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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給鄧小平「定性」:錯誤嚴重,但與劉少奇不同


毛澤東與鄧小平在一起

在中國歷史上,凡是涉及一個人物的評價,往往極為慎重,講究「蓋棺定論」。對陳毅的最後定論是由毛澤東親自作出的。這在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上極為罕見,意義非同尋常。這正如朱德在一首悼念陳毅的詩中寫的那樣:“一生為革命,蓋棺方論定,重道又親師,路線根端正。”

毛澤東親自參加陳毅的追悼會,表示了對這位老戰友的真摯感情,表示了對陳毅一生的高度評價,同時也意味著對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的徹底平反。

在陳毅之後,再也沒有人能夠得到「偉大領袖佩黑紗」的哀榮了。

正是在陳毅追悼會上,毛澤東在談話中又一次提到鄧小平。並且把鄧小平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這表明毛澤東對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鄧小平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只要「定性」為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便可以過黨的組織生活,可以出來工作,可以擔任領導職務,可以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樣的例子已不在少數。

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把毛澤東對鄧小平所作的「鄧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評價”傳出去,以便為儘快使鄧小平能夠早日出來工作創造條件。

……

毛澤東作出的上述這一系列重大決策,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在逐步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糾正他所認識到的那一部分錯誤。

毛澤東的這些決策,為鄧小平的復出創造了有利的條件。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閱讀了鄧小平從江西寫給他的信以後,作了一個重要批示: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指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筆者注)印發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指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筆者注)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毛澤東的這一大段批語,儘管並不完全正確,例如說「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就不符合歷史事實。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卻有著至高無上的重要意義。

毛澤東的批示,雖然著墨不多,但言簡意賅,十分精當地評價了鄧小平的革命歷史。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一評價是很高的,與鄧小平同時代的其他老同志,還從來沒有受到過偉大領袖如此高的評價呢!

毛澤東的批示,等於向全黨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確鑿無疑的信號——毛澤東已經下定決心,要起用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了!

鄧小平健步登上聯合國講壇,莊嚴宣佈:中國將堅決站在第三世界國家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

鄧小平從聯合國載譽歸來,毛澤東更為倚重。每當毛澤東會見重要的外國客人時,總能看到鄧小平的身影。

在促使鄧小平復出和重新工作問題上,周恩來嘔心瀝血,煞費苦心,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讓鄧小平復出並委以重任的決策者。沒有毛澤東的決策,任何人也不可能使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但在毛澤東決策以後,是周恩來抓住不放,排除萬難,一以貫之,落實到底,把毛澤東的決策迅速變成了現實。

周恩來與鄧小平的革命情誼,長達半個多世紀。早在20世紀初,當他們在歐洲勤工儉學時,便一同走上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道路,在中國旅歐共產主義者的各種集會和活動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們並肩戰鬥的英姿。鄧小平在1980年8月會見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曾無限深情地回顧周恩來說:「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曾問過鄧小平:「在留法的人中間,你與哪個人的關係最為密切?」

鄧小平沉思了一下答道:「還是周總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也最長。」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是的,在法國的兩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歲月,在江西中央蘇區,在長征路上,在革命戰爭中,在建國後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機關中,直到周總理為黨、為國、為人民鞠躬盡瘁,吐出最後一息,父親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一直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和忠誠戰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56年至1966年這10年里,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出席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鄧小平作為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出席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會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支持,始終站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工作的第一線,結下了真摯的情誼。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使周恩來頓時失去了一個有力的臂膀。他千方百計保護鄧小平,並一直在尋找著、等待著、思考著如何使鄧小平早日出來工作的最佳時機。


周恩來與鄧小平(資料圖)

鄧小平下放江西勞動時,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江西省革命委員會,要求江西省妥善安排好鄧小平的居住、生活、勞動和學習,絕對保證鄧小平的安全。

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期間,雖然周恩來在協助毛澤東處理廬山會議上發生的林彪密謀「搶班奪權」這一重大事件的過程中異常繁忙,但他還是挂念著在廬山腳下的鄧小平。在緊張的工作之餘,一天,周恩來對保健醫生說:“這裏現在有我兩個熟人呢!一個是你的同行,她叫鄭淑雲(指周恩來的一位保健護士,當時在衛生部江西“五七”幹校);另一個是我的同行,叫鄧小平,現在南昌附近住。一個鄭,一個鄧,兩個‘耳刀’嘛!”過了一會兒,周恩來又輕輕嘆息了一聲,以惋惜的口吻說:“我告訴你,鄧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來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來的,現在看來又不行了。”

1972年1月10日,在陳毅追悼會上,當周恩來聽到毛澤東在談話中把鄧小平「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時,立即敏銳地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有利時機,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的話傳出去,為鄧小平復出製造輿論。

同年1月下旬,周恩來在接見一個會議的代表時,明確指出:在揭批林彪的過程中,一定不能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林彪這夥人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如今,關於鄧小平的復出問題,毛澤東親自作出了重要批示。有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周恩來立即抓住時機,雷厲風行,迅速行動。

周恩來首先派人將毛澤東的批示和鄧小平的信印製若干份,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傳閱,並立即以中共中央名義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對鄧小平立即解除監督勞動,恢復黨組織生活。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再次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周恩來寫道:

登奎、東興同志:

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切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

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曾請韋國清同志(當時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區革命委員會主任——筆者注)注意幫他治好。王良恩同志(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筆者注)了解其情況,可問他關於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

周恩來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經過周恩來的努力工作,終於排除了在鄧小平復出問題上的重重障礙。

實際上,「九·一三」事件以後,中共中央任命了新的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鄧小平所處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逐步好轉。

一天,中共江西省委的一位負責人到南昌步兵學校看望鄧小平,並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組織生活的通知。鄧小平敏銳地感到,這是一個實質性的變化,表示了政治生命的恢復。「我將來還會出來工作的!」從被打倒的那天起,鄧小平始終不渝地保持著這種堅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鄧小平在等待著新的歷史性的召喚!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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