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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談1984年閱兵:讓80歲的人來檢閱就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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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談1984年閱兵:讓80歲的人來檢閱就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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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談1984年閱兵:讓80歲的人來檢閱就是缺陷

2019年06月19日 17:28 最後更新:11:30

1984年11月1日,北京,寬敞明亮的會議室里,解放軍高級將領濟濟一堂,正在參加中央軍委座談會。大家興高采烈,議論著一個月以前舉行的國慶大閱兵(已經多年沒有舉行)。當人們談到遊行隊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表達了民眾對小平同志的衷心擁戴時,神態從容的鄧小平以「裁減軍隊,提高軍隊素質」為主旨,也從這次國慶閱兵講起,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這次閱兵國際國內反映都很好。但我說有個缺陷,就是八十歲的人來檢閱部隊,本身就是個缺陷。「這表明我們軍隊高層領導老化,這種狀態不改變不行。」一個80歲的人檢閱部隊,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國軍隊中恐怕是沒有的,只此一家。他表示,這種情況不允許,就是要在我當軍委主席期間,爭取解決我們高層領導的老化問題。這是個得罪人的事情,「我來得罪吧,不把這個矛盾交給新的軍委主席」。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也不要把矛盾留給後來人。

關於軍隊「消腫」,鄧小平說:「這個話講了快十年了。消腫一直是我們軍隊的一個很大的問題。」這裏涉及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即使戰爭要爆發,我們也要消腫。腫,就是表現在我們指導戰爭的能力不高。他反詰道:「虛胖子能打仗?」接著,他解釋說:拳擊運動員身體很重,但是不虛,虛就不能進行拳擊。我講過,我們的腫真正打起仗來,就是跑反也跑不贏。確實如此啊。「如果真正打起仗來,像我們現在這種臃腫狀態的高層領導機構,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揮。」他結合自己在戰火中幾十年的生活說,打仗靠指揮靈便,現在有什麼靈便啊?所以,「一個從節省開支看,一個從提高軍隊素質看,都必須消腫。就是戰爭比較早地到來,也得消腫。不消腫就不能應付戰爭」。消腫提了多少年了,但效果不大。現在減人,是為了更多地節省開支,把人頭開支節約下來,改善我們的裝備,更重要的是提高軍隊素質。戰爭不來是這樣,戰爭快來也是這樣,都要提高軍隊素質。所以要提出進一步裁減,減少100萬人。因為減少100萬人也能足夠應付意外的事件。

1984年閱兵

那麼,我們軍隊腫在哪裏?鄧小平一語中的:主要不是腫在作戰部隊,「主要是腫在各級領導機構,第一是三總部。總政人少一點,但也有點腫,也得減,減的有限就是了,主要是總參、總後。軍兵種也不能說不腫」。國防科工委現在那麼大的機構,這還不叫腫啊?再就是我們的大軍區,每個都是「麻雀雖小,肝膽俱全」,人多得不得了。所以說,「消腫主要是總部、軍兵種和大軍區。減一百萬人,恐怕大多數人要從這裏減」。而減了以後這些機構的效率肯定會提高。那時候,我們軍隊蓬蓬勃勃的興旺氣象就會真正出現。

鄧小平知道,通過這幾天座談,與會者都很贊成減到300萬人這個方案。一是有必要,二是沒有風險,好處多得很。他希望用兩年、三年的時間實現這個決策。最好不要超過三年,拖長了不利。一年半、兩年能夠完成就很好。因為「我們軍隊有個特點,就是行動快,有這個傳統嘛」。當然,精簡還要聯繫到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剛才說的,提一批年輕同志到領導崗位,老同志讓出一些位置來,沒有這條不行。有一條可以肯定,就是要撤掉一些大軍區,保留六個、七個。在軍隊幾次整編的基礎上,再裁減員額100萬。這是一個宏偉而又果斷的決策!它意味著我軍總人數從新中國成立後的最高點上削去一半。這對全軍來說將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會後僅僅半年,全軍就制定了裁減100萬人的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三年之後,鄧小平減員百萬的重大戰略決策就勝利地實現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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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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