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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生一個」到底好不好?原衛計委副主任這樣說

“計劃生育,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朋友,被計划著生育的一代人,可能會嗤之以鼻。

什麼計劃生育,還不是騙我們普通老百姓的,原來說只生一個好,現在勞動力不夠了,又讓我們生第二個,鬼才信你們。

明明就是當年計劃生育搞錯了,現在卻讓我們普通老百姓來買單。憑什麼?”

6月13日,全國政協辦公廳製作的「委員講堂」第六期節目在全國政協官方網站等平台播出。本期主講人是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

在演講一開始,王培安做了上述開場白。他說,很多人對計劃生育的歷史不了解,偏見源於誤解,誤解源於不了解,不同時期要實行不同生育政策。

王培安出生於1958年3月,貴州遵義人。從地方到中央,他前後有過將近20年在衛生和計生部門任職的經歷,2000年至2006年擔任貴州省原計生委主任,2007年至2013年擔任原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2013年至2018年擔任原國家衛計委副主任。

為什麼當年要實行計劃生育?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社會趨於穩定,經濟得到恢復,醫療衛生條件不斷改善,死亡率迅速下降,中國人口以空前的速度持續增長。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億,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3億。人口壓力在經濟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逐步顯現。

1952年至1976年,我國年均增加的固定資產只有200億,每年只能解決大約200萬的新增就業,城市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人均糧食佔有量始終徘徊在兩三百公斤左右。當時,絕大多數老百姓衣食住行都很困難。

「年長一些的朋友,比如50後、60後,都有體會,吃飯要糧票,穿衣服要布票,甚至買一盒火柴都要火柴票。人民生活水平極為低下,人均收入增長極為緩慢。」王培安說,當時的狀況主要是由於僵化的經濟體制和政策失誤,但人口增長太快,高素質的人口太少,也是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

1971年,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毅然決定全面推行計劃生育,計劃生育在全國城鄉蓬勃開展。剛開始的口號是晚、稀、少,後來變成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

為什麼「只生一個好」?

王培安表示,我國普遍實行計劃生育之後,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口增長的勢頭還是很迅猛。

1978年,全國總人口達到了9.6億,10億大關近在眼前。當年,中國的GDP在世界排名是第十,但是人均GDP僅有156美元,排世界倒數第四。人口問題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提出在城鎮和部分農村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到2000年,把全國總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

1982年,計劃生育被定為我國基本國策,同年新修訂的憲法中,有四處提到了計劃生育。

但是,「一胎化政策」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王培安解釋說,我國的生育政策從來不是一刀切,在獨生子女政策的大背景下,對城市與農村、漢族與少數民族、人口較少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都是區別對待的。實際當時,一孩政策覆蓋了全國35%左右的人口,「一孩半」政策覆蓋了全國50%左右人口,兩孩政策覆蓋了全國10%左右人口,剩下的都是多孩政策。(編者註:「一孩半」政策是指部分地區第一個孩子為女孩,可生育第二個孩子。)

嚴格計劃生育多年,到底帶來什麼好處?

王培安說,通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我國順利完成了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歷史使命,提前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巨大轉變。計劃生育有力促進了經濟高速增長,民生持續改善,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

隨著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創造了撫養負擔較低、勞動年齡人口充裕,儲蓄較高的人口紅利期。改革開放政策使人口紅利得到了充分挖掘,是我國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

據測算,人口紅利對1982年至2000年人均GDP的貢獻為26.8%,由於生的少,婦女兒童的發展狀況大大改善,國民整體素質迅速提高,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發展狀況大大改善,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得到有效緩解。

反之,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全國總人口會多出4億多人,人均耕地、糧食、森林、淡水資源等都比目前低20%以上。按照聯合國提供的數據,人均碳排放每年3.8噸,少生4億多人,一年就減排15億噸,大大減輕了生態的壓力。

同時,中國的計劃生育還使世界70億人口日推遲了5年到來,樹立了我國負責任的、人口大國的良好形象,也為減緩全球人口的增長速度、消除貧困,做出了重大貢獻。

為什麼現在要「全面二孩」?

