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述之是誰？有多少人知道很難確定。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中共四大前後是他人生最輝煌的時刻。在中共四大上，彭述之成為一顆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成了名副其實的僅次於陳獨秀的中共第二把手。
這顆中共四大產生的政治新星為何如流星般划過上空又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這位中共早期的活動家又經歷了怎樣的人生起伏？
季諾維也夫眼中的「老夫子」，留蘇三領袖之一
彭述之1894年出生於湖南省邵陽隆回縣，家鄉離我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居不過十數里地。1919年,在北京大學學習時參加了五四運動。1920年10月,在上海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彭作為中共最早黨員之一被派往蘇俄留學，先後在莫斯科紅軍大學和東方大學學習。因從小接受私塾教育，彭述之精通四書五經，又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善於引經據典。彭述之著作頗豐，口才也好，擅長演說，有會必講，滔滔不絕。在蘇期間,他擔任中共莫斯科支部書記，很受重視，連蘇俄負責第三國際工作的季諾維也夫也稱他為「老夫子」。
◆彭述之
留學莫斯科期間，彭述之非常活躍，與瞿秋白、羅亦農被稱為中共黨內「留蘇三領袖」。1922年1月,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黨國際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釗一同出席了共產國際五大。同年8月，彭述之回國，在上海大學任教，講授唯物史觀並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但主要精力是協助陳獨秀主辦黨的機關報《嚮導》周報與《新青年》雜誌。因為直接受陳獨秀的領導，逐漸成為陳獨秀的堅定支持者。
中共四大上的重要人物，地位直線上升
1924年12月初，正當國民會議運動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彭述之被中共中央指定參加中共四大的籌備工作。隨即他與陳獨秀、維經斯基等人組成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中共四大的一系列文件。在文件起草過程中，起草委員會內部在某些問題上意見不一致。在關於民族革命的性質問題上，彭述之與陳獨秀都認為是資產階級民族革命，二者並無分歧；維金斯基則持異議，他認為民族革命運動的性質不能確定，須看將來的成功如何，不過後來到審查草案委員會的時候，維經斯基也承認了陳獨秀、彭述之的觀點。
在這場民族革命即國民革命到底由哪個階級來領導的問題上，也產生了分歧。彭述之認為「關於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的問題，這是一個最嚴重而又最科學的問題」，他批評中共“在第三次大會上鬧出許多錯誤，完全是忽略了此點。換言之，就是我們同志把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資產階級的(力量)看得太高”。他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在此之前，彭述之曾專門為《新青年》撰寫了一篇文章《誰是國民革命之領導者》，客觀地分析證明中國工人階級比任何階級要革命，並且是國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領導者。
在產業工人能否加入國民黨這個問題上，彭述之也是支持的態度。據他本人回憶：「在職工運動中的爭點就是產業工人是否須加入國民黨？在此點有幾個同志還帶有點左稚病，即是他們以為產業工人不可使之加入國民黨。其實無產階級要想真正領導國民革命運動，在某種範圍內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是必要的，現在並已由事實證明此種主張之正確。」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彭述之以旅俄支部代表、大會秘書長的身份參加了大會。大會審查通過了關於民族革命運動、職工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以及關於宣傳工作、組織問題等一系列議決案。大會最後選舉了由9人組成的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彭述之為其中之一。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任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後稱部長），後兼黨的機關報《嚮導》主編，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委員。這五人中，蔡和森同年11月出席共產國際第五屆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之後，暫駐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直至1927年才回國，張國燾經常不在上海，黨中央的實際領導工作便由陳獨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主持。據彭本人回憶：「我因為經過一個多月整天整夜的會議生活之後，現在已經病了。」可見，其籌備、參加中共四大確是辛苦。
當時，黨的主要工作是進行思想發動和馬列主義宣傳，所以在中央局五名成員中，以彭述之為首的三位領導人是做宣傳工作的，由此可見其地位和責任之重。彭述之由此一躍成為中央領導人，名副其實的「二把手」。他對未來黨的前途充滿憧憬：“我黨的黨員數目近兩三月來增加速度很快，在大會上據各地的報告（有幾處不完全）已有900黨員，如果切實統計起來約有1000黨員，並且黨員中公認已佔50%以上。各地方近來的工作於內部的訓練亦蒸蒸日上，尤其在廣東、上海兩區甚為進步，由此種趨勢下去，吾黨前途實有無限之希望。”直到晚年于海外時，彭還為這段經歷而自豪。中共四大後擔任中央宣傳部秘書的鄭超麟，在其回憶錄中分析了彭述之異軍突起的原因：“彭述之，這是一個新人物，未回國前，國內黨員不認識他，黨外的人更不用說。他從未參加過群眾運動。他在領導機關代表什麼力量呢？原來他是國際派來的同志，代表當時的國際路線。他未經大會選舉就參加中央會議，擔任宣傳部長。”
