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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什麼非搞「文革」不可?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資料圖)

我相信1966年的中國,「文革」已經是在劫難逃了。

毛澤東是極富創意的不停頓地進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來到地球上就是來幹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與他的國家強大富裕自命優越的大人先生們的反。就像帕瓦羅蒂,他是來給人類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離去了。

毛澤東的青年時代的詞《沁園春·長沙》有句曰:「糞土當年萬戶侯」。其實,毛澤東更有興趣的是糞土當今萬戶侯、萬卷書、億萬富豪。

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於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強大者挑戰。1965年,印尼總統蘇加諾,退出聯合國,首倡在奧林匹克運動以外另搞一個新興運動會等,喬冠華趁著酒勁為《人民日報》撰寫了社論:“蘇加諾敢摸老虎屁股”,受到了毛主席的好評。一說是在對蘇加諾表示支持的一個外交聲明裡,毛澤東給加上了“蘇加諾摸了老虎屁股”的字樣。為此還引起了前蘇聯外交部的自以為是的責備:“怎麼能用這種低俗的詞兒?”

是的,毛澤東一生,他要摸國民黨蔣介石的老虎屁股,他乾脆趕走了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他要摸美國與聯合國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他要摸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陣營里的頭號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乾脆摸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屁股(除了與咱們站在一起的阿爾巴尼亞與對蘇鬧獨立性的羅馬尼亞),他也沒有吃虧。他也摸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罵了法共與意共。他摸了地主老財的老虎屁股,搞得地主老財哭爹叫娘,魂飛天外,並消滅了這個階級。他摸了資產階級的老虎屁股,只動了一個小姆指就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為君談笑定“資”“社”。1957年,他摸了大知識分子與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實,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幾乎體量等於零的小屁股,對於他老人家來說,實在是不堪一摸。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個經濟規律與經濟體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是嚴重受挫,使老人家深感鬱悶。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的各級組織各級領導各種黨閥軍閥(他的話)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糞土這一切現有的自己的體制與權力運轉機制了!

20世紀60年代,「三面紅旗」的受挫使毛澤東稍做調整,接著不是轉彎而是一不做,二不休,變本加厲,乾脆把“革命”往更加徹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發憤怒與蔑視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會體制和它們的代表人物: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前蘇聯式計劃經濟的、社會民主黨與工黨式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他都看不上。他認為,這所有的體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壓制大多數,保護少數,使不平等變成永遠。這一點在「文革」後期他談“資產階級法權”的時候,最為驚人,也最為高深莫測。

這一點他與列寧不同,列寧強調的是無產階級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在1989年底,前蘇聯解體以後,我聽到過咱們的一位喜歡琢磨事的部級領導幹部講,資本主義大國要搞對我們的和平演變,優勢在他們那一邊,我們的應對方案就是抱成團,擰成一股繩,就是說靠組織的力量抵禦演變。他的話應該說完全符合列寧的教誨。

但是請看,天才的,集詩人、哲人、統帥、舵手、領袖氣質於一身的毛澤東與列寧不同,他相信自己的史無前例的思想與藝術,相信群眾,相信人海戰術,卻並不那麼迷信疊床架屋的組織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車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寬,脾氣越來越大的官員(以上的說法是毛自己講的)。他不相信正規的組織原則與組織程序,也不那麼相信他的同僚戰友。確實他的思想衝天震地,很難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與俗鮮諧。有時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釋不清楚他到底要幹什麼。他要求革命的徹底性,再徹底,再徹底徹底,永不停歇。他領導的時代,最喜歡批判的一個思想觀念就是:船到碼頭,車到站。也就是說,他的革命機體是永無碼頭的海輪與永不停站的機車和永不落地的飛機。

他決不俯首給任何組織,包括他個人締造的與領導的組織。他有一個黨章中沒有規定過的工作方法:動輒搞一個五人小組、七人小組、聯絡員,這些非正規軍一出現,就把其他的什麼組織都管住乃至作廢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個“文革小組”,使政治局、書記處靠了邊,甚至變成了“革命對象”。有些地位遠遠無法與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權也要搞小組與聯絡員,以便拉幫結夥,整治對手,這其實是非組織活動了。

