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上，黨中央作出決定，正式恢復黨的紀律檢查機關，選舉產生了由100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40年過去，中國紀檢監察體制發生重大變革。新京報記者從中國方正出版社（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主管主辦的全國紀檢監察系統唯一專業出版機構）獲悉，為記錄40年來中國紀檢監察事業的變化，去年經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領導同志批准，中國方正出版社採訪了40位中央紀委機關離退休老同志。
近日，《傳承——我親歷的中央紀委故事》一書已由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責任編輯王楚楚說，這40位同志，他們年齡不同、經歷不同、工作崗位不同，有的放棄了更好的待遇、更優渥的條件，選擇了紀檢監察事業作為自己的終身目標；有的大學畢業進入這一紀委機關，在這裏度過了自己整個工作生涯；有的從地方調來，拖家帶口來到北京。
「半年的時間裡，從酷暑到冷秋再到寒冬，40多次採訪，沒有一位老同志遲到，沒有一個人提出過接送要求。」王楚楚稱，採訪結束，當提出派車送老同志回去時，他們常常會拿出一張薄薄的公交卡拒絕。
這40位老同志，曾有多人辦理過大案要案。新京報記者梳理出了這些老同志辦理的劉少奇冤案平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廈門遠華案，成克傑案等案細節。
巡視發現武長順、白恩培、沈培平、仇和等人線索：
「巡視幹部，首先要做到正人先正己，要有一身正氣」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在這40位離退休老同志中，有幾位在十八大後參與了中央巡視工作。
中央巡視組原正局級巡視專員任愛軍於2006年進入中央第五巡視組工作。在十八大後的巡視中，曾發現多名省部級官員的問題線索。
任愛軍稱，十八大之後，中央第五巡視組第一站是重慶。「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黨組原副書記譚棲偉嚴重違紀的線索，就是我們在這次巡視中通過談話了解到的，從蛛絲馬跡順藤摸瓜，及時掌握了證據材料。後來，我所在的巡視組還巡視了雲南、天津、全國政協等地方和單位。白恩培、沈培平、仇和、孫懷山等人的問題都是在巡視中發現的，在天津巡視時還發現了武長順的問題。巡視組發現問題線索，既要把工作做細做實，還不能打草驚蛇，工作壓力是很大的。」
2016年2月至4月，中央第九輪巡視首次對遼寧、安徽、山東、湖南等4省進行「回頭看」，採取“一托二”的形式。任愛軍稱，“無論是找人談話，還是查找資料，都格外用心。功夫不負有心人，在談話中發現了一份原始材料中的問題，最終從中發現了安徽省原副省長楊振超嚴重違紀問題線索。我們迅速與紀檢監察室對接，巡視剛一結束，楊振超就被立案審查。安徽省原副省長陳樹隆，省司法廳原副廳長程瀚，省交通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黨委書記周仁強等人的嚴重違紀問題線索，也都是在這次巡視中發現的。”
任愛軍還回憶，巡視時，想向巡視組反映問題的人有時候擔心被打擊報復，不願意輕易露面，也不願意到巡視組駐地來。「我們就會在電話中徵求他們的意見，請他們選地方。有一次，一個舉報人約在一家酒店見面，提出用對暗號的方式接頭，就是他坐在酒店大堂沙發上拿一份報紙看，我們去的同志手上也拿一份捲起來的報紙。我們就按他的要求去赴約。到了酒店，發現有個人坐在沙發上拿著報紙，但對方一看到我們就馬上站起來走了。緊接著，對方又打來電話，說這個地方攝像頭很多，要找個沒有攝像頭的地方再談。隨後，我們又換了一個地方見面，最終從這個舉報人身上了解到很多有用的線索。」
出生於1953年12月的中央巡視組原正局級巡視專員彭文耀1981年進入中紀委工作，先後在研究室、外事局，2009年進入中央巡視組，2016年退休。
彭文耀認為，作為一名巡視幹部，首先要做到正人先正己，要有一身正氣。有了正氣，那就有了底氣，肯定是心裏踏踏實實的，敢於秉公執紀，敢於碰硬，敢于堅持原則。真正的腐敗分子對巡視是害怕的，一聽見中央巡視組進駐了之後，腿也軟心也慌，就是心理素質再好，也能看出點苗頭來。
成克傑案：
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因腐敗被判處死刑的國家領導人
成克傑系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因腐敗被判處死刑的國家領導人。中央紀委案件審理室原正局員劉振寶曾參與成克傑案審理工作。
據劉振寶回憶，1999年12月，中央紀委領導指示，要求審理室加快成克傑案件審理，在次年春節前報中央。「我們提前介入並馬上轉入正式審理，調査組的同志不斷把案卷送到我們辦公室。當時我們有間大一點的辦公室，6個人一屋，晚上走不了，也沒有床，大家只能在沙發上短暫地坐著或者半躺著休息，加班加點地干。針對很多特殊情況，提了很多方案，下功夫研究，最後拿出比較準確的審理意見，在中紀委常委會上一致通過，並上報中央。」
劉振寶認為，從審理工作角度看，成克傑案的審理報告也是一次很大的創新，改變了以往審理文書的一些寫法，結構更合理，語言更精練，描述更準確，成為此後一段時間審理報告的一個模板。
成克傑受審現場
另外，劉振寶稱，成克傑案在處理程序上也是一個開創。2000年4月20日中央紀委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成克傑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查處情況。中央紀委決定並經中共中央批准，開除成克傑黨籍；建議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罷免成克傑全國人大代表職務，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撤銷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4月21日，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舉行第十七次會議，罷免成克傑的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4月25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舉行全體會議，決定撤銷成克傑的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
