“能拖個半年。”田維新接著說:“江青第一次問,你可以說,材料收到了,還沒來得及看。第二次問,說剛看,還沒有看完。第三次問,說剛查一兩個,還真沒什麼問題,其他的還沒有查。”“能那麼老拖著?”李德生又問了一句。“起碼可以拖半年,她還有那麼多精力問哪?”田維新蠻有把握地說。就這樣,這件事還真的給拖了下來。從這件事中,總政治部對遲浩田有了一個好印象,認為這個幹部能夠實事求是。事件過後不久,遲浩田從軍報副總編(副軍級)走上了北京軍區副政委的領導崗位。

經過一年多艱難的工作,全軍175位被打倒的高級將領全部得到解放,這裏傾注著周恩來的一片心血。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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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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