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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特殊女子給毛澤東的密信 改變老幹部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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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特殊女子給毛澤東的密信 改變老幹部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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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特殊女子給毛澤東的密信 改變老幹部的命運

2019年05月15日 17:08 最後更新:11:23

圖為2003年王海容(左)、劉潤芬(中)和唐聞生在一起合影。

「文革」中期,大批老幹部陸續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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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03年王海容(左)、劉潤芬(中)和唐聞生在一起合影。

毛澤東和王海容

毛澤東和王海容

王海容是當時外交部實際上的「負責人」

尼克遜和江青交談,後面的翻譯就是唐聞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十年動亂開始。隨著動亂的升級,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幹部被一夜之間打倒,慘遭非人的迫害。更有相當數量的老幹部遭到審查、隔離,甚至被關進監獄,身陷囹圄。造反派在各地區、各部委全面奪權,很多事關國計民生的部門和工作,一時陷入了混亂與停頓。

可是,從1972年底開始,情況忽然有了戲劇性的轉變,一大批原先遭到審查、隔離,或在監獄裏受到非人待遇的老同志,在獄中的飲食及看守們的態度都突然有了改善。其後,他們陸陸續續地被解放出來。不少人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與過問下,重又走上了領導崗位。這批老幹部的解放,對「文革」後期局勢的穩定,生產的恢復產生了良好的影響。然而,當時不少老同志心中都不免充滿疑惑,不清楚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情況的突然轉變。

這些老同志心中的謎團,直到「文革」結束後,才由鐵道部原副部長、1926年加入中共的老黨員劉建章同志揭開。

毛澤東和王海容

王海容、唐聞生傳書毛主席

事情是這樣的:鐵道部原副部長劉建章在「文革」初期即遭「四人幫」殘酷迫害,於1968年2月被捕入獄,接受專案組的審查,從此音信杳無,達4年之久。直到1972年6月8日,專案組才准許家屬探視。對此,劉建章的夫人劉淑清曾寫文章回憶道:“探視時,建章趁看守不注意,小聲告訴我說,他曾幾次向毛主席、周總理及中央寫申訴材料,都被專案人員當場撕毀。並說,在獄中解決不了他的問題,讓我想辦法將他的情況向周總理和毛主席反映……”

怎麼才能將情況反映給毛主席呢?劉淑清思來想去,想到了自己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兒劉潤芬,她和能經常接觸到毛主席的王海容、唐聞生是同事,而且,她們觀點相同,同屬於外交部內同情陳毅部長的「保皇派」,王海容當時還被造反派誣為“保陳(毅)狗”;唐聞生則被指斥為“修正主義苗子”。王、唐平時一貫同情老幹部和反對造反派胡作非為的態度,使劉淑清認定,她們是自己轉呈寫給毛主席的「上書」的最好傳遞者。

王海容、唐聞生得知了劉建章在獄中備受虐待,以及劉淑清準備上書毛主席的想法後,雖然知道轉呈這樣一封信,勢必得罪「四人幫」及其爪牙,而且需要冒很大的個人風險,但出於心中的正義感,出於對受侮辱、受迫害的老幹部的同情,她們義無返顧地表示了自己的堅決支持。她們讓劉潤芬轉告劉淑清,請她以家屬的身份,將獄中對老幹部的非人待遇,如實寫下來,並且認為,這不只是劉建章一個人的問題,如果這封信毛主席批了,將可以解救一大批遭受迫害的老同志。

劉淑清的「上書」不久即由王海容、唐聞生呈交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和王海容

王海容是當時外交部實際上的「負責人」

毛澤東怒斥監獄中法西斯做法

毛澤東看過劉淑清的來信後,很快便找王、唐去詢問。王海容後來跟家人回憶這段往事時說,她和唐聞生對「文革」當中造反派迫害老幹部的行為,本來就一直深為不滿,聽到了劉老在監獄中的遭遇情形後,她當時感到異常的氣憤,認為這樣地虐待老幹部是野蠻的行徑,不應該是共產黨的作風,這種暴行應該讓上面知道。後來毛主席看了信後找她們去問情況,她們便趁著這個機會,將老幹部們的悲慘狀況向毛主席作了彙報,還特別談到了一些自己所知道的造反派令人髮指的所作所為,以及「文革」中一些地方出現的荒唐與極端的做法。至於監獄中老幹部受虐待的情況,則在劉淑清給毛主席的信中,有具體的細節陳述。劉夫人的信里有一段這樣寫道:“在探視過程中,我發現他(劉建章)體質很差,面黃肌瘦,胳膊不能高舉,連說話有時也咬字不清。我對他的身體非常擔心,加之監獄生活條件如此之差,每天飲水也有定量(每日三杯),再渴時就只得喝冷水,每天‘放風’也只有30分鐘時間……”

了解到劉建章等老同志在監獄中遭受到的迫害,毛澤東震怒了,當即提筆在劉淑清的信上作了如下重要批示:

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尼克遜和江青交談,後面的翻譯就是唐聞生

毛澤東會見尼克遜和基辛格,唐聞生是翻譯

周恩來指示清查監獄待遇

周恩來總理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後,很快就將毛主席的這一批示予以了具體的落實,向時任公安部、交通部以及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的李震、楊傑、吳慶彤等人,作了有關的進一步指示,這一指示,可以看作是周總理對於毛主席簡短批示的具體發揮。周總理對上述國務院三部門負責人的指示全文如下:

李震、楊傑、吳慶彤三同志:

請你們聯合起來辦三件事:

一、將劉建章保外就醫。按他身體病狀,或送阜外醫院,或送工農兵醫院,並通知其妻劉淑清及其子女家屬去看望劉。

二、將劉建章全案結論抽出送國務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當面提出過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再在年內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佈廢除;併當著在押犯人公佈,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各事辦好,請分別報來。附去主席批示件,請隨第三事辦好退回。

周恩來

1972年12月18日

毛澤東的批示,以及周恩來對批示的具體落實,使一大批老幹部陸陸續續被解救出來。而當年這些老幹部們對他們待遇突然戲劇性地獲得改善的契機,大多都不明就裏。直到「文革」結束以後,他們才漸漸得知,「文革」中期老幹部境遇那次戲劇性的轉變,是由於劉建章的夫人劉淑清向毛主席反映情況的那封秉筆「上書」,以及王海容、唐聞生不顧個人的得失將「上書」轉呈毛主席。在「四人幫」勢力甚囂塵上的當時,轉呈這樣一封信,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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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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