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鄧小平在一起
在中國歷史上，凡是涉及一個人物的評價，往往極為慎重，講究「蓋棺定論」。對陳毅的最後定論是由毛澤東親自作出的。這在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上極為罕見，意義非同尋常。這正如朱德在一首悼念陳毅的詩中寫的那樣：“一生為革命，蓋棺方論定，重道又親師，路線根端正。”
毛澤東親自參加陳毅的追悼會，表示了對這位老戰友的真摯感情，表示了對陳毅一生的高度評價，同時也意味著對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的徹底平反。
在陳毅之後，再也沒有人能夠得到「偉大領袖佩黑紗」的哀榮了。
正是在陳毅追悼會上，毛澤東在談話中又一次提到鄧小平。並且把鄧小平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這表明毛澤東對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鄧小平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只要「定性」為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便可以過黨的組織生活，可以出來工作，可以擔任領導職務，可以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樣的例子已不在少數。
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把毛澤東對鄧小平所作的「鄧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評價”傳出去，以便為儘快使鄧小平能夠早日出來工作創造條件。
……
毛澤東作出的上述這一系列重大決策，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在逐步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糾正他所認識到的那一部分錯誤。
毛澤東的這些決策，為鄧小平的復出創造了有利的條件。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閱讀了鄧小平從江西寫給他的信以後，作了一個重要批示：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指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筆者注）印發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指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筆者注）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毛澤東的這一大段批語，儘管並不完全正確，例如說「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就不符合歷史事實。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卻有著至高無上的重要意義。
毛澤東的批示，雖然著墨不多，但言簡意賅，十分精當地評價了鄧小平的革命歷史。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一評價是很高的，與鄧小平同時代的其他老同志，還從來沒有受到過偉大領袖如此高的評價呢!
毛澤東的批示，等於向全黨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確鑿無疑的信號——毛澤東已經下定決心，要起用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了!
鄧小平健步登上聯合國講壇，莊嚴宣佈：中國將堅決站在第三世界國家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
鄧小平從聯合國載譽歸來，毛澤東更為倚重。每當毛澤東會見重要的外國客人時，總能看到鄧小平的身影。
在促使鄧小平復出和重新工作問題上，周恩來嘔心瀝血，煞費苦心，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讓鄧小平復出並委以重任的決策者。沒有毛澤東的決策，任何人也不可能使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但在毛澤東決策以後，是周恩來抓住不放，排除萬難，一以貫之，落實到底，把毛澤東的決策迅速變成了現實。
周恩來與鄧小平的革命情誼，長達半個多世紀。早在20世紀初，當他們在歐洲勤工儉學時，便一同走上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道路，在中國旅歐共產主義者的各種集會和活動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們並肩戰鬥的英姿。鄧小平在1980年8月會見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曾無限深情地回顧周恩來說：「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曾問過鄧小平：「在留法的人中間，你與哪個人的關係最為密切?」
鄧小平沉思了一下答道：「還是周總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也最長。」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是的，在法國的兩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歲月，在江西中央蘇區，在長征路上，在革命戰爭中，在建國後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機關中，直到周總理為黨、為國、為人民鞠躬盡瘁，吐出最後一息，父親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一直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和忠誠戰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56年至1966年這10年里，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出席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鄧小平作為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出席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會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支持，始終站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工作的第一線，結下了真摯的情誼。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使周恩來頓時失去了一個有力的臂膀。他千方百計保護鄧小平，並一直在尋找著、等待著、思考著如何使鄧小平早日出來工作的最佳時機。
周恩來與鄧小平（資料圖）
鄧小平下放江西勞動時，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江西省革命委員會，要求江西省妥善安排好鄧小平的居住、生活、勞動和學習，絕對保證鄧小平的安全。
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期間，雖然周恩來在協助毛澤東處理廬山會議上發生的林彪密謀「搶班奪權」這一重大事件的過程中異常繁忙，但他還是挂念著在廬山腳下的鄧小平。在緊張的工作之餘，一天，周恩來對保健醫生說：“這裏現在有我兩個熟人呢!一個是你的同行，她叫鄭淑雲（指周恩來的一位保健護士，當時在衛生部江西“五七”幹校）；另一個是我的同行，叫鄧小平，現在南昌附近住。一個鄭，一個鄧，兩個‘耳刀’嘛!”過了一會兒，周恩來又輕輕嘆息了一聲，以惋惜的口吻說：“我告訴你，鄧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來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來的，現在看來又不行了。”
1972年1月10日，在陳毅追悼會上，當周恩來聽到毛澤東在談話中把鄧小平「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時，立即敏銳地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有利時機，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的話傳出去，為鄧小平復出製造輿論。
同年1月下旬，周恩來在接見一個會議的代表時，明確指出：在揭批林彪的過程中，一定不能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林彪這夥人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如今，關於鄧小平的復出問題，毛澤東親自作出了重要批示。有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周恩來立即抓住時機，雷厲風行，迅速行動。
周恩來首先派人將毛澤東的批示和鄧小平的信印製若干份，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傳閱，並立即以中共中央名義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對鄧小平立即解除監督勞動，恢復黨組織生活。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再次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周恩來寫道：
登奎、東興同志：
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切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
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曾請韋國清同志（當時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區革命委員會主任——筆者注）注意幫他治好。王良恩同志（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筆者注）了解其情況，可問他關於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
周恩來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經過周恩來的努力工作，終於排除了在鄧小平復出問題上的重重障礙。
實際上，「九·一三」事件以後，中共中央任命了新的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鄧小平所處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逐步好轉。
一天，中共江西省委的一位負責人到南昌步兵學校看望鄧小平，並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組織生活的通知。鄧小平敏銳地感到，這是一個實質性的變化，表示了政治生命的恢復。「我將來還會出來工作的!」從被打倒的那天起，鄧小平始終不渝地保持著這種堅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鄧小平在等待著新的歷史性的召喚!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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