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鄭和學會秘書長張明睿博士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5月號發表專文《中美對抗下台灣的道路轉化》，作者認為：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地緣槓桿，莫過於「作為戰略資源與工具的台灣牌」。台灣戰略依賴，失去了戰略耐心與定力，也失去了理性判斷。中美衝突，美國目的乃在「抑制中國大陸發展速度維繫美國霸權」，台灣急於“獨立心”態，美國也樂於視台灣為槓桿，禍及台海。一來可以減輕中國大陸在南太平洋島國經營，突破美國第二、三島鏈的戰略防禦設想的壓力；其次，若衝突升高引發戰火，迫使大陸由經濟發展戰略轉向台海戰爭遂行，放棄了和平發展的背景，兩岸將陷于軍事衝突。文章內容如下：
序言
國際社會是由眾多成員所聚集，成員們也為著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在忙碌著，傳統的“政治地理學”由這個著眼點，把國家視為有機體，二次大戰爆發後，這個學說成為“代罪羔羊”，被認定為偽科學，卻無法抹去「生存與發展」的事實需要。
「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具有不同的政治識別，“無政府狀態”是主要的分野，雖然國際社會成員們，可以創造制度、形成規範，讓彼此相互依賴著，卻也無法有效處理“衝突”問題。“沒有共同權力的地方就沒有法律，而沒有法律的地方就沒有所謂不公正。”沒有“道德”成為無政府狀態的特徵，國際社會成員只能依靠“自助”的方式“捍衛生存”與“促進發展”。
「捍衛與促進」是以資源為基礎，無資源難成工具，無工具難以展現力量予以實踐。在國際政治領域，國家力量轉變為國家權力，「生存與發展」則是國家的根本利益，透過權力追求利益極大化成為國家天職。
二戰後，美國和平轉移了英國的主導權，卸掉日本的經濟競爭能力，贏得冷戰的長期鬥爭，進入了「獨強」地位，“霸權穩定”的思想，解釋著“美國治下的和平”，用中國傳統觀念，“以力服人者霸”，“霸”乃是基於“力”而來。
一、美國「戰略中心主義」的重現
2017年美國軍方提出了「整體政府」（whole government）的概念，主要的意義便是重返冷戰的「戰略中心主義」的運作，也就是各部門的政策應滿足“國家戰略”目標需求，進行力量的整合與協調。
奧巴馬政策，主要源自於經濟中心為視野，復甦國內經濟為要務，對外關係上，則以「多邊經濟」協定（TPP），聯盟關係重塑，安全議題升級構作運行，軍事戰略介入並不明確。這樣的觀點仍是一種“融入主義”，以經濟政策為優先的主張，如今被特朗普政府視為是失敗的政策。
戰略中心主義，更多的是傾向於安全戰略的設想，2017年起，俄羅斯、中國被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三個重大的的行動，被提上日程，一是常規戰爭取代反恐戰爭的指導，2019年軍費高達7160億美元，同時主導“印太戰略”聯盟體系的塑造；二是對中國大陸發動關稅，科技、匯率、經濟主權的較量；三是台灣作為抵銷中國大陸的地位被強化。軍事的、經濟的、聯盟的、外交的力量要素共同施作，構成對“中國崛起”的「整體政府」行動。
這樣的發展趨勢，正如「修昔底德陷阱」論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說，“中美戰略基礎的確已經受到瓦解”的評斷。
二、中國成為主要假想敵人
中國大陸的體量與發展，具有挑戰美國地位的潛力，戰略中心主義主要是以「能力」作為競爭思考的基礎。2000年中國大陸GDP進入1萬億美元總量，當年小布殊政府便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說的通俗一點，便是視中國具有“威脅能力”的假想敵。
但受到911恐怖攻擊事件影響，美國將戰略目標轉向「全球反恐」，在“全球反恐戰略”需要下轉化了對中國的“戰略競爭”態度，卻也無法掩飾美國對中國的“疑慮與企圖”，讓中國大陸警覺，啟動了加大軍事戰略發展的投入。
2010年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崛起的事實已經擺在眼前。奧巴馬政府一方面要處理國內金融危機所產生的經濟困局，同時針對中國崛起，喊出「亞洲戰略再平衡」的施作，2016年南海國際仲裁的宣佈達到高潮，卻因少了軍事權力的支撐，反而弱化了美國在亞洲同盟眼中的“承諾”。
