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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壯烈的阻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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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壯烈的阻擊戰

2019年05月24日 20:28 最後更新:17:10

一場壯烈的阻擊戰

張丁材

圖為山東省莘縣蘇村東部的蘇村阻擊戰紀念館,矗立著蘇村阻擊戰烈士紀念碑。

1941年1月,侵華日軍在魯西平原進行多兵種聯合的冬季大掃蕩,魯西軍區司令員楊勇命令特務三營的營部及第九、十兩個連隊組成對日軍的阻擊部隊,在蘇村(今山東省莘縣張寨鎮蘇村)對敵施行阻擊,以掩護黨政機關及大部隊的轉移。

1月17日上午9時左右,哨兵來向特務三營營長鍾銘新報告:「東南方向有6輛滿載日軍的汽車正向蘇村方向撲來。」話音剛落,九、十連的哨兵相繼鳴槍報警。當敵人進到距我前沿工事只有100多米時,鍾營長一聲令下,機步槍一齊開火,槍聲壓過了敵軍汽車的引擎聲,不少日軍中彈後從車上栽下來。其餘的立即跳下車,排成戰鬥隊形向我九連陣地衝擊。九連戰士憑藉工事掩護展開火力,又殲滅一批敵人,剩下的敵人趴在地上不敢動彈。幾分鐘後,敵人的後續增援部隊趕到,200多名日軍從十幾輛汽車上跳下,在幾十挺機槍和幾十門小炮的掩護下蜂擁著衝過來,我九、十兩連戰士同時施展火力將其擊退。日軍銳氣受挫,藏在汽車後面久久不敢反擊。

上午11時,戰鬥再次打響,敵人主攻目標仍是九連陣地。激戰中,九連連長黃學友身負重傷,拉響手榴彈與衝上來的敵人同歸於盡。敵人乘機將九連陣地衝出一個缺口,副教導員秦光立即帶領戰士與敵人展開搏鬥,終於將敵人擊退。這時,另一方敵人又衝破十連陣地,攻進了南門,指導員嚴海元和代連長高雲漢立即組織反擊,硬是將敵人頂了回去。

中午,敵人已對蘇村的四面進行了包圍,並用重機槍封鎖了通往蘇村的所有路口,後集中輕重武器向我陣地發起全面進攻。三營指戰員個個視死如歸,與敵人展開了浴血奮戰。正當戰鬥進入白熱化階段的時候,敵人又調來5輛坦克直衝九連陣地。九連戰士用集束手榴彈對付坦克,此時二排長劉勇身負重傷不能站立,便將幾個手榴彈掖在腰間,爬到陣地前沿的通道口上,待敵人第一輛坦克開過來時,他同時拉響幾顆手榴彈。劉勇犧牲了,敵人的坦克也癱瘓了,後面的坦克攻不上來,敵軍尾隨的步兵頓時大亂。九連戰士趁機開火,打得敵人血肉橫飛。鍾營長腹部被彈片擊中,他忍痛燒掉身上藏著的重要文件,用棉衣角堵住傷口,拿起一顆手榴彈滾出掩體,拉出彈弦,與衝上來的幾個鬼子同歸於盡。十連指導員嚴海元在房頂上抱著機槍向敵人掃射,忽然腿部中彈,連人帶槍跌落小巷中,他打完了最後一梭子彈,至死懷中仍抱著那挺機槍。

戰鬥進行到下午1點鐘,敵人佔據了村中主要街道,到下午4點多鐘,我方只剩下50多人,仍在頑強抵抗。敵人無奈,開始施放毒氣。毒氣嗆得戰士們劇烈咳嗽,鼻涕一把眼淚一把,十分痛苦。他們找來濕毛巾包著肥皂沫、大蒜渣捂住口鼻,繼續戰鬥。

到下午5點左右,沒被毒氣熏倒的只剩下10多個戰士,大家轉移到蘇村西北角的一處小院中的一間舊房子裏。見房後有幾個敵人正在烤火,戰士們開槍消滅了2人,剩下的敵人很快爬上房頂,將手榴彈和毒氣彈一起往院子裏投。毒氣瞬間湧進屋子,屋內的戰士很快就暈倒了,不幸落入敵手。敵人將被俘的戰士拉到院子裏,待戰士們凍醒後便審問軍區機關和楊勇司令員的去向。敵人半天都沒能從戰士口中得到想要的信息,便氣急敗壞地用刺刀向戰士們身上猛刺,戰士們一個個倒在血泊中。

下午6點左右,日軍撤退後,蘇村群眾在清理戰士遺骸時發現有幾個胸口還有熱氣,便緊急包紮搶救,後抬進地窖掩藏起來,這場戰鬥我部隊只有8人得以存活。

蘇村阻擊戰,我阻擊部隊在人數、武器均處於劣勢的情況下,以130多人的兵力,阻擊和牽制了比自己多十幾倍的日軍的瘋狂進攻,掩護了邊區首腦機關和當地軍民的安全轉移,用血肉之軀築起了一座抗日豐碑。

如今,位於蘇村東部的蘇村阻擊戰紀念館,建有當年蘇村阻擊戰中為國捐軀的抗日烈士的合葬墓。每年都有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到此祭奠。「寒冬流盡戰友血,澆得今日百花奇。」這是當年蘇村阻擊戰的倖存者秦光在祭奠戰友時含淚寫下的詩句。

(作者張丁材單位:山東省莘縣紀委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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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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