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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黑衣女士 展現人性光輝

上週日新城市廣場爆發驚嚇的警民衝突場面,其中一幕是一個警員被群眾包圍暴打,過程相當嚇人。我細心翻看幾條相關視頻,嘗試理解群眾的暴力行為,以及周遭人士的反應,希望對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

當時新城市廣場內的警察人數很少,而聚集了的示威群眾很多,一名警員走下扶手電梯的時候,被一名示威者從後攻擊猛踢,警員滾落電梯倒地,大群示威者衝前對該警員拳打腳踢,還有人用雨遮狂插他。無綫電視的張姓攝影記者撲上前阻擋示威者繼續打人。

對於無綫攝記的仁義行為,傳媒已有廣泛報道。我卻發現當時另有一位穿黑裙、挽著手袋的中年女士,正從扶手電梯下來,見到大量示威者暴打警員,她馬上趨前,嘗試阻止示威者打人。在無綫攝記推開幾名想繼續襲擊警員的同時,那名女士亦擠入人群,張開雙手阻止示威者繼續打警員。隨著有更多攝記跑上前護著警員,打人的示威者才散去,這名黑衣女士見到情況受控,亦慢慢回頭走上扶手電梯離開。整個過程維持了大約十五秒,這位黑衣女士雖然身材瘦弱,但見到有人被打,仍敢於挺身而出,在剎那之間,展現了人性的光輝。而被打的警員後來被同袍救走,面骨爆裂,但檢回性命。若無人阻止,他可能已被雨遮插死。

黑衣女士(紅圈內)阻止示威者再襲擊倒地警員(右下方)

黑衣女士(紅圈內)阻止示威者再襲擊倒地警員(右下方)

把當晚幾條不同環境的視頻綜合起來,就會知道當時在好運中心平台上,有示威者用磚頭擲向街上的警員,警員為了制止示威者掟磚,便走入新城市廣場內,試圖穿過新城市廣場,走到好運中心。但進入新城市廣場之後,落了單的警員便被大量示威者如野獸般圍毆,情況慘不忍睹。

究竟這些可怕的政治暴力,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可以在一瞬之間,把一個平日正正常常的人變成野獸?這讓我想起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她是美籍猶太人,原籍德國,深受納粹政權的壓逼,以研究極權主義和政治暴力見稱。

鄂蘭的著作《論暴力》(On Violence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70)對政治暴力有深刻的觀察。她有一段描述暴力的金句:「權力和暴力是相反的,當政府擁有著絕對的權力的時候,政治暴力便會消失無踪。當政府的權力崩壞,政治暴力便會出現,任由暴力發展下去,會直至政治權力完全消失為止。」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就有關政治暴力的金句。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就有關政治暴力的金句。

如果我們假設香港的政治衝突,不是因為外力引起,純粹是群眾的自發行為,群眾是想透過暴力抗爭,達成一些政治目的。但鄂蘭指出,「如果暴力抗爭的目的不能迅速達到,那麼後果不僅是目的的挫敗,而且是就此將暴力行為引入整個社會政治。」政府的壓制和群罪的反抗,形成惡性循環。她認為:「暴力行為的後果是不可逆轉的,暴力抗爭行為失敗後,幾無可能回到原來的現狀。和一切其他行為一樣,暴力行為在沒有達到目的的情況下,也會改變現實世界,這是一種使世界變得更暴力的改變。」

看完鄂蘭的分析,不難有此結論,暴力不斷升溫,標誌著有理性能力的人正不斷退化,不只是個人的退化,而且是整個社會文明的退化。

或許香港頌揚政治暴力的政客,除了想達成政治理想之外,也有選舉的考慮,他們不想得罪行使暴力的青年群眾,以免影響自己的票源,例如以毛孟靜為代表的反對派議議員,就聲言不會與暴力割蓆。真正令人擔心的是,他們這些使暴力合理化的行徑,客觀上除了可獲得選票之外,不會達成任何崇高的政治理想,只會令到香港的社會文明不斷倒退,令到香港慢慢退化成一個野蠻世界。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