主席整整一輩子,從來都是強調打破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卻很少提建造制定什麼法制規範。

1966年「文革」中,他的發動紅衛兵砸爛黨委的各級領導組織體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結舌。他所做的不似政變,恰似政變,至少像是解散內閣、國會與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見的是以領袖與導師的身份走上長安街頭——天安門城樓,一次又一次地檢閱快要發狂了的紅衛兵小將;這幾近於是發動街頭鬥爭。他的反對御用紅衛兵的說法令人想起“右派”反黨的語言,不免暈倒。他的直接號召群眾發動群眾的藝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除了軍隊他要緊緊拉到自己這一邊以外,什麼級別,什麼官位,他都置若罔聞。他可真讓人喝彩,讓人高呼痛快,讓人堅信這樣的人物中國幾千年才有一個,世界幾百年才有一個(語出林彪)!

從1949年,他幾乎沒有一年、沒有一個月、沒有一個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調整一下休息一下過。他馬不停蹄,不斷策劃,不斷發動,不斷號召。他左一拳右一腳,左一掌右一推拿:「鎮反」、“肅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適、批判胡風、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魯曉夫、“反右”、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彭黃張、批合而一的楊獻珍、批時代精神匯合論的周谷城、批文聯與所屬各協會已經滑到了裴多菲俱樂部的邊緣、批周揚並說準備派一個團把周揚轟下去。農村也絕對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農村“四清”(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後來又發展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也不知還要清什麼),中國的歷朝歷代,從沒有哪個政權能如此深入村落與農戶抓政治運動的。

此外城市「三反」、批《海瑞罷官》、批周信芳、批前蘇聯導演丘赫萊依,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最後,據說是在杭州西湖畔,風光綺旎秀麗醉人,有人甚至說那是一個消磨鬥志的地方——劉庄或者汪庄高級要人賓館,策划了史無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卻又風雲激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他總是有一個感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解放起來比設想的要困難得多,知識分子在壓迫他們,官員幹部在壓迫他們,境外的帝修反在壓迫他們或誘騙他們……這樣下去,早晚新中國會走舊中國的老路。他甚至感覺革了那麼大的命,這個社會早晚會變得與舊社會差不多。而前蘇聯的經驗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滯不前,如果革命不徹底,如果共產黨只知著眼於執政做官收稅修橋修路發展經濟,如果「只管糧棉油,不抓敵我友」,那麼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罷,中國的前途只能是與前蘇聯一樣: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的事業將會完全失敗,不但會失敗,而且會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來攻擊他,來鞭屍……

所以要趁著他還有強勢的時候,再打幾個大仗。

與經濟建設經濟工作上的屢屢受挫成為鮮明對比的是,意識形態上、理論上、文藝上、精神層面上,所有的主席發動的鬥爭都是百戰百勝、所向無敵、絕對冠軍、無往而不利。斗得知識分子們尤其是自以為是社會精英的人五人六哭爹叫娘、捶胸頓足、檢討懺悔、束手就範。全國人民則是殺聲震天、紅旗招展、歡聲雷動、熱淚盈眶、面貌一新、豪言壯語、氣沖斗牛、咚咚咚,鏘鏘鏘。所以這個「大仗」還是命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也是失之桑榆——經濟,補之東隅——文化與革命。一提到文化與革命,毛主席當然就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啦。這也是失之物質,補之精神。失之糧棉油,補之痛痛快快地抓敵我友。

直到1958年,毛主席其實最重視的是把鋼、糧產量搞上去的,但60年代以後,他似乎聽不得「生產力」一詞了,一提生產力就要批唯生產力論。

請看,「文革」前夕,精神生活已經是極其亢奮、極其革命而革命再革命了,全國人民都在進行著革命化的競賽,但上邊還在找問題,還在嫌不夠革命化,還在查找裴多菲動向。回顧一下“反右”鬥爭後的那八九年吧,本來想搞經濟上的超英趕美,不順利,另闢蹊徑吧,下一步不搞「文革」,還能搞什麼?難道能放下心來發展生產,娛樂昇平,積攢毛主席一向看不起的罈罈罐罐?

