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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自殺

「度牒」制度是古代王朝為出家僧侶而設特別優待政策。由於出家人是不事生產,專心求法,為了體諒他們無法納稅的處境以及方便政府管理,政府會向合法登記的僧侶發出「度牒」,憑「度牒」者便可以合法免交任何稅項及服役。

 

到唐朝中葉,由於爆發安史之亂後,出現地方割據勢力,唐室收入大減,為了開源解決財政問題,當時的官員便想出一個餿主意,就是販賣「度牒」,即使是平民百姓,只要付出一定的金錢,便可以合法領取「度牒」,終身免於納稅。固然,一時之間,大量富有人家搶購「度牒」,使唐室得以解決燃眉之急,但是,長遠而言,可徵稅人口大減,未來財政壓力更加巨大。這種為了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需要的政治決定,猶如慢性自殺,使唐朝步入末路。

 

同樣地,香港都出現慢性自殺的危機。為了一時的穩定和諧,造成長期的政府弱勢和民怨沸騰,對管治極為不利,而一切便要從回歸講起。

 

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和平回歸,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是回歸初期的主要任務。因此,中央政府必須在香港找到強而有力的合作夥伴,才能實現目標。可是,回歸前夕(乃至回歸後廿二年來),支持愛國愛港的群眾基礎仍屬薄弱,不少市民依然抱著戀殖或是仇共的心態。因此,在構建特區政府的執政班底時,可以看出其思路是盡量向中間溫和人士靠攏,例如商人及公務員,將其納入建制的骨幹部分,以維持政府正常運作。所以,回歸初期,既有董建華出任特首,亦有大量精英公務員擔任司局級職位;在立法會的層面,既有傳統愛國愛港政黨如工聯會、民建聯作為支柱,亦有親商界如自由黨、經民聯或部分獨立人士組成類似政治聯盟。這種情況,基本上在往後幾屆政府一直維持。雖然建制並非社會意見的主流,但圍繞愛國愛港人士、商人及公務員為主軸建立的建制陣營,至少成為穩定社會的重要力量。

 

問題是,這種多元的政治勢力,其合作方或和團結性向來備受質疑。主要原因,是彼此理念分歧過大,尤其在民生議題上不易取得共識,例如公務員團隊與政黨便經常就交通、醫療、教育、房屋等問題上不能充分合作,前者認為後者不切實際、後者則覺得前者敷衍塞責;在勞資問題上,工聯會與自由黨、經民聯基本上是誓不兩立。因此,除了大是大非的議題,例如政改,建制可以一致對外以外,沒有任何議題能夠促成三大單位的合作和協調。

 

然而,建制作為一大政治陣營,卻舉步維艱的主因,是由於商人實力雄厚、地位超然,有較大能力影響政策制定和發展方向,變相政策嚴重向商界利益傾斜。以房屋問題為例,地產企業必然不希望政府積極有為、開拓土地,只有單位嚴重短缺,樓價日益高漲,才能滿足地產界別的利益。因此,當政府提出「明日大嶼」計劃,希望透過填海增加可開發土地時,不難發現反對聲音與反對派同樣浩大的,便是來自商界的朋友。

 

由於政府長期處於弱勢,若要維持有效的執政基礎和地位,必然高度重視陣營內各大單位,特別是最有影響力的單位,即商界的意見,從而使資源分配失衡。不過,後果是一般市民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生活質素日趨下降,而民怨則逐漸增加。當民間反對聲音坐大,建制的實力便進一步受到削弱,而政府便更加弱勢,對陣營各大單位的依賴便愈大。當商界知道手執豐厚的政治籌碼,其「真性情」便會發揮得淋漓盡致,肆意「扭計」,使政府難以管治,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在上月逃犯條例修訂進入審議階段時,率先「跳船」的,就是以自由黨和田北辰為首的商界朋友;當暴動愈演愈烈,火上加油、向特首和行會成員連珠發砲的,便是田北俊。商界一次又一次出賣建制陣營,正是政府過分依賴商界的後果。當商界知道背棄建制的利益較與建制同一陣線為大,作為最擅於計算利益的群體,自然知道如何作出決定。

 

要解救香港的政治困局,便要扭轉政府的弱勢,添加新的政治元素進入建制陣營,減少對商界的依賴,從而避免現時失衡的資源分配。當政策真正做到以民為本,溫和、理性的聲音自然站在建制一邊,其管治效能便不可同日而語。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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