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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好色風流:因爭風抓傷妓女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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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好色風流:因爭風抓傷妓女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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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好色風流:因爭風抓傷妓女下體

2019年06月17日 17:14 最後更新:11:30

陳獨秀(資料圖)

1919年6月29日,《每周評論》上發表了胡適的一篇文章,通篇只有一段話:「你們要知道陳獨秀的人格嗎?請再讀他在《每周評論》第25號里的一條隨感錄。」

胡適提到的這條隨感錄是陳獨秀以筆名「隻眼」發表的《研究室與監獄》,文中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窺一斑而知全豹。只看這一小段文字,就知道陳獨秀不是一般人。事實確實如此。陳獨秀,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五四運動的主帥,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這樣一個開創新時代的人物,自小就異於常人。

陳獨秀1879年出生於安徽安慶,自小隨人稱「白鬍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所謂三歲看老,祖父對陳獨秀的評價是:“這孩子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成龍上天,成蛇鑽草,淪為打家劫舍的地頭蛇,總之不可能成蟲、成熊。陳獨秀倒也“爭氣”,終其一生用實際行動證明了祖父的這個評語。

17歲那年,陳獨秀參加科舉考試,題目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他覺得試題狗屁不通,於是忽發奇想,弄了一堆難字和生僻的古文,牛頭不對馬嘴地填滿試卷,然後樂顛顛地回家了。回到家後,大哥問他要草稿,看完之後,一個多鐘頭沒有說話,陳獨秀這才覺得玩笑似乎開得有點大。不想,這篇不通的文章鎮住了不通的老師,結果,陳獨秀不但中了秀才,還是頭名。這下,陳獨秀的大哥徹底懵了。

陳獨秀小小年紀就中秀才之首,頓時揚名四野八鄉,上門提親者絡繹不絕。最後,陳家長輩選中了安徽統帥部副將高登科的女兒高曉嵐。次年(1897年)8月,兩人拜堂成親。陳獨秀的感情生活就這麼懵懵懂懂地開始了。

高曉嵐是箇舊式女人,遵從「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教誨,大字不識一個。而陳獨秀雖說胡鬧,但學識淵博,通古博今,思想新潮,還通曉英、法、日三國語言。新婚伊始,陳獨秀就命令高曉嵐必須認字。偏偏高曉嵐性格倔強,死認古訓,就是不認字。這兩個年輕人,一個新潮、一個守舊,都倔強地不服對方。於是,度完蜜月,兩人一輩子的話也就說完了。不過,當時陳獨秀還年輕,整天忙得不亦樂乎,所以對不如意的婚姻生活並不在意。

從1901年開始,陳獨秀數次東渡日本,結識了蘇曼殊、黃興、陳天華、鄒容、章士釗等革命黨人,見識更長。回國後,他就開始忙活起來。他曾獨自一人辦了一份報紙,反響出奇的好,全國各地都有訂戶。有些讀者不知道是一人辦報,寫信希望把報紙辦成日報。他還曾在安徽公學兼任國文教師,上課時不拘小節,有時一邊上課,一邊搔癢,全不把綱常名教、師道尊嚴放在眼裏。

1909年,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來到安慶,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是個標準的文學女青年,性格開朗,而且長相出眾,衣著新潮。高君曼在北京讀書時就讀過陳獨秀的文章,對這個姐夫崇拜之至。如今見了真人,常常纏著他問這問那,陳獨秀也是欣然輔導。

兩人年齡相近,情趣相投,時間久了,難免擦出火花。或許是因為包辦婚姻,陳獨秀就有了一份出軌的理由。而高君曼對於姐姐,或許是因為同父異母,便少了一半自責。總之,兩個叛逆的年輕人於1910年公開同居,繼而宣佈他們要正式結婚。雙方父母都覺顏面無光,但也無可奈何,只能大罵逆子叛女玷辱門風,至於成親那是萬萬不會同意的。陳獨秀見正式結婚不太可能,索性帶著高君曼私奔到上海,過起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1915年初夏,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著名的《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1918年李大釗在北京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兩人一南一北,遙相呼應,歷史上俗稱「南陳北李」。1916年12月,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擔任該校文科學長(相當於系主任),高君曼大大方方當上了陳教授夫人。至於高曉嵐,則悄無聲息地退居幕後。1930年,高曉嵐去世,生前與陳獨秀育有三子二女。

