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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怎樣打擊空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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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怎樣打擊空置房?

2019年05月20日 17:44 最後更新:11:20

上世紀40年代廣州的地標——愛群大廈。(圖片來自於美國《生活》雜誌已公開的歷史圖片庫)

民國治房/LI KAIZHOU

開欄語/這個欄目叫做「民國治房」,其宗旨就是帶讀者一起回首上個世紀前期的房價、房租、房產稅、購房糾紛、開發黑幕以及各種稀奇古怪的住房政策。丘吉爾說,回首越深邃,前瞻越智慧。希望這場回首不僅能帶來趣味,也能幫我們看清當代中國的某些房地產怪現狀。

1923年,廣州市衛生局做過一個調查:無房戶每家每月的房租支出,平均要佔到家庭總支出的兩成。這個比重,坦白說並不算高,但是低收入階層受不了,像人力車夫、清潔工、碼頭工人,每月掙的錢不多,除了餬口所剩無幾,租不起房,只好在垃圾填埋場與河道旁邊的空地上搭蓋窩棚。當時全市有1300名清潔工,全住在衛生局給他們搭建的簡易房裏。這些簡易房蓋在國有土地上,急於變賣公地以增加收入的財政局表示不滿,想把簡易房裏的清潔工趕出去,所佔的國有土地則拿出來分批拍賣。消息傳出,清潔工集體罷工,通過工會向政府呼籲,必須給無力租房的清潔工留一個安身之所。市政府研究之後,“飭令財政局將所有現設

廠之公地一律保留,免予投變”。為了勞工住房而放棄土地財政,這是當時廣州政府的人性化之處。

到1932年,廣州房租漲得更高了,當年12月2日,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第六版刊登評論說:「租價狂漲既滔滔未已,於是平民生計乃大受打擊,房租一項竟至佔全部生活費十分之二三有奇。長安不易居云云,大可為今日廣州贈也。」這時候,房租開支佔到了家庭總開支的兩三成。跟今天比,這個比重仍然不算高,不過比起民國初年的低房租來還是很高的,要不然當時的黨報也不會驚呼「不易居」。

1947年,廣州光復已久,外逃的市民大批返回,一些複員的軍人也在廣州定居,人口大增,市面興旺,同時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法幣一天比一天貶值,在工薪階層眼裏,租房成本要比抗戰前還要高。一個市立中學的高級教師,月薪兩萬(法幣,下同),津貼五千,拿著這兩萬五的「高工資」,只能買幾百根油條。如果家裏沒有房子,在市區租一個沒有廁所也沒有廚房的小單間,每月要花去一萬左右,租房的開支,佔到了月收入的四成以上。這時候,非但低收入的清潔工租不起房,連抗戰前被視為高收入的教師也租不起房。民國廣州,這時候才出現了真正的房荒。

但是房荒永遠是相對而言的。著名作家張恨水先生在解放前就說過這麼一句很精闢的話:「所謂房荒,只是荒了大多數人,卻有極少數人反有房多照顧不過來的痛苦。」還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柯靈先生在解放前也說過:「其實何嘗有房荒,平民雖立錐無地,而達官貴客巨宅連雲,所荒的,是平民沒有金條而已。」解放前的廣州,就跟張恨水、柯靈等人描述的一模一樣:一方面是多數人租不起房更買不起房,另一方面是少數有錢或有權者坐擁大批豪宅,住不完就讓它空著。廣州市政府為了緩解房荒,曾經下狠手打擊過空置房。

當時打擊空置房的手段是這樣的:空置房必須出租,超過合理使用面積的房屋也必須出租,而且出租期間不能抬租,不能加租,不能變相加租,不能借口翻建趕走房客,否則必須支付房客搬家費。如果自恃有錢,拒絕將空置房出租,則政府可以推平其房屋,拍賣其土地。

請不要批評民國政府不懂得尊重物權,當時廣州所採取的強硬手段,現在仍然被市場經濟非常發達、私人財產很受重視的一些西方國家使用著,而且效果非凡。例如在荷蘭,房屋只要閑置一年以上,政府就可以安排無房戶免費入住;在法國,房屋閑置一年,政府會處以房價10%的罰款,閑置兩年,再處以房價12.5%的罰款;在瑞典,空置房會被政府推倒,或者直接徵收為公共租賃房;在丹麥,住房閑置時間超過兩個月,政府就會強迫其房主免費出租。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房價收入比會遠遠低於中國、房租占收入的比例也遠遠低於中國了。

李開周,專欄作家,著有《千年樓市》、《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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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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