(按:裴多菲是匈牙利詩人。他的名句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匈牙利事件”前該國有自由化知識分子成立的裴多菲俱樂部。)

「文革」的開始也就仍然是從文藝上開刀: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裏並無新意。一面是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民主人士知名人士直到老黨員(鄧拓、吳晗與廖沫沙)拚命在那裏指天畫地、信誓旦旦,表達自己對於黨的熱愛與忠誠,聲明可見此心,昭昭天日;另一面是大有來頭的批評者、心狠手辣的文藝行刑官姚文元等斷言被批評者大逆不道、心懷叵測、意在謀反、有陰謀再加上行動。一面是被指責者說自己即便是砸碎了碾爛了也沒有一個骨節一個細胞反黨,另一面是指斥者論證被指斥者是黨和國家的最兇險的敵人,而且認定該犯是清醒的,有意識、有自覺、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犯下了滔天罪行。這樣的絕不對稱的階級鬥爭風景、政治鬥爭形式、“肅反”或清理階級隊伍的鬥爭面貌,可以說是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古今中外,再看不到也想不到會上演這樣的戲。

真正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炮打司令部」,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經過“反右”鬥爭的慘痛教訓,舉國上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們這裏是不興反對領導的,關鍵在於聽領導的話,對領導要言聽計從,緊跟照辦。誰的胳臂擰得過大腿?哪一個個人抗得了組織?離開了領導,你活下去都很困難,一切生活資料,都是有領導地生產與分配的。你有什麼轍脫離領導?什麼叫向隅而泣的可憐蟲?背離了領導,被組織所拋棄,被班主任宣佈“誰也不許與他玩”的孩子,就只能向隅而泣,死了也不過是臭一塊地。“一塊地”的說法來自“反右”中積極分子的發言,這樣的透徹可以叫做刺刀見紅。問題是咱們這裏,請問哪一個昏了心的膽敢向隅而泣?大家都歡欣鼓舞,而你小子向隅而泣,你是不是對人民進行的新一輪的進攻呢?

我在新疆才知道,過去當地平民百姓愛說的是「老天爺在,一切自有道理」,解放後,人們的口頭禪變成了,“有組織在,我們怕什麼?”

我個人一輩子的體會也是,組織的力量大,但要分領域:政治、軍事、體育(如團體操與奪金牌)上,組織的力量無與倫比。在經濟、文化上,靠組織則並非百發百中。尤其是寫作,一組織起來寫,絕對就沒戲了。

當「文革」開始後我知道一些青年學生以黨委不夠革命不夠忠於毛澤東為名(按:此說也相當天真爛漫、幼稚愚蠢、矯情做作,乃至昧了良心——那個年代哪個領導敢對毛主席有二心?)向黨委提出挑戰的時候,我也以為他們會陷入當年鳴放後被捉住的“右派”的狼狽下場。如果說我對小將們略有同情,不是由於小將們有什麼可愛,有什麼見地,而是由於出面接待小將們的所謂領導幹部,幾乎都顯得那樣囁囁嚅嚅,哼哼唧唧,躲躲閃閃,沒有能力,沒有機敏,沒有誠懇,沒有擔當。誰能想得到毛主席親自出來支持小將,稱他們為無產階級革命派,接受他們的“紅衛兵”袖標,而將打壓他們的維護組織威力的路線命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誰又能想到黨委的一些領導幹部在這種情況下竟那樣窩囊、不中用!

