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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哭著笑了:知識分子與政治保持多少距離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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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哭著笑了:知識分子與政治保持多少距離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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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哭著笑了:知識分子與政治保持多少距離才安全?

2019年07月18日 18:10 最後更新:11:30

晚年費孝通(資料圖) 

民國三位撰稿人:(左起)儲安平、費孝通、錢鐘書(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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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費孝通(資料圖)

民國三位撰稿人:(左起)儲安平、費孝通、錢鐘書(資料圖)

儲安平及其子女(資料圖)

晚年的錢鍾書夫婦

儲安平及其子女(資料圖)  

《觀察》是20世紀40年代末一本著名政論雜誌,創辦人乃近代著名報人儲安平。儲安平是蘊懷浩然之氣、關懷國運民瘼的知識分子,《觀察》從一誕生就標舉著民主、自由、進步和理性四大宗旨,以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立場自由馳騁。《觀察》越辦越好,逐漸吸引了大量的讀者,銷量從創辦之初的幾千份迅速飆升,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政論刊物,左右一時的輿論風向。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藉助《觀察》這個言論平台,在國共兩黨無休止的內戰之中,為中間派打開了一條第三條路線,為大眾撐開了一方別樣的視角和空間。在《觀察》這個並不算溫暖的搖籃里,中國自由主義迎來了一個短暫的春天。

《觀察》甫一創刊就採取撰稿人制度,所謂「《觀察》撰稿人」乃特定概念,並非指所有曾經給《觀察》寫過文章的人,而是指從創刊號起名列封面的那批人。創刊時《觀察》在第一頁即把68位撰稿人姓名和單位列出,第二期又增至78位。這些人大多為自由知識分子,為當時及後來中國思想和文化作出頗多貢獻。

對於擔任《觀察》撰稿人,儲安平認為意義是雙重的,第一表示願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義上支持這個刊物。在收到《觀察》撰稿人邀請函時,大多人「遵約擔任」,除寄回印好的復函外,有的另附私人函件以示鼓勵。其中只有徐鑄成復函說“不克擔任”,其他有8位沒有迴音。

儲安平熱忱地邀請當時很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既多次設法尋求胡適、傅斯年、陳衡哲等五四新文化運動前輩支持,又積極吸收與他年齡相仿的同時代學人,把很多中間偏左和偏右的都團結進來,讓這個刊物確實做到真正的居中。

《觀察》不用「特約撰稿人」一詞,一律稱為“撰稿人”,目的在使《觀察》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刊物發生更關切的感情。就以第一捲來論,封面所列撰稿人中,有三分之二給刊物寫過文章。

這批人是自覺自愿結合在一起,雖然沒有任何組織聯繫,但在精神和道義上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這批人能聚在一個普通刊物周圍,說明中國自由主義如一脈細微而柔韌的香火,並沒有因為多年頻繁的戰亂和浩劫而中斷。

在這些《觀察》撰稿人中,與儲安平同歲的有費孝通、錢鍾書,他們同為江蘇人,又都曾留學英國。三人在《觀察》時期人生軌跡發生了交匯,以後個人命運似乎從那時就隱隱註定。本文想從各人對政治態度導致的命運歧途比較下。

費孝通出生在江蘇吳江,他於1938年獲得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其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被國際學界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國內學界亦莫不嘆為奇才,以為費孝通前途未可限量,期望他能成為中國社會學繼往開來的巨擘。

儲安平與費孝通相識是在《觀察》籌備期間,那時儲安平去找老師潘光旦幫忙,潘光旦告訴他去找費孝通吧。這樣兩人打起交道,費孝通爽快地答應給《觀察》做撰稿人。費、儲兩人很多觀點都一致,同鄉、同年、同學的三同之誼讓他們之間的關係迅速升溫。費孝通十分信任儲安平,儲安平也把費孝通當成最得力的助手。

在《觀察》前後幾年中,費孝通是發表文章最多的作者,僅署真名的就達34篇之多。這些文章基本都跳出他自己的專業,大多關於中國政治時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紹歐美文化的。費孝通對《觀察》傾注了十分情感,連《鄉土中國》、《鄉土建設》兩本成名作均作為《觀察》叢書出版。

