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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朴:民主戰士 臨危不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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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朴:民主戰士 臨危不懼

2019年05月27日 20:23 最後更新:18:00

為了民族復興·英雄烈士譜

李公朴:民主戰士 臨危不懼 

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國家高新區北區公朴路東村129號,坐落著李公朴故居。在李公朴事迹展示廳,一張張圖片令人彷彿回到了那個風雨飄搖的歲月,感受到那一代知識分子為了天下人的大安,不顧個人安危、一爭到底的一腔熱血。

李公朴,祖籍江蘇武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愛國七君子」之一。

李公朴幼時家境貧寒,中學期間勤奮好學,富於正義感。五卅運動期間積极參加上海學生罷課遊行,還曾回到家鄉湖塘鎮聯合工商學各界愛國人士,成立「五卅運動後援會」。1926年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李公朴投筆從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他幻想破滅,憤然離開軍隊。1928年李公朴赴美國留學,其間應鄒韜奮邀請兼任《生活》雜誌通訊員,考察美國國情,撰寫海外通訊30多篇,1930年回國。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李公朴積極投身抗日民主運動。1938年初,應閻錫山之邀,到山西臨汾創辦民族革命大學。同年7月,將《全民周刊》與鄒韜奮主編的《抗戰》合併改為《全民抗戰》。從1937年8月到1940年11月,他在抗日戰爭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冒著生命危險,多次前往華北抗日前線,從事戰地教育,為團結抗戰奔走呼號。

抗日戰爭勝利後,李公朴積極爭取和平民主。他與陶行知共同創辦社會大學,將民主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主編《民主教育》,組織成立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積極開展活動。1946年2月10日,國民黨特務製造了重慶「較場口血案」,李公朴、郭沫若、馬寅初等60餘人被打傷,送進醫院治療。他對夫人張曼筠說:「我們搞民主運動的人,是要隨時準備犧牲的!」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在雲南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業奉獻了生命。「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生於飄搖亂世的李公朴,在國家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用生命迎來了黎明的曙光。

作為常州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李公朴故居每年都會迎來周邊學校學生、社區居民等進行參觀學習,部分學校的少先隊員入隊儀式也在此舉行。由李公朴研究會主辦的李公朴故事演講比賽也已連續舉辦兩年,旨在向學校師生宣講英烈故事,繼承英雄遺志。(據新華社電 記者邱冰清)

《 人民日報 》( 2019年05月27日 16 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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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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