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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普力奪」社會

星期五群眾包圍警察總部,圍困十多小時,後來雖然和平散去,但事件值得反思。在上周這場運動擴散時,我曾與一名高官談及,群眾衝擊立法會及政府總部,我話最後若撐不住,政總可能會被群眾攻入,重演台灣太陽花運動的一幕:立法院被長期佔據,行政院被攻佔一個晚上。高官苦中作樂打笑說: 政總也沒有甚麼秘密文件,攻入就被攻入吧。

但這個討論伸展到警察總部,情況就不一樣,群眾包圍警總時,大眾的注意力都在被圍困的人身上,沒有注意到警總有大量警方偵查嚴重罪案的機密資料,和具殺傷力的武器,若群眾攻入警總,機密資料難免外洩,更嚴重是武器可能被搶奪,風險之高可想而知。

在如今甚麼都可以爭辯的社會,當然有人可以說群眾是善良的,現在並未攻入警總,或說即使攻入警總,都不會奪取武器。但這種「群眾善良論」的假設,在群眾運動中很易容易失效,誰有發言權可以控制群眾運動的走向呢?黃之峰在包圍警總至晚上11時許,曾提出投票决定去留,也不是沒有人睬他嗎?

美國的政治學大師亨廷頓1968年發表的巨著《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就講到這些問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前殖民地紛紛獨立,這些殖民地沒有遵循教科書式的描述,進入穩定而高度發展的社會,很多走入無窮的混亂中。這現象引起亨廷頓的反思,他在這部著作中說,政治的不穩定性根源在於現代化,雖然現代性孕育著穩定,但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

混亂主要原因是經濟的發展、集團的分化、利益的衝突、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民眾參與期望的提高,都遠遠超過了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進而導致了社會紊亂。

他描述一種普力奪社會(Praetorian),一種政治參與程度高,但制度化程度低的社會,就會相當混亂。「普力奪」一詞緣於羅馬禁衛軍,當時羅馬皇帝大力培植禁衛軍,但後來禁衛軍愈來愈跋扈,侵佔皇權,成為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之一。亨廷頓借用這特性,當權力擴展至少數人,如貴族及軍人,亨廷頓將之稱為「寡頭普力奪」社會;當權力擴展至中產階級時,這種社會被稱之為「激進普力奪社會」;而當政治參與進一步擴大到廣大群眾時,就稱為「群眾普力奪社會」。

香港或已步向「群眾普力奪社會」。亨廷頓對普力奪社會有一段精彩描述,就是「在普力奪社會裡,不僅政治活動家是各路好漢,用以分配官職和決定政策的方法也五花八門。各個團體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富人行賄,學生造反,工人罷工,民眾暴動,軍人就搞政變...牧師利用佈道,教師利用講台來進行政治煽動,詩人、作家和藝術家則將他們的作品當作匕首和投槍,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參與程度高的政治體制內,社會力量借助它們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領域裡進行活動,稱這樣的政治體制為普力奪(praetorian)是恰當的。」

香港或者未完全發展至最惡劣階段,但已有亨廷頓所形容狀況的苗頭,社會高度政治化,人人都是專家,個個有一套理論,所有人都號稱自己行為正義,用愈來愈激進的方式表達政治意見。

特區政府在修訂逃犯條例時,過份輕視條例敏感性,沒有留意修例會觸發許多香港人對內地的恐懼,解說不清晰,問題擴大時也不懂早早控制,終至爆煲。和平示威逼使政府收回條例,溫和反對者已收貨,但激進反對派未退場,所謂「不合作運動」,只要有一些觸媒,又隨時可能如炸彈般引爆。

香港的「普力奪社會」已經開了頭,亨廷頓開出的藥方,是透過制度的改革,來改變社會現象。香港慘在過去討論政制改革時已激化大衝突,改制寸步難行。未來唯一出路,政府施政盡量非政治化,避免把問題激化。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