嚴格執行獨生子女政策之後,從1992年開始,我國的計劃生育成績就已經很明顯了,總和生育率下降到了2.1以下,也就是達到了低生育水平。總和生育率過低,將影響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長期這樣下去,肯定不行。」王培安說。

進入新世紀之後,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長與經濟短缺的矛盾淡化了,新的問題又浮出了水面。出生缺陷發生率居高難下,出生人口性別比高位徘徊,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遷移流動日趨活躍。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歷史重任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人口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口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部條件發生了顯著變化。

王培安總結,新時代中國人口的新特徵有五個:

一是人口總量增長的勢頭明顯減弱,育齡婦女數量逐步減少,特別是20到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下降的比較快,少生優生成為整個社會生育觀念的主流。生育意願明顯降低。

二是人口總體素質難以適應經濟轉型發展的需要。面對經濟新常態,我國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亟待提升人口素質,特別是勞動力素質和技能。

三是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偏高。

四是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流動,在推動經濟增長,縮小地區差距,改變人口分佈格局的同時,對社會結構、治理模式、生活形態、觀念習俗等,帶來全方位的影響。

五是家庭規模縮小,每個家庭戶平均3.1人,傳統的養老扶幼,互助互濟功能弱化。

為什麼很多育齡夫婦不願生二胎?

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開始實行,但並未引發廣泛嬰兒潮。

「生出來沒人帶,養孩子成本高,是最重要的兩個原因。」王培安說,根本原因是很多80後90後的生活目標、生活方式、生活觀念變了。他們崇尚少生優育,而不是傳統的多子多福,除了不願生、不敢生,還有一種現象是生不好,不孕不育現象比較多,出生缺陷發生率也不低。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補短板,抓重點,強弱項。具體來說,就是加強公共資源的配置,重點滿足3歲以下嬰幼兒的照護服務需求。


王培安呼籲,應落實育齡夫妻依法享有的各項福利待遇和計劃生育的免費服務,將計劃生育獎勵獎、配偶陪產獎納入生育保險,特別要落實新修訂的個稅法,依法做好子女教育、贍養老人等支出的扣除,為符合政策生育的家庭提供稅收減免。

同時,還要探索建立女性育兒期的彈性工作制,促進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間的關係,保障女性就業權益。

多生孩子就能解決問題?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經濟問題、發展問題。不是簡單的少生幾個、多生幾個孩子的問題。」王培安說,多生孩子解決不了經濟發展問題,也解決不了人口老齡化問題。

王培安認為,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縱觀全世界,所有國家進入發達階段後,都面臨老齡化問題。老齡化不是洪水猛獸,通過多生孩子解決老齡化問題是不可能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不到40歲,現在平均預期壽命超過了77歲,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這麼多的民眾能夠延年益壽,是人類奮鬥追求的結果。對社會來說,撫養老人雖有凈消耗的一面,但歷史地看,這是老年人應得的回報。

當前,在所有老年人中,年齡相對較輕的老年人佔比較大。他建議,應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加強制度設計,推進積極老齡化、健康老齡化,要加快完善養老政策措施,健全養老保障養老服務和健康支持體系,解決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復護理等問題。

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了招工難、用工荒、有人認為,由於缺少勞動力,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王培安認為,雖然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持續減少,但總量仍很龐大,人力資源基礎依然雄厚。按照國際口徑,15-64歲勞動人口,我國目前還有9.9億,2030年還有9.5億,2050年都還有8.2億。隨著科技進步和人工智慧的發展,機械人對普通勞動力的替代將不斷提高,也就是說,不光現在勞動力比較豐裕,就是再過三、五十年,我國的勞動力數量仍然是比較充裕的。

勞動力總量過剩,結構性短缺,反映出人口素質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不匹配。歐美髮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約為7.3億,但經濟總量是我們的4倍,勞動生產率是我們的6倍。


王培安說,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國不能再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必須轉向主要依靠勞動力的質量驅動經濟發展,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本的強國。

「有人認為,人多可以拉動消費,多生孩子可以刺激經濟的發展,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王培安說,我國現有人口近14億,美國只有3.2億,但是我國的人均消費能力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

提高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不是靠生孩子實現的。中國不缺人口數量,缺的是具有消費能力的中等收入人口,要拓寬勞動收入渠道,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培育新的消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