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各位不用筆者多說都知道了，在逃犯條例修訂一役上，反對派大勝，建制則輸得一敗塗地。
這一場政治戰役的過程，讓筆者想起一部名為Alternative Math(另類數學)的微電影，片中主角是一名小學數學教師，在測驗中出了一道題目，要求學生計算2+2。一名學生答錯，他不能計出正確答案是4，無論老師如何解釋，始終堅持認為答案是22。
於是，事件逐漸演變成一場政治鬧劇。這名學生回家後向父母投訴，而他們又到學校找數學老師理論。當老師堅持答案不是22，而是4，學生母親就將該名教師形害為「納粹教師」，更出手掌摑她。校長得知發生衝突後，不僅沒有支持老師，更要老師承認答案不是4，以及為自己的態度向家長道歉。
後來，居民組織遊行示威，要求老師低頭認錯，承認「正確答案」是22；電視台不斷報道事件，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加於老師身上，試圖將之妖魔化。最後學校在壓力「爆煲」下，召開記者會將這位教師辭退，並在會議上將今個月的薪金及一個月的代通知金交給老師。由於該名教師薪金是2,000美元，所以校長開出一張4,000美元的支票。豈料該名老師趁機反擊，說如果2+2等於22，那麼你就應該給我22,000美元了!
在逃犯條例爭議中，實在太多人成為「2+2=22」的信徒。信徒會斬釘截鐵地告訴市民只有他們掌握著正確答案，無所不用其極地逼使政府、建制派和支持修例的市民屈服。而為了令他們的想法可以廣泛傳播，信徒必須執行三個步驟。第一是群眾壓力，假如他們認為修例是可怕的、會損害人身安全及言論自由，必須上街反抗起義暴動，你就要緊緊跟隨著他們的看法。如果你的答案與他們不一樣，便會遭到質疑、教訓、甚至是排斥和侮辱。這種情況，在校園尤為普遍，時有聽聞有學生因為沒有表態對修例的意見或不願參加反送中活動，而在校內被同學針對，結果部分學生不想成為被排擠的對象而上街。
其次是抹黑。在一般情況下，意見與「2+2=22」的反送中信徒相異，便會被信徒妖魔化成三類人。一，是出於與大陸的利益，為了賺錢或被政權收賣而「埋沒良心」的人；二，是與政權關係密切的「共狗」、「人渣」，是中央政府的扯線公仔；三，是文化教育水準低，沒有分析能力的人。這種完於出於主觀而且沒有事實根據的錯誤看法，植根在不少信徒腦中，令支持修例的聲音大打折扣。
而最重要的一環，就是顛倒黑白，將自己的惡行洗得清清白白，或是將責任推卸在敵方身上，將對方形容為十惡不赦的壞人。例如明明條例只是堵塞法律漏洞，信徒偏偏要扭曲成危害港人自由的條例，隨時因為片言隻語批評中央政府而被引渡(但事實是政府已再三強調不移交政治犯，需引渡的罪行亦必須超過七年)；明明準備鐵枝、磚頭等武器襲擊警察，製造暴動，但硬要說成是警察濫用武力，無理定義暴動，甚至將暴徒美代成英雄；明明是一場不幸失足墮樓的意外，卻冤枉是政府害死示威者。
最終，林鄭政府選擇屈服，暫緩修例，筆者認為，決定無異於推香港進入一條死路。沒錯，在關鍵時刻退讓，可以避免更多流血衝突，使民怨短期內不會再次升溫，不過，在未來的日子，香港的道路將會相當艱艱。其一，政府管治威信全失，稍有風浪即告投降，面對未來具爭議性的議題，如明日大嶼等，肯定處於下風，難以改善民生情況；其二，反對派成為勝利的一方，未來意志將會更加堅定，重施故技阻止政府有效施政；其三，今次參與行動的人士不乏年輕人，甚至中學生，政府態度軟弱，只會使他們形成固執的偏見，對政府更加不信任，未來亦不容易接受新思想或以其他角度思考社會問題。
除了政府臨門「跪低」的決定應被一書之外，整個建制陣營還要承擔一直以來迴避政治議題、懶於與年輕人溝通的惡果。反對派的利害之處，除了擅長利用新媒體新科技接觸群眾之外，本身宣揚的一套理念，如民主、自由等，成為年輕人的精神食糧，他們甚至不惜個人前途，為此參與違法行動。相反，建制並沒有一套完整而吸引的政治論述，僅以愛國作為招牌，對於思想浪漫化和衝動化的青少年而言根本沒有多少作用。而在重大政治議題上，建制仍然強調民生和社區工作優先，更是與市民期望脫節。
事實上，兩場遊行背後的助力，除了反對修例，還包涵著對大陸政府、民眾的厭惡，以及對特區政府和警隊的長期敵視。這些負面情緒同想法，大多來自網絡，如社交平台、論壇的似是疑非的流言。當這些流言長期出現，又配合政治事件不定期更新，群眾尤其是獨立思考能力較弱的一群便會信以為真，從而形成近年愈演愈烈的社會抗爭。然而，面對失實或高度偏見的網絡流言，整個建制陣營的態度都是視而不見，或是認為無足輕重，變相就是推波助瀾，令反國家反政府的思想深深印在年輕人的腦袋。
林肯曾經說過 “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cannot stand’(一間對立的房子不能站立)，當反對派有備而戰，機關算盡，而建制派表現軟弱，欲戰無力，香港注定就是一間根基不穩的房子。筆者素來不算是悲觀的人，但對香港的未來非常悲觀。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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