美國亞洲「戰略再平衡」的乏力，引起美國戰略學派者的不滿，2018年年初美國學界、政界、業界興起對中國政策的大辯論，認為未來五年內是抑制“中國崛起”的關鍵時期。2019年3月27日蓬佩澳（Pompeo）在“國會”的聽證會上表明“確保中國和俄羅斯不能獲得戰略優勢”，中國的排名顯然超越俄羅斯，成為“頭號”的假想敵。
三、美中衝突的效果評估
中美之間的戰略衝突，來自於四個命題，「2010年美國在亞洲戰略再平衡的推動；2013年大陸推行“一帶一路」經濟全球化戰略； 2018年中美的經濟戰的對壘；2017年後兩造的軍備競賽。”
西太平洋權力再平衡的命題，如今已經轉變為印太戰略，此域的衝突由東海、台海、南海，進入了南太平洋的連結，權力衝突已由第一島鏈，向東擴大到第二、三島鏈領域延展，介入了美澳傳統戰略控制區。
一帶一路經濟戰略，如今已由發展中國家參與，吸引了七大工業國家中的義大利，盧森堡也相繼加入，打破了7G的聯盟態度，此戰略向東拓展，進入南太平洋島國，引起了美、澳警惕，同時讓美國憂慮南太對關島、夏威夷的軍事影響。由於一帶一路共贏信念與多邊主義的倡議，讓中國的國際形象提升了許多。
中美的貿易戰，經過一年的交鋒，如今已經明朗化，美國經濟競爭的議題，遠遠超過關稅與貿易逆差，還包括了技術移轉、智慧財產權保護、金融匯率與經濟結構調整等，2019年4月3日劉鶴至美展開第九輪磋商，進一步討論「協議文本」，沒有意外的話，今年下半年應有一個結果。
軍備競賽部分。從中美經費投入觀察，美軍2019年7160億、2020年規劃7500億國防投資，相較於奧巴馬時期，高出千億的預算，約佔GDP4%。從中國方面來看，2019年為1776億，相較去年增長7.5%，約佔GDP1.5%。從軍費投入來看，顯示美軍的焦慮，對此，卻難以評斷中國是否加入了軍備競賽行列，從造艦速度來看，一年下水船艦約為中等國家艦艇數量，確實也是快速的。
以上四個命題分析，貿易戰已經逐漸接近尾聲，而「一帶一路」發展，也突破了工業國家的抵制；另外兩個命題皆屬地緣戰略的議題，美國仍必須依賴聯盟進行戰略締造。然軍事投資的擴充力度，若從美國軍費佔比4%與中國軍費的1.5%相較，顯然是中國大陸的餘地優勢高於美國，因此，戰略平衡的權力向誰傾斜，如今言之過早，地緣戰略的摩擦，將持續且加劇進行。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因快速發展，形成大國間的恐懼，大國動用各項資源與工具進行阻滯其崛起速度，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中的政經活動，短期間難免受到壓制，由於中國大陸在國際間的「姿態與主張」，相對於美國溫和與誠信，且和平年代經濟發展是主流勢，欲以安全視野的“混和戰略”手段介入經濟發展，實為不易。美國為首的情報單位與華為5G的交鋒顯見乏力，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更何況撼動中國大陸龐大的經濟體，長期而言效果是有限的。
四、美國積極打出台灣牌
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地緣槓桿，莫過於「作為戰略資源與工具的台灣牌」。奧巴馬卸任前簽署了2017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首度將“台美軍事交流”列入法條，啟動了“台灣牌”的操作，之後的2018法案強調“軍艦相互停泊對方港口與防禦合作”、2019法案更是直接提出“協助台灣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維持台灣充分的防衛能力”。在外交事務部門，通過國會運作完成了“台灣旅行法”、“亞洲再保證倡議法”。
美國為了能掌握「一中政策」的詮釋權，不但“立法明志”，同時化為行動以示信諾。例如在軍事上售台F16V戰機、神盾系統戰艦、M1A2戰車、協助潛艇製造、完善C4ISR系統等等，以提升台灣防衛能力；其次，派出伯克級戰艦、B52轟炸機，自由航行與飛航台灣海峽、南海水域等行動。在外交上，成立美台印太戰略諮詢會議、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體系、維繫南太平洋島國邦交、促使南太平洋島國論壇“平等承認大陸與台灣地位”等。
除此之外，2019年開始，美國政府更是直接介入兩岸關係，如蓬佩澳指出，「美國正利用各種工具來阻止外交孤立台灣」，史迪威（David Stilwell）“反對北京以脅迫方式推動兩岸統一”，印太司令戴維森（Philip Davidson）“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方案，不能反映雙方的意願”。這些動作已經貼近了“主權”的底線，必然會引起中國大陸的反制動作。