2000年，成克傑因受賄罪被判死刑，當年9月執行。
韓桂芝案：
「循著線索深挖，摸清了當地政治生態」
劉振寶還談到，韓桂芝案的處理也是個特殊程序。
韓桂芝曾任黑龍江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2004年5月29日，韓桂芝被黑龍江省委免去黨內一切職務。6月10日，黑龍江省政協九屆七次常委會議通過免去韓桂芝政協主席職務的決議。
劉振寶稱，「這時她就是一個沒有職務的黨員，沒有任何職務就應該由同級黨委作出處分決定，但是同級黨委又沒進行調查。後來我們起草處分決定，經中央批准，由黑龍江省委作出‘雙開’處分。」
「這種程序上的特殊處理，就是根據黨章的要求，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採取的一種比較合理、妥當的方式，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都不錯。」劉振寶說。
2005年，韓桂芝因受賄罪被判死緩。
香港中聯辦紀檢監察室原主任刁銳在回憶中稱，時任中紀委副書記劉麗英帶領辦理了韓桂芝案。「韓桂芝案並是不說處理了韓桂芝工作就結束了，劉麗英同志組織隊伍循著線索深入挖下去，根據涉案人員不同的情況作了嚴肅處理。通過這起案件舉一反三，同時也摸清了黑龍江幹部隊伍的底數，摸清了當地政治生態。與之相同的還有遼寧慕馬案、河北李真案，這些都是中紀委案件檢查工作中非常典型的案例。」
廈門遠華案：
「嚴懲了一批隱藏在海關內部的犯罪分子」
上世紀末期，廈門遠華案備受關注，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查處的第一起重大經濟犯罪案。香港中聯辦紀檢監察室原主任刁銳也參與了該案查辦。
據刁銳回憶，1999年4月，海關總署紀檢組、監察局收到一封長達74頁的檢舉信，揭發廈門遠華走私犯罪集團利用各種手段走私數百億元貨物。4月20日，根據中央領導批示，中紀委監察部成立「4·20專案組」，會同海關總署、公安部、最高檢、最高法等單位調集專門力量展開全面調查。“這個案件查的時間很長，我在這個調查組待了一年半的時間。後來，本案共審查涉案人員600多人，有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其中，因職務犯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近150人。1999年逃亡加拿大的主犯賴昌星，後於2011年7月被遣返回國。2012年5月18日，賴昌星終於認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刁銳稱，廈門遠華案查處，嚴懲了一批隱藏在海關內部的犯罪分子，促進海關完善法規制度。案件辦理中，領導同志身先士卒、以上率下、親力親為。
「調查廈門遠華案，何勇（時任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是領導小組組長，每天日程很滿，不可能長時間留在廈門處理相關事務。於是，他每個月都會利用一個周末專程到廈門連續工作幾天，聽取各專案小組彙報情況並安排佈置工作。有時案件遇到重要節點，他會及時趕到一線，會同公安、海關等部門同志分析、研究案情，提出具體指導意見。」刁銳說。
胡長清案：
「他檔案里函授的北大畢業證和北大法學學士證全是假的」
胡長清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被判處死刑的副省級高官，刁銳也參與了該案辦理。
刁銳說，「我們在調查胡長清案對，調查後期，除發現經濟問題外還發現他與黨離心離德、辦了兩本假護照。我們就此找他談話核實，談話中他承認託人用假護照辦了去新加坡的簽證。但我們找到的兩本假護照，都沒有去新加坡的簽證，其中一本有馬來西亞的簽證。」
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找到「第三本護照」，刁銳又找胡長清談話，讓他交出有新加坡簽證的那本護照。胡長清看了看兩本護照，指著有馬來西亞簽證那本說“就是這本”。“我感到很奇怪，對他說，你是北大畢業的，怎麼連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英文簽證也分不清？他很尷尬，含含糊糊，跟我們打哈哈。我覺得不對勁，把他的檔案原件調來，結果發現，他檔案里函授的北大畢業證和北大法學學士證全是假的。”
2000年3月初，胡長清因受賄罪、行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二審維持原判，被判處死刑，當月就被執行。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爾案：
「監察部成立以後查處的第一個省部級幹部」
1986年11月，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批准設立監察部；同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國務院提請，決定設立監察部。經過半年多籌備，監察部於1987年6月成立。
出生於1925年的顧方正參與了監察部的組建。據他回憶，當時，尉健行任監察部部長，剛組建的監察部有三大重任：查清涉外經濟合同；查「官倒」，保障經濟建設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查辦重大案件。