《嚮導》周報的主編，拒絕刊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周報主編蔡和森赴莫斯科開會，並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彭述之接任《嚮導》周報主編。受陳獨秀的影響，在彭述之擔任主編時期，《嚮導》周報一度改變了編輯方向，對當時正在興起的農民運動和北伐戰爭不支持、不擁護，導致黨內思想不統一。作為黨內負責宣傳的最高領導人，彭述之拒絕發表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個公開發行的中央機關報《嚮導》。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後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然而陳獨秀等人認為，湖南農民運動「過火」，“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1927年3月5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部分章節首次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周刊上發表。同時，毛澤東將《考察報告》送交中央，希望能在《嚮導》周報上發表。陳獨秀將之擱置，不予理睬。瞿秋白看了毛澤東的《考察報告》後，給予高度評價。在瞿秋白的爭取下，3月12日，《嚮導》周報191期發表了《考察報告》的部分內容。可是，陳獨秀、彭述之不但不接受毛澤東向中央提出的建議，還不許《考察報告》在《嚮導》上繼續刊登。最後，在瞿秋白的大力幫助下，《考察報告》才以單行本的形式在長江書店出版。
陳獨秀路線的擁護者，最終分道揚鑣
1926年是中國革命的多事之秋。作為中共當年主要領導人之一,彭述之深深地陷入了旋渦之中。1926年3月20日,廣州發生了著名的「中山艦事件」。為反擊蔣介石,限制他的權力的膨脹,陳獨秀召集中央會議,決定採取四條對策,其中之一是在廣州成立中共中央特委,由彭述之、張國燾、譚平山、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六人組成,彭述之為書記。陳獨秀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並派彭述之與妻子陳碧蘭帶著中央批示坐船從上海去廣州落實。
幾乎就在同時,廣東政府的政治顧問鮑羅廷於4月29日帶著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決策,回到了廣州。鮑羅廷是中國大革命時期一位傳奇人物,1923年9月,鮑羅廷作為蘇俄政府和蘇共中央派駐國民黨的代表到中國,不久被孫中山先生聘為國民黨特別顧問,權力極大。當時,蘇共中央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堅決主張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後者佔了上風。彭述之關於共產黨集體退出國民黨的方案還沒有實施就遭到鮑羅廷的壓制。鮑羅廷甚至提出:此時此刻「共產黨員應該是國民黨的苦力」。彭述之廣州之行一無建樹,只好帶著陳碧蘭於6月初悻悻返回上海。
◆晚年彭述之與陳碧蘭。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大革命進入高潮。但是陳獨秀和彭述之依然抱著「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對迅速發展的形勢缺乏變通和駕馭的能力。中共中央執委在上海召集一次重要會議,專題討論北伐。陳獨秀提議反對北伐,彭述之隨即表示支持。但執委中張國燾和瞿秋白反對,最後進行表決,以2票對2票不相上下。根據共產國際的支持和中共黨內大多數同志的意見,中共中央發出第一號通告,公開表示贊同北伐。這對陳獨秀、彭述之而言,無疑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打擊。
1926年底,蘇聯政府又派了三位代表抵華,指導中國革命。他們在武漢與鮑羅廷商議後,一致認為中共黨的主要工作應該放在支持北伐上。他們要中共黨內的領導人之一瞿秋白撰寫文章,反對陳獨秀路線。正如這三位蘇聯代表1927年3月遞交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說:「由於陳獨秀在中共黨內的威信太大,目前更換領袖不太可能,只有以反對彭述之來旁敲側擊陳獨秀」。於是瞿秋白以“身體不適,需要休養”,向中央請假,悄悄上了廬山,開始撰寫“反對彭述之主義”的小冊子。
中共五大在漢口召開,此前瞿秋白撰寫的《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的小冊子,已在黨的代表以及黨的積極分子中廣為散發,五大開幕式的會場上,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放著這本7萬餘字的小冊子。這本原名為《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史中之孟什維克主義》的小冊子,洋洋洒洒點名羅列了彭述之的17條錯誤。
1928年4月,彭述之因堅持右傾錯誤,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1929年，同陳獨秀等人結成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進行反黨的組織活動，同年11月被黨中央開除黨籍。彭述之和陳獨秀圍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等問題，兩人之間產生了很深的裂痕和分歧，以後由分歧轉為完全對立，最終分道揚鑣。
1932年10月彭述之被捕入獄，1937年8月獲釋；1948年，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並遷往香港；先後流亡越南與歐洲；1973年移居美國；1983年11月28日病逝。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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