五、台灣面臨戰火的衝擊
在未分析台灣困境時，首先必須理解「戰略」隱含著“暴力與詐欺”要素的美化，「戰略」成為一個國家對外關係的中心位置時，“戰略語意”狡黠性質必須關注。殷鑒不遠，中東國家的悲劇，都是驗證「戰略中心主義」最佳的例子。戰略是具有彈性的，力量有變，戰略途徑也隨之改變，台灣沒有樂觀的本錢。
確實，這三年台灣戰略地位是升高了，但卻是在美國「戰略需求托舉」下形成。台灣已經進入美國戰略謀劃圈，既不是搭便車，也不是相互依賴，而是完全戰略依賴。
美國這三年對台政策也確實在活化，但美國仍有底線的思考。例如軍售F16V全新戰機，是實實在在「三代半」空優機，但若比較中國大陸空優機性能與J10C相當，技術水平並無超越中國大陸；美國與台灣成立“印太戰略”的諮詢會議，並無逾矩一中範疇；蓬佩澳所稱維護“台灣國際地位”乃是指南太平洋島國與台灣現存的“建交國”；“一國兩制”問題，是基於“維持兩岸現狀”的評斷。美國確實介入台海關係，但底線仍是存在，台灣必須認清細微處的政治意義。
2019年3月31日晚「國防部」發佈新聞稿，“共軍兩架殲11型戰機，於上午11時許越過“海峽中線”，進入海峽西南空域。”這是一個警訊。大陸智庫學者劉國琛表示，“所謂“‘海峽中線’是個偽命題。”“美國軍艦今年已經三次通過台灣海峽，大陸方面做出應有的反應，一點兒也不奇怪。”台灣與美國戰略同步，欲乘勢急於謀求台灣“獨立”地位，卻將“衝突戰火”懸在自家門上。
台灣戰略依賴，失去了戰略耐心與定力，也失去了理性判斷。中美衝突，美國目的乃在「抑制中國大陸發展速度維繫美國霸權」，台灣急於“獨立”心態，美國也樂於視台灣為槓桿，禍及台海。一來可以減輕中國大陸在南太平洋島國經營，突破美國第二、三島鏈的戰略防禦設想的壓力；其次，若衝突升高引發戰火，迫使大陸由經濟發展戰略轉向台海戰爭遂行，放棄了和平發展的背景，兩岸陷于軍事衝突。
台灣的盲動，直接替美國完成了戰略目的，而台灣卻成了殺戮戰場，並未能獲取任何利益，所以，台灣必須拾回戰略自主，轉變「脫中入美」的依賴戰略，“戰略自主”方能掌握台灣實質利益的導向，去除“依賴戰略”，避免戰火攤牌。
六、台灣可選擇的道路
台灣在道路的選擇上，首先，要重視兩岸「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事實上，“維持兩岸現狀”，所指的便是目前“台海和平”的狀態。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明示“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不把中國認為是‘外國’，如今‘“國安法”’要修法為敵方。”實陷於兩岸目前狀態是屬於內戰時期，一方面享受著“和平發展的紅利”，同時又要否定“兩岸和平發展的相互關係”，相當矛盾。
在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下，台灣仍有兩個方案可以選擇，「和平協議制度競爭」、「平衡性的對外關係」等兩組概念。
「和平協議制度競爭」，“和平協議”是將兩岸和平發展關係以協議方式確立，同時在和平協議之中表述“制度競爭”的概念。這條道路趨近於“一國兩制、一中各表的精神”，是建立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下構建。勿論稱呼彼此關係為“一國兩府、一國兩治或是一國兩體”，只在沒有“敵人”的概念下，無障礙地、無歧視地進行兩岸交流及良性的制度性競爭。這條道路，既符合台灣宣稱的民主制度價值，也符合大陸制度自信的態度，同時也可以去除“台獨”“藉華之殼行獨之實”，區隔“華統與華獨”的差異。
「平衡性的對外關係」，這樣主張或許被聯想為馬英九的和平主義，主張和中（陸）、友日、親美的平衡性外交關係，目的是避免台灣成為“棄子或棋子”的下場與地位。平衡性外交最困難的問題仍是安全議題，由於“國軍”長期以來，不論在“裝備、技術、思想”上，皆以美軍體系接軌，如何在這項議題維繫“中美台”的平衡性，台灣應該想辦法令美軍放心，保證不涉及美軍軍事機密範疇下，讓美國不再阻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以達到兩岸“去安全化”，避免戰爭，防杜“戰爭代理人”陷阱的出現，讓台灣安全與經濟發展得以兼籌並顧，在真正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下，展開兩岸的良性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