「當時特彆強調要重點查處涉及高級領導幹部的案件。」顧方正稱，當時查處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爾，因受賄和支持投機倒把、非法倒賣活動被撤銷職務、開除黨籍，是監察部成立以後查處的第一個省部級幹部，當時也屬於一個大案。
顧方正回憶，沙比爾是被一個主要做哈密瓜生意的女商人拉下水。當時烏魯木齊火車運輸能力有限，誰能把哈密瓜運出去，誰就立刻掙大錢，沙比爾於是就給女商人批條子讓她能把哈密瓜運出去。沙比爾直接接受賄賂的錢很少，關鍵是利用手中權力支持這個女商人牟取暴利。
顧方正稱，沙比爾也有過思想鬥爭，想找黨委書記交代問題，但最終沒有開口，一直到案發。 「沙比爾對相關問題開始並不承認，但我們掌握了確鑿證據，向他嚴肅指明後他就如實說了。因為他態度比較好，最終給予從寬處理，免予刑事起訴。」
談及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顧方正認為這是一個非凡創舉，對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實行監察全覆蓋，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兩案」審理：
「處理方針是教育挽救大多數，打擊懲處極少數」
許毅出生於1927年，1979年2月進入中央紀委工作，曾辦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也稱「兩案」），後調入中央紀委六室工作，1989年12月離休。
許毅回憶，1979年春，中央成立了「兩案」審理領導小組，組長是中央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許毅所在的審批組主要負責副省部級以上幹部的處分審批。“這項任務工作量很大，人很多，所以又分了六個小組。我是負責西南、西北的，有的時候也參加其他組的審理。”
許毅稱，他到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接收案件材料，林彪案的材料在公安部，「四人幫」案的材料在中央辦公廳。清點工作花了一段時間，交接清楚以後拉回到「兩案」辦，大概有好幾十箱，全由自己搬運。各省市報來的案件材料很多，我們就到機場接人、接材料，將大包大包的材料背回來，起早貪黑忙碌不堪，十分勞累。
開始，參加「兩案」工作的就幾個人，人手非常緊張，辦公條件也很艱苦。許毅稱，當時黨中央和中紀委對「兩案」審理的處理方針是教育挽救大多數，打擊懲處極少數。胡耀邦同志也講，「兩案」處理的同志，不要單純從一個方面來看他的錯誤或者罪行，要從整個歷史背景來看他到底犯的什麼錯誤，這些錯誤是什麼性質。
「所以在實際工作中我們要準確把握政策，盡量少判刑，紀律處分、批評教育大多數。當然最根本的精神是實事求是，這一點很重要。不能辦冤假錯案，必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分恰當、手續完備。文書材料調查人員都要親筆簽名，領導審批，所以必須嚴肅認真，因為這不僅是對組織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許毅稱，處理「兩案」，對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分清是非，有著非常重大的政治意義，把黨內顛倒的東西扭轉過來，恢復了黨的優良傳統，為以後的改革開放打下了思想基礎、政治基礎。
劉少奇冤案平反：
「陳雲的批示十分關鍵」
出生於1927年的楊攸箴，1955年到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中央紀委恢復重建後回到機關，1994年從中央紀委副秘書長崗位上退下來。他曾參與劉少奇冤案的平反昭雪。
楊攸箴稱，1979年，中央紀委第一次全會討論決定將「抓緊處理積壓案件，做好冤假錯案的複查平反工作」作為中紀委恢復重建後的三項重要工作之一。其中，劉少奇案無疑是影響最大、難度最高的。
「提出平反劉少奇冤案有一個曲折的過程。」楊攸箴說，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糾正了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老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但劉少奇案影響太大，牽扯麵太廣，涉及許多重大政治問題，會上沒有提出為劉少奇平反，會議討論時也只是說到不存在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1979年2月初，國家地質總局局長孫大光致信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鬍耀邦並黨中央，建議重新審理劉少奇一案。胡耀邦將信轉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閱。2月23日，陳雲在孫大光來信上批示請中紀委、中組部合作査清劉少奇一案。「這個批示對平反工作是十分關鍵的，如果沒有他的批示，那這個案子就啟動不了，複查就啟動不了。這就說明案件的複查是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是中央決定的。」楊攸箴說。
1979年4月，由中紀委牽頭成立劉少奇專案複查組，並從中組部、軍隊和其他國家機關抽調了一些人，中紀委副書記王鶴壽直接領導複查。楊攸箴回憶，王鶴壽召集複查組同志開會，講了兩點，第一點是實事求是，不帶框框，進行認真調查，把問題搞清楚；第二點是對其他一些可疑的問題也要搞清楚。
經過半年多的周密調查、反覆核對材料，強加給劉少奇的罪行被逐條否定。1979年11月，複查組向中央提交了詳盡確鑿的複查報告。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不久，中央在人民大會堂為劉少奇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陳雲專程從杭州趕回北京參加。
新京報記者何強校對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