1949年費孝通像大多數《觀察》撰稿人一樣留下了,在復刊後的《觀察》上,費孝通仍舊發表許多文章,不同的是大多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如《知識分子與政治學習》、《甚麼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後》……作為原《觀察》最早和最經常的撰稿人,他依舊在力撐老友的刊物,但如此立言是出於自願還是無奈?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費孝通直到晚年,內心深處仍對曾經的理想保持著無限眷戀,這種心跡在他許多散文中俯首皆拾。比如他在《我和〈新觀察〉》中評價:「《觀察》是日本投降後到解放這一段內戰時期知識分子的論壇。知識分子就是好議論,議論需要講台和刊物。《觀察》及時提供了論壇,一時風行全國。現在五六十歲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曾是《觀察》的讀者。當時我年華方茂,剛身受反動勢力的迫害,豈肯默爾而息,於是仰首申眉、振筆疾書,幾乎每期《觀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說是件快事,對《觀察》來說多一個快手。我們之間的文字因緣就這樣結了下來。」

晚年的錢鍾書夫婦

新婚時的錢鍾書、楊絳

在1987年為《山水·人物》所寫的自序中,費孝通明確地說這本書出版算是對一位老朋友的紀念,他就是創辦《觀察》的儲安平先生。懷念《觀察》,懷念儲安平,或可說是追尋逝去的道德理想。

遙想當年「李聞血案」後,費孝通面對著白色恐怖,仍敢公開聲明說,李、聞的血是標誌著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運動的轉折點,可見其血性十足。所以,也不難理解費孝通在1957年能寫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被稱為向我党進攻的第一炮!

不過費孝通自己也沒料到的,當時紅得發紫的他會由此而成為「右派」,所以,宣佈時他大哭了一場,大笑了一場,一切解決了,他懂了,政治是怎麼一回事情。

費孝通學術成就如《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無不出自青年時代,中年以後雖或不乏佳作,但那些曾經的皇皇巨著卻是沒了。造成如此狀況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作為一位學者他和政治發生了太多的瓜葛。

「文革」結束後,費孝通復出江湖,一度擔任高官,決定國家政策。不過我們仍能從他那些文字里感受到那顆滾燙的心,這顆心從《觀察》開始就從沒死寂。費孝通幾乎成為《觀察》撰稿人的一個典型,文人從政的另一個典型。

在《觀察》諸多撰稿人中,與費孝通、儲安平兩位老鄉完全不同的是錢鍾書。錢鍾書出生在無錫書香世家,父親錢基博是國學功底深厚的大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錢鍾書對政治卻一直避而遠之,他似乎早早的完全看透,對政治冷眼旁觀。他跟陳寅恪對待政治的態度較為相似。

而儲安平則對政治始終興趣濃厚,企圖通過言論來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用輿論思想影響政府行為,但個人又不願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渦中去。這讓人想起了胡適、傅斯年等上一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之不同的費孝通是徘徊在政治與學術之間,他在專業之外對政治懷有興趣,並試圖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中扮演某種角色,願意參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團中去的。像梁漱溟等也大致如此。

錢鍾書與儲安平屬於舊相識,與費孝通關係更是不淺,錢、費兩人像方鴻漸與趙辛楣一樣是「同情人」——費孝通在大學時代曾經追求過楊絳,然而,落花有情,流水無意,楊絳卻對錢鍾書一見鍾情。

在《觀察》時期,錢鍾書總共給雜誌寫過5篇文章,依次是《說〈回家〉》、《補評英文新字辭典》、《遊歷者的眼睛》、《雜言——關於著作的》,以及給儲安平的一封信。這些文章完全是遠離政治的簡短學術隨筆,在《觀察》這份政論刊物上很不起眼。不過儲安平卻認為錢鍾書是中國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學的人,他造詣的廣博精深,允為同儕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風采,別具一格。

錢鍾書向來對政治採取避而遠之態度,他缺乏與哀哭者同哀哭,與捆綁者同捆綁的道德理想,在每次政治暴風雨前,他都能做出一副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態。他給自己散文題為《寫在人生邊上》,甘居一個邊緣人的位置。他的作品中沒有多少浮躁的塵埃,沒有那些外在意識形態的強加,是一個純粹為學問而學問的學者和作家,所以他從容地把自己的人生智慧全部融進去。

錢鍾書對政治的態度讓他在1957年沒有落入「右派」行列,雖然在時代的腥風血雨下也多少受到衝擊,但是貌似文弱的他生存能力卻大大優於其他《觀察》同人,依然能躲在鍋爐邊看他的書。

20世紀90年代後,國內思想界疲軟,啟蒙精神逐漸弱化,讓錢鍾書成了一個熱門人物,電視劇《圍城》熱播更讓他作為文學家家喻戶曉。但錢鍾書似乎從來就是拒絕露臉的世外高人,正如他的字——默存,要不然也說不出「吃一個雞蛋感覺好,沒必要把這隻雞也認識」的通透之語。

錢鍾書一生無黨無派,他「難得糊塗」地活著並長壽,超然物外卻又名滿天下,這是儲安平與同時代的《觀察》撰稿人所難以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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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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