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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妖」張春橋靠哪「三把梯子"步入常委之列?


法警給張春橋戴上手銬(資料圖)

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因患癌症,於2005年4月21日病亡。張春橋,88歲,於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83年1月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

新華社的這一消息,是在張春橋死後十九天才發表的,而且中國大陸各報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這一簡短的新聞。

此前,張春橋曾經「死」過幾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聞》宣稱,「據說張春橋死了」。

過了十年,一位當年參加過審判張春橋的人士稱,「張春橋於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終年七十七歲」。這消息曾經廣為傳播,以至某些介紹張春橋的條目寫成“張春橋(1917~1994)”。作為《張春橋傳》的作者,我不斷接到方方面面的媒體的詢問:“張春橋死了嗎?”我的答覆一直是否定的,因為我從公安部獲悉,張春橋仍健在。

在「四人幫」之中,張春橋算是最長壽的了。張春橋能夠長壽,從某種角度來看,得益於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審判「四人幫」的時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幫」四種不同的表現:

江青顯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麼的沉不住氣,一觸即跳,不時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罵。她後來以自殺身亡,正是她的這種焦躁性格的必然結局;

王洪文則資歷太淺,經受不住沉重的一擊。他是「四人幫」中認罪態度最好的一個。然而,他也是「四人幫」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個。過度的鬱悶,導致他壯年而逝;


審判庭上的張春橋(資料圖)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認一部分的罪行,但總是力圖大事化小,為自己開脫。他不會像江青那樣去尋短見,也不會像王洪文那樣想不開;

張春橋是最特殊的一個,他城府很深。他居然從頭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發,一副藐視法庭的神態,顯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為他絲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夠在多年的鐵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縱觀張春橋的發跡史,他能夠從一介書生平步青雲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慶施。

靠著柯慶施的提拔,張春橋成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為了抓「樣板戲」,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協助,於是江青與張春橋開始共同工作。

為了批判《海瑞罷官》,江青要在上海尋找「筆杆子」,張春橋推薦了姚文元,於是江、張、姚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開始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後,江、張、姚都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張春橋為副組長,姚文元為組員。

第三把梯子是毛澤東。

張春橋的看家本事是揣測毛澤東的思想動向。自從成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之後,張春橋從柯慶施那裏得知毛澤東在思考什麼。1965年9月15日張春橋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發表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正是張春橋得知毛澤東幾度在會議中談及這一話題而寫成,當然深得毛澤東的欣賞,囑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親自寫了編者按。從此張春橋引起毛澤東注意。張春橋曾說,他一生的最大願望是寫一本《毛澤東傳》,足以看出他對於毛澤東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慶施,接著依靠第一夫人,最後博得毛澤東的信任,張春橋終於在中國政壇顯山露水。

張春橋去世之際,我應香港《鳳凰周刊》之約,發表了《「四人幫」的靈魂--張春橋》一文,內中寫及: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張春橋早就意識到自己的覆滅,反覆吟誦《紅樓夢》中詩句。正因為這樣,1976年10月6日他淪為階下囚,沒有像毛遠新那樣打算拔出手槍,也沒有像王洪文那樣進行掙扎,而是束手就擒。

對張春橋進行預審時,預審組的組長是王芳。王芳後來擔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我採訪了王芳。據王芳說,原本是要他擔任江青組組長,他推辭了,因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毛澤東三十多次來到杭州,江青常常隨行,由他負責安全保衛工作,來往頗多。他主動要求改任張春橋預審組組長。

在預審過程中,王芳提審張春橋十一次。王芳說,張春橋與眾不同,採取「三不主義」,即不說話,不看文件,不簽字。在當時,並未從法律上認識張春橋的“三緘其口”叫做“沉默權”。在西方,早在古羅馬的司法原則中,就已經有了“沉默權”。在十七世紀之後,西方的法律規定被告人有闡述己見的權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後者就是被告人所擁有的“沉默權”。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零口供”,其實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權”。如今,中國法律界許多學者也建議應該確認被告人的“沉默權”。

雖然張春橋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據王芳回憶,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審張春橋時,張春橋還是開過口。當時,王芳向張春橋宣佈,根據中央決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時向他宣讀《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規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的辯解」。這時,張春橋說話了!張春橋說:“我不是反革命,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這是張春橋在預審中難得的一次開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張春橋寫給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經我簽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認對處理我被審查的案件有效性。」這就是後來張春橋在特別法庭審查時拒絕在任何文件上簽字的理由。

據王芳的助手告訴筆者,張春橋雖說堅持「三不」,在接到起訴書時連看也不看,也不簽收,但是回到監房之後,還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江青、張春橋在中共十大主席台上(資料圖)

在當時接受審判的林彪、江青集團十名主犯之中,張春橋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張春橋走了。「四人幫」這四顆災星,早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張春橋之死,在中國大陸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這一消息,只是說:“哦,張春橋死了!”年輕人則不知道張春橋是誰,他們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幫」是哪四個人。

對於張春橋的死,徐景賢則發出感嘆說﹕「張春橋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或任何回憶文字。」在徐景賢看來,張春橋作為「筆杆子」,沒有留下回憶錄是一件遺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縱觀張春橋浮沉的歷史,借用“國妖”兩字為張春橋勾畫形象,倒是頗為傳神。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中)》,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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