至今仍然有一些人,一些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人物,將此事半掩半顯地解釋為毛澤東是在以他的巨大的個人威望為依靠,在中國認真地搞一次大民主,改變官僚政治的掌控體系,為此不惜直接領導一批「革命小將」與各級黨委、與既有的組織結構展開一場大會戰。

果然如此?此說如白日做夢!如果說不依靠黨委組織而依靠小將有什麼民主的意圖,這種對小將的放手發動,是在什麼政治思想前提下進行的呢?恰恰是現代個人迷信,是「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命名,是領袖對於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是不但萬歲萬歲萬萬歲,而且萬壽無疆,而且要捍衛毛澤東、捍衛“中央文革”、捍衛江青……就是說假定了全黨全國已經埋伏了潛伏了無數反對毛澤東的反動分子啦。一面是這樣的絕對擁戴、絕對聽命的統一思想,與此同時是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鐵打江山,就是說是集中統一的思想與集中統一的武裝力量,是硬實力加軟實力。而另一方面是踢開組織鬧革命的准無政府主義,是對於大鬧一場的期待,是紅色的恐怖。這確實是世界政治史、中國政治史的一絕、一險、一個極危險的亂局。

於是「鬧將」江青陳伯達的地位飆升。全國只剩下了一套紅書。知識分子與幹部們東躲西藏,檢討認罪,昏天黑地,左右為難。各種社會中堅力量中堅人士彎腰低頭、戴高帽子遊街、被剝奪了工作權利、受盡凌辱。接著鬧,鬧得一面牆上要貼十幾張主席“寶像”。鬧得掄起皮帶抽打。鬧得瘋瘋顛顛地打語錄戰。鬧得“牛棚”林立。鬧得抄家隨意。鬧得人身安全徹底失去保障。個人迷信與無政府主義的暴力結合,使得民主與法制、組織與秩序雙雙崩潰。

……

這與推進民主有什麼相干?這與青年人中難免的反體制意向有什麼相干?這是通過搞亂現有的公共管理秩序來解開幻想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小將們手腳上的桎梏,無法無天地搞一套極端非理性革命秀。

怎麼會有很有頭腦的小老弟仍然留戀著這樣的黑暗年代,並且不無遺憾地探討著「文革」為何失敗了?

1966年5月7日,與「文革」的開始同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

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

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兼學軍事、政治、文化……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這個指示宣傳得熱火朝天,它應該很重要,因為這是「文革」中少有的關於要做什麼的正面的“建設性的指示”,其他都是“其心又何其毒也”之類的憤怒語詞。這不對,那不對,究竟什麼才對?只有這一段,加後面提出的“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要鬥私批修”,此指示有一“要”字,你以為是建設性指示,但內容中有斗與批,還是批判性的。就是「五七指示」中,他也提到了批判資產階級的「文革」,提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的學校的現象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時他提出了他的社會主義模式:

一、軍隊起著骨幹的作用。

二、不強調社會分工,乾脆是抹掉了社會分工這一「老虎屁股」,而強調兼軍事、政治、文化,兼做工、農、兵、群眾工作和社會主義教育,特別是批判資產階級。

三、不再提超英趕美,看不出有追求現代化的意思,這個模式中,生產力、勞動效率、分配,一切與民生有關的話題、與消除貧窮與愚昧的話題,也是世代國人最最關心痛心的話題均未予提到。

四、學校的頭面人物仍然算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周總理等的脫帽加冕儀式無疾而終。

五、總的調子似乎仍是公社化。公社公社,一大二公,吃餃子都是幾千幾萬人一個味兒,不僅產權屬於公共,行業也是公共,容易平均平等。

我的總體感覺是「五七指示」不無親切感,調子也不是特別高。它給我感覺到的是自給自足的人群組合,是《詩經》上描寫的“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費解一點的是工農兵學商都要批判資產階級。什麼叫資產階級?指生產關係中掌握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們嗎?我當時在新疆,新疆的老革命老作家們暢談著毛主席的理論新意:根據思想狀況而不是根據財產狀況劃階級。