影的群眾散發傳單。這種空前絕後的舉動,讓陳獨秀失去了自由。

陳獨秀入獄後,反響極大,在社會各界的積極營救、聲援下,陳獨秀受了三個多月的牢獄之苦後獲釋。1920年2月14日,為躲避軍警的追捕,陳獨秀打扮成財主模樣,與賬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釗,乘著一輛帶篷騾車偷偷離開北京直奔天津。兩人在路上商量出一件開天闢地的大計劃 組織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秘密召開,陳獨秀沒去,卻被缺席選舉為首任中共總書記。

從1910年至1925年的15年間,是陳獨秀一生中最繁忙,也是建樹最大的時期。這一時期,高君曼始終相伴左右,不僅是他生活中的伴侶,也是他事業上的支持者與助手。她幫助編輯出版《新青年》雜誌,掩護陳獨秀的革命活動,充當聯絡員,甚至與他一起被捕坐牢。兩人度過了來自外界的一個個難關,但最終還是在感情這個難關上卡殼了。自1922年起,兩人感情逐漸冷淡。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兩人最終發展到拳腳相向。陳獨秀對兒子要求非常嚴酷,他讓老大、老二小兄弟倆睡圖書館的地板,外出打工自食其力,以磨鍊意志。繼母兼姨母的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讓孩子回家吃住,不許,君曼又請人說情,陳獨秀斥為婦人之仁,還是不許。無奈之下,高君曼於1925年帶著一兒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別,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

報,說是「外出治病,初有好轉,可以扶病視事」。

特立獨行的性格,別出心裁的思想,讓他的革命之路也如北大教授之路一樣,終遇滑鐵盧。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被撤銷了總書記職務,施之英也在此時離開了他,在上海另嫁他人。他們的「夫妻」生活僅僅維持了14個月。

陳獨秀被撤職之後,在上海隱姓埋名,住在熙華德路(今長冶路)一座石庫門房子的前樓。那是陳獨秀最為孤寂的時期:大兒子陳延年和二兒子陳喬年相繼壯烈就義,共產黨對他停職、開除黨籍、批判,國民黨也在四處懸賞通緝他。他的婚姻生活也陷入最低谷,兩度離合,年過半百卻孑然一身。

虎落平陽,分外凄涼。就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小自己29歲的單身鄰居、英美煙草公司女工潘蘭珍。潘蘭珍出落得亭亭玉立,也因為美貌受盡欺侮,被一個流氓工頭強逼同居,在無數次的暴力後,她逃離虎口,搬到石庫門,成了陳獨秀的鄰居。

潘蘭珍並不知道眼前的這個老頭就是赫赫有名的陳獨秀,只知道他是個賣字為生的孤苦老人。或許是出於同病相憐的同情心,她開始照顧陳獨秀的生活。

老虎就是老虎,就算沒了牙齒,威風還在。在潘蘭珍的照顧下,陳獨秀再次煥發光芒。他換上西服,打上了領帶,刮掉鬍鬚,染上秋霜的頭髮也梳得油光閃亮,更顯得精神矍鑠。起初,兩人的關係就像父女,又是師生。這種純樸的師生關係在時間酵母的催化下漸漸發生了變化。在經過一場場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潘蘭珍終於拋開世俗的牽絆,向陳獨秀表達了火熱的愛慕之情。1930年,經鄰居許大姐出面做媒,這對老夫少妻正式結婚了,婚後兩人領養了一個女兒,取名潘鳳仙。

對於陳獨秀來說,潘蘭珍已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需要,她的關心照顧讓陳獨秀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感情,那是與輕狂年少時的感情截然不同的。複雜的鬥爭形勢使得陳獨秀一直未將真實身份告訴潘蘭珍,他怕為潘玉珍惹來麻煩。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國民黨當局逮捕,後送往南京老虎山模範監獄關押。這是陳獨秀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經庭審,陳被判有期徒刑13年。巧的是,陳獨秀被捕當天,潘蘭珍剛好與陳獨秀因為照顧小鳳仙的事吵了一架,潘蘭珍賭氣帶著小鳳仙回了娘家,才躲過一劫。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見報後,潘蘭珍才知道一起生活了兩年的丈夫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陳獨秀對自己被捕並不放在心上,他在被押解的路上也能酣然入睡,讓同坐一輛囚車的彭述之羨慕萬分。唯一讓他放心不下的是潘蘭珍。入獄後,潘蘭珍是他委託獄外事務的重要內容。他為自己對潘蘭珍造成精神刺痛而悲苦,也為給她造成物質損失而難過。被拘後,他還託人去住處尋找潘的東西。在給好友高語罕的信中,他詢問潘蘭珍的態度時說:「她對於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不是愛到骨髓,一個放流形骸,面對死亡安之若素的男人又豈能說出這種小男生式的話來?

