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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自報「大將」軍銜 為何被降級成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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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自報「大將」軍銜 為何被降級成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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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自報「大將」軍銜 為何被降級成上將?

2019年05月22日 18:28 最後更新:11:10

1955年,無論從「學蘇聯」、軍隊建設正規化,還是對開國將領的「論功行賞」,都需要實行軍銜制。但從最初的紅軍到後來的八路軍、解放軍,我軍一直強調「官兵平等」,這回帥、將、校、尉一級級評起來,不僅在服裝上直接顯示銜級,和工資收入掛鉤,更關係到「對革命的貢獻」等要緊軟體。這件事實在很棘手,既要實行軍銜制,又要平穩推進,很考驗中央的領導水平。

1955年1月,中央軍委發佈《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向軍界發出「評銜」信息。中央軍委幹部部召開全軍「軍銜獎勵工作會議」,交代評銜中的掌握標準與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等具體事宜。2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向全國宣佈即將「評銜」。中央軍委要求年底前完成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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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無論從「學蘇聯」、軍隊建設正規化,還是對開國將領的「論功行賞」,都需要實行軍銜制。但從最初的紅軍到後來的八路軍、解放軍,我軍一直強調「官兵平等」,這回帥、將、校、尉一級級評起來,不僅在服裝上直接顯示銜級,和工資收入掛鉤,更關係到「對革命的貢獻」等要緊軟體。這件事實在很棘手,既要實行軍銜制,又要平穩推進,很考驗中央的領導水平。

1955年的受銜儀式

許世友在天安門城樓上

許世友在視察部隊

許世友和毛主席

許世友和陳雲

許世友和鄧小平

許世友和老首長徐向前

1955年的受銜儀式

中央軍委規定,各軍兵種只評少將以下的校尉級軍銜,少將以上由中央軍委直接掌握。程序規定先由個人自報銜級,然後由中央軍委平衡審定。

評銜工作開始後,果然引起全軍上下關注。

最後,綜合平衡,評出十大元帥、十大將、57名上將、177名中將、802名少將。過程中有一些波瀾,總體還平穩,未鬧出太大動靜。1955年9月27日下午5時,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將級以上軍官授銜典禮,10月1日起正式實行軍銜制。

許世友在天安門城樓上

原來,軍銜評定工作最初設計時就根據整體情況,先制定幾條硬性規定,以便參加評銜的軍官們人人「參照自定」,先在心裏打打「譜」,不要心理預期與最後的定銜相差太大。元帥乃最高級別,全黨全軍公認,牽涉人數不多,爭議不大。麻煩的是大將以下,誰上誰下,人數多,牽涉面大。因此,中央軍委規定較細,防患未然。具體杠杠如下:大將必須紅軍時期擔任軍級以上職務、上將必須紅軍時期擔任師級以上職務、中將必須紅軍時期擔任團級以上職務、少將必須紅軍時期擔任營級以上職務。

許世友在視察部隊

但也不絕對按上述杠杠來,有一定的靈活性。許世友曾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軍長,戰功不小,自報大將亦合「規格」,但經“綜合平衡”降為上將。粟裕紅軍時期最高職務為中央蘇區紅四軍參謀長、紅七軍團參謀長,可上可下的“紅軍時期軍級”,但因在解放戰爭中戰功卓著——七戰七捷、孟良崮戰役、淮海戰役,按絕對戰功,粟裕應列元帥,但粟裕入黨時間較晚(1927年6月),軍內資歷相對較淺,只好委屈他為第一大將。張愛萍紅軍時期最高職務是師政治部主任,最終被授予上將軍銜。

許世友和毛主席

36歲的皮定均評銜時自報少將,毛澤東擢其為中將;許光達自報上將,擢其升大將。不少「紅小鬼」出身的將軍還不到40歲,如今營團幹部的年齡。如39歲肖華上將,40歲劉震、陳錫聯均為上將。

許世友和陳雲

許世友和鄧小平

許世友和老首長徐向前

徐向前、羅榮桓、徐海東、許光達、徐立清、孫毅,這6位謙虛讓銜,但最後,中央軍委只降了徐立清一人,由上將降至中將。徐立清曾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解放軍第一兵團政委,無論按紅軍時期職級還是現任正兵團級,他都夠評上將的資格。但他時任中央軍委總幹部部副部長,負責這次軍銜評定工作。周恩來做他的工作,要他接受「組織決定」,接受上將軍銜。徐立清反過來做周恩來的工作:有些人“鬧銜”,兩眼只盯著幹部部,我授低了,有利於做這些人的工作。所以周恩來同意了徐立清的降銜請求。

1979年許世友指揮對越自衛反擊戰,王震代表中央看望前線指戰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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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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