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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綺雲 徐林俠:革命伴侶共譜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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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綺雲 徐林俠:革命伴侶共譜讚歌

2019年05月24日 20:29 最後更新:17:20

宋綺雲 徐林俠:革命伴侶共譜讚歌

邱冰清

革命伴侶宋綺雲、徐林俠(左)像 (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江蘇徐州邳州市八路鎮岠山腳下,小蘿蔔頭紀念館裏,共和國最小的烈士「小蘿蔔頭」宋振中和他的父母宋綺雲、徐林俠,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在紀念館裏「團聚」了。

宋綺雲,1904年出生於江蘇邳縣(今邳州市)八路鎮一個農民家庭。1919年五四運動的風暴席捲邳縣,宋綺雲首先響應,積極宣傳愛國主義思想。1920年考入江蘇省立第六師範學校。1926年10月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即黃埔軍校第六期。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徐林俠,1904年出生於江蘇邳縣邳城鎮一個農民家庭。1924年考取江蘇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宋綺雲受黨指派返回邳縣,先後任中共邳縣特別支部組織幹事、中共邳縣縣委委員和書記。同年,徐林俠也回到邳縣任中共邳縣縣委委員兼婦女會會長。1928年10月,徐林俠與宋綺雲結為革命伴侶。

1929年,宋綺雲赴東海縣組建縣委,並擔任書記,同年秋到北京,在北京大學文學系作旁聽生。1929年12月,宋綺雲到河南南陽的楊虎城部隊,擔任《宛南日報》總編輯。

1931年夏,宋綺雲被任命為第十七路軍的機關報《西北文化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1935年10月,按黨中央指示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別支部,主要任務是做楊虎城將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工作,宋綺雲任特支委員。

西安事變前夕,宋綺雲參加草擬張、楊抗日救國八項主張等文件,徐林俠籌備婦女救國會,並協助宋綺雲開展革命活動。事變發生後,宋綺雲利用《西北文化日報》,全面介紹事變的起因、經過,積極評價事變的實質和意義,廣泛宣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西安事變後,宋綺雲處境極為危險。他在赴延安學習後,回到西安堅持工作。1938年初,宋綺雲被黨派往國共合作的河北省臨時政府,任政治處副處長兼組織科長,負責與八路軍總部的聯絡工作。1939年11月,黨組織派宋綺雲到晉西南中條山孫蔚如第四集團軍總部任少將參議,兼總部干訓班副教育長、政治教官。他利用合法身份繼續從事統戰工作,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艱巨而又特殊的鬥爭。

1941年底,宋綺雲、徐林俠及他們8個月大的幼子宋振中被國民黨軍統特務逮捕,先後被囚禁在重慶「白公館」監獄、渣滓洞和貴州息烽集中營。獄中八年,他們遭受了非人的嚴刑拷打和種種折磨,但他們從未屈服,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和堅強意志,「我決不能彎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饒;人生百年終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

1949年9月6日,宋綺雲、徐林俠夫婦及未滿9歲的幼子「小蘿蔔頭」,與楊虎城將軍父子一起,在重慶松林坡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殘忍殺害。

為了紀念他們,2003年當地政府在宋綺雲的出生地八路鎮動工籌建小蘿蔔頭紀念館,展示其一家三口一生的故事,2005年紀念館建成開放。邳州當地的中學經常組織學生來此參觀,先後組織開展「和小蘿蔔頭比童年」「少先隊入隊宣誓」等活動。

記者邱冰清)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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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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