想到自己垂垂老矣,且釋刑遙遙無期,陳獨秀托老友去見潘蘭珍,讓她與自己斷絕關係,另謀出路,免得受牽連。然而,潘蘭珍已經打點好行裝向南京走來了。

聽說潘蘭珍要來看自己,陳獨秀又寫信叮囑高語罕,要他「婉言勸她不必來看我」。這是一種乏力的拒絕,更是一種焦灼的期盼!理性和感性捉對廝殺,讓他心亂如麻。潘蘭珍的決定卻很簡潔,她在得知丈夫的下落後,立刻將女兒送回南通娘家,隻身來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間民房,靠做女紅零活維持生計,照顧牢獄中的陳獨秀。1937年8月,南京淪陷前,陳獨秀被提前釋放,這時候,潘蘭珍已經整整送了五年牢飯。

是牛人在哪裏都是焦點,所以陳獨秀的被捕所引發的反響也異彩紛呈。陳獨秀被捕之時雖然已沒有職務,但是在國共兩黨都引起了強烈且有趣的反響。國民黨各界因其為共產黨領袖而紛紛致電中央要求「嚴懲」、“處極刑”。同時,共產黨這邊也發表消息,指責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當時,《世界日報》刊登一幅漫畫:主人公是受盡皮肉之苦的陳獨秀 共產黨一拳把他打傷 ,國民黨兩拳把他打昏。兩個政黨都欲把這顆“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語)除之而後快,相映成趣,後人評價這也許是當時國共兩黨擁有的唯一共識。

1933 年4月14日,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開審陳獨秀,審判進行了三天,旁聽席上連過道里都站滿了人。大律師章士釗免費為陳獨秀辯護,十分賣力,陳獨秀卻不領情,說:「章律師所云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為準。」整個庭審過程中,陳獨秀態度安閑,顧盼自若,妙語連珠,常常惹得哄堂大笑。他的《辯護狀》有理有據,妙趣橫生,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後被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教材。

一些報刊對陳獨秀和潘蘭珍的關係造謠污衊,連陳獨秀的表弟也信以為真,到監獄勸他注意檢點。陳獨秀沉默良久後說,他的私生活在建黨前是有些放縱,但建黨以後,就再沒有亂來。接著他鄭重地說:「至於國民黨報紙的造謠,我不在乎,可你怎麼也相信呢?我可以告訴你,潘女士是我的夫人,是我晚年愛情的歸宿,是我陳獨秀深深愛戀的女性,是我離不開的伴侶。」

陳獨秀被釋放後,國共兩方都盛情邀約,均遭陳獨秀嚴詞拒絕。幾經輾轉,陳獨秀帶著潘蘭珍來到重慶偏僻的江津縣五舉鄉石牆村隱居,生活窮困潦倒。期間友人贈錢都被拒絕,說「無功不受祿」 。

1942年5月27日,64歲的陳獨秀在一間破落的角門裏悄然辭世。彌留前給潘蘭珍留下的唯有一句遺言:「蘭珍吾妻,望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倘有合適之人,可從速改嫁,安度後半生。」

34歲的潘蘭珍遵從丈夫的遺囑,在安葬了丈夫後,獨自外出自謀生計。她先是在陳獨秀好友的幫助下在重慶一家農場做工,後迫於生活,與一個國民黨下級軍官結婚,不久這個男人也病故了,她又孤獨度日。1945年抗戰勝利後,她回到上海,在浦東一所小學做炊事員,與18歲的養女潘鳳仙相依為命。1949年10月30日,身患子宮癌的潘蘭珍在飽經孤寂與病痛之後,於上海腫瘤醫院去世,年僅41歲。

大幕關閉了,一段忘年戀情畫上了句號。

名士總是特立獨行、我行我素。世俗能奈我何?作為他們生命中的伴侶,情投意合者,覺得三生有幸,否則,度日如年。但一定不會覺得乏味。

本文摘自《歷史上那些非常情侶》,楊柳編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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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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