說法未必準確,實際上自有道理。自1956年公私合營以後,真正的資產階級沒有什麼動靜了,倒是一些不無稜角的知識分子,被「資產」了個不亦樂乎。

我的體會則是通過批判資產階級,為的是達到與不招我們待見的惡體制與舊思想舊觀念徹底隔離開來,保持毛澤東的理念的純潔性。

根據思想狀況劃階級成分,這玩意兒太玄乎、太恐怖,也太靈活了,有可能發展到凡得罪了領導的一律算資產階級的鬧劇狀態。

毛澤東哲學、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提法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側重的是破、塞、止,是批判,壞東西批判完了,好東西自然而然就來了。這是他老人家的指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你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蟲”都掃除乾淨了,糧食不夠吃還是不夠吃,房子不夠住還是鬧蝸居。

我還覺得,「五七指示」的內容相當泛漫,尚無定見定則,只是個模模糊糊的方向,說明當時「文革」到底要干點什麼尚未明晰成型,先發動起群眾至少是小將起來再說。這也很天才很瀟洒很藝術也很有靈感,大藝術家多半是隨機應變走著瞧,一面塗一面捏一面哼哼一面設計一面修改一面即興發揮一面突然爆炸。毛澤東搞「文革」如羅丹之搞雕塑,羅丹的說法是:“怎麼樣做雕塑呢?把不要的統統鑿掉就是了。”毛澤東已經頗有這樣的經驗,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群眾運動永遠有理,讓群眾鬧起來再說。一頭是他,是偉大領袖、導師、舵手、統帥;一頭是群眾是小將、是高呼口號熱火朝天、是鬥志昂揚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人民,這樣的千軍萬馬,怎麼干怎麼對,怎麼干怎麼勝利。

歷史就是這樣粗線條地被創造的。誰能畫好了平面圖、鳥瞰圖、透視圖、結構圖、材料圖與制定了各種明細表格再開始施工革命?

無論如何,對於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對於造反派的鼓勵,對於各級領導的靜坐呀貼大字報呀圍堵呀之類的衝擊,有令人興奮的一面。有那麼一些只會照本宣科與唯唯諾諾的領導,對於嘰嘰喳喳的紅衛兵小將,硬是一句整話也反應不出來。這些離開了使用——我要說是「借用」或“挪用”黨、組織、上級、毛主席的權威一級壓一級,什麼能耐都沒有的平庸之輩,正在前所未有地吃癟,這有新意,有創意,有看頭,有戲。

與此同時,堅決維護既有的秩序、維護領導的權威、注意贏得領導的好感、堅信組織的力量比個別機靈鬼或野心家強大得多、堅信得罪了領導絕對沒有好果子吃的常識性即當時認為是保守派的見解也是非常強大的,對被號召的所謂革命造反的阻力絕非一般。

還有就是,造反派那邊具有許多弱點,有的出身不好,有的歷史記錄不堪信任更不堪重用,有的不過是鼠頭獐目、投機取巧、渾水摸魚、不靠譜的胡鬧,根本上不得台盤。我的印象是儘管有「炮打司令部」的氣勢,各地區各單位的造反派勢力仍然落在「保皇派」之後。想一想當時的所謂北京五大學生造反派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的下場吧,人們不難明白,也不難想像,當時群眾組織中兩大派的鬥爭之激烈與造反派之不佔優勢。

保守派同樣乏善可陳:力找後台、照抄照轉、勢利第一、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居然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出現這樣的兩大派「全面內戰」,居然在一個強大的政權與國家機器的控制下面,出現這樣的懸疑活劇,這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絕。

還有令人叫絕之處在於,政治時事形勢誘發出各種各樣的人跳出來表演。把心懷叵測的造反派逗弄了出來。把仗勢欺人的「保皇派」逗引了出來。把熱衷於打砸搶的暴力壞蛋誘引了出來。把伺機翻案的地、富、反、壞、右煽忽了出來。把黨內野心家招惹出來。把風派、震派、政治投機分子挑逗出來。把各種小人、宵小吸引出來。「文革」就像清蒸活魚與排骨煲湯,就像海鮮與糞便膿血,強大地吸住了各種蜂蝶蚊蠅小鳥螞蟻蜈蚣……於是街頭巷尾、茶餘酒後、道聽途說,到處都有小民震服於毛主席的政治藝術。說是毛主席的政策,能讓一切牛鬼蛇神跳出來,然後自然是它們的自取滅亡。

我還想起了據說是機會主義代表人物的第二國際伯恩施坦的名言:「運動就是一切,最後目標是沒有的。」這究竟是什麼內涵與背景的“機會主義”,我至今昏昏然,希望得到有識者的指教。我更想起毛澤東的著名自詡名言:“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這似乎是一種享受,是一種自我的實現,是一種常人難以抵達的境界。

「文革」後期發表了毛主席的語錄,他批評一些官員的毛病越來越多,卻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毛主席經常替弱勢群體講話,替窮人說話。他反覆強調,永遠站在占群眾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數人一邊,那麼,就是說總有少數的,百分之五以下的人精人核,成為批判鬥爭的對象。

西方發達國家是到處鼓吹民主的,那是一種對於多數的爭取,通過競選之類的政治宣揚政治激辯,獲取多數票,並聲言保障少數的應有權利。毛主席也是追求多數的,但不是通過競選與計票,而是通過領袖、導師直接向群眾進行政治動員,通過團結下層、被壓迫階級來取得多數,戰勝少數上層人物,戰勝乃至消滅剝削階級,用《國際歌》里的話就是戰勝那些毒蛇猛獸。毛澤東的民主是階級的民主、戰鬥的民主、人海的民主。

西方政治學強調的是,總統是靠不住的,所以至少從理論上要搞什麼多元制衡。中國的搞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教訓我們的則是:多數是靠不住的,群眾運動式的大民主是靠不住的。

大家都記得運動初期主席的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相信,一開始,大傢伙兒,包括主席本人,都並沒有弄清楚,什麼是「文化大革命」的“底”。影片《周恩來》中,演員王鐵成飾演周總理,以極相近於周的口音對另一角色“賀龍”說:“文化大革命到底怎麼搞,誰也不知道……”我相信周總理確有此言此憂此說。

毛主席也很深沉,他晚年凝重地說,他一輩子做了兩件事,一個是打倒蔣介石和國民黨,一個是「文革」,前者爭議不大,後者贊成的少,反對的多。他的話帶有悲情色彩。做一個毛澤東那樣的大人物,太沉重啦。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有人認定「文革」的實質是殺功臣。這樣說的人政治觀念基本上停留在西漢時期。有的人解釋為女禍,其思想觀念更是來自夏桀與商紂時期。有的說就是為了收拾劉少奇與王光美,除了個人的爭權奪利,他們能懂什麼歷史、什麼政治、什麼社會理念呢?乾脆說是為權力鬥爭,這是西方媒體記者對於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鬥爭的唯一解讀。就像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喜歡前蘇聯是由於他不喜歡蘇俄式的尖頂建築風格。有的解釋為毛要帶著青年反體制搞民主,則是改革開放後西風吹來,乃以最新躉入的西方的平面語言與思路南轅北轍地解讀毛澤東了。

你可以分析純屬個人的毛澤東的性格特點,你可以分析任何偉人的個人情緒與偶發因素,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歷史的必然、中國的必然,它帶來的教訓仍然有它的極度深刻性。問題在於,至今沒有誰深刻地分析過這個絕非無意義的大課題。

例如毛澤東思想與中華文化的關係。不論毛澤東思想哲學上的叛逆姿態有多麼高調,我們從他的「一大二公」的提倡上仍然會看到“天下大同”的觀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不必為己”……這樣的觀念早在《禮記》中就有,可以說斯時已經準備了中國的20世紀的赤化。孫中山的口號之一也是天下為公。連國民黨黨歌里也唱:“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就是說,民國是最低綱領,大同者是最高理念。

誰能解釋與進一步從政治上從學理上總結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中國人應該干這個活。中國共產黨應該干這個活。中國學者應該干這個活。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中國責無旁貸。正確地毫不含糊地總結「文革」的方方面面,這也是中國對人類歷史的貢獻。

本文摘自《中國天機》,王蒙 著,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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