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毛澤東給鄧小平「定性」:錯誤嚴重,但與劉少奇不同

博客文章

毛澤東給鄧小平「定性」:錯誤嚴重,但與劉少奇不同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毛澤東給鄧小平「定性」:錯誤嚴重,但與劉少奇不同

2019年07月19日 18:13 最後更新:11:10

毛澤東與鄧小平在一起

在中國歷史上,凡是涉及一個人物的評價,往往極為慎重,講究「蓋棺定論」。對陳毅的最後定論是由毛澤東親自作出的。這在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上極為罕見,意義非同尋常。這正如朱德在一首悼念陳毅的詩中寫的那樣:“一生為革命,蓋棺方論定,重道又親師,路線根端正。”

毛澤東親自參加陳毅的追悼會,表示了對這位老戰友的真摯感情,表示了對陳毅一生的高度評價,同時也意味著對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的徹底平反。

在陳毅之後,再也沒有人能夠得到「偉大領袖佩黑紗」的哀榮了。

正是在陳毅追悼會上,毛澤東在談話中又一次提到鄧小平。並且把鄧小平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這表明毛澤東對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鄧小平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只要「定性」為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便可以過黨的組織生活,可以出來工作,可以擔任領導職務,可以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樣的例子已不在少數。

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把毛澤東對鄧小平所作的「鄧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評價”傳出去,以便為儘快使鄧小平能夠早日出來工作創造條件。

……

毛澤東作出的上述這一系列重大決策,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在逐步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糾正他所認識到的那一部分錯誤。

毛澤東的這些決策,為鄧小平的復出創造了有利的條件。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閱讀了鄧小平從江西寫給他的信以後,作了一個重要批示: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指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筆者注)印發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指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筆者注)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毛澤東的這一大段批語,儘管並不完全正確,例如說「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就不符合歷史事實。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卻有著至高無上的重要意義。

毛澤東的批示,雖然著墨不多,但言簡意賅,十分精當地評價了鄧小平的革命歷史。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一評價是很高的,與鄧小平同時代的其他老同志,還從來沒有受到過偉大領袖如此高的評價呢!

毛澤東的批示,等於向全黨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確鑿無疑的信號——毛澤東已經下定決心,要起用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了!

鄧小平健步登上聯合國講壇,莊嚴宣佈:中國將堅決站在第三世界國家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

鄧小平從聯合國載譽歸來,毛澤東更為倚重。每當毛澤東會見重要的外國客人時,總能看到鄧小平的身影。

在促使鄧小平復出和重新工作問題上,周恩來嘔心瀝血,煞費苦心,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讓鄧小平復出並委以重任的決策者。沒有毛澤東的決策,任何人也不可能使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但在毛澤東決策以後,是周恩來抓住不放,排除萬難,一以貫之,落實到底,把毛澤東的決策迅速變成了現實。

周恩來與鄧小平的革命情誼,長達半個多世紀。早在20世紀初,當他們在歐洲勤工儉學時,便一同走上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道路,在中國旅歐共產主義者的各種集會和活動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們並肩戰鬥的英姿。鄧小平在1980年8月會見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曾無限深情地回顧周恩來說:「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曾問過鄧小平:「在留法的人中間,你與哪個人的關係最為密切?」

鄧小平沉思了一下答道:「還是周總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也最長。」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是的,在法國的兩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歲月,在江西中央蘇區,在長征路上,在革命戰爭中,在建國後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機關中,直到周總理為黨、為國、為人民鞠躬盡瘁,吐出最後一息,父親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一直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和忠誠戰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56年至1966年這10年里,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出席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鄧小平作為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出席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會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支持,始終站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工作的第一線,結下了真摯的情誼。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使周恩來頓時失去了一個有力的臂膀。他千方百計保護鄧小平,並一直在尋找著、等待著、思考著如何使鄧小平早日出來工作的最佳時機。

周恩來與鄧小平(資料圖)

鄧小平下放江西勞動時,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江西省革命委員會,要求江西省妥善安排好鄧小平的居住、生活、勞動和學習,絕對保證鄧小平的安全。

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期間,雖然周恩來在協助毛澤東處理廬山會議上發生的林彪密謀「搶班奪權」這一重大事件的過程中異常繁忙,但他還是挂念著在廬山腳下的鄧小平。在緊張的工作之餘,一天,周恩來對保健醫生說:“這裏現在有我兩個熟人呢!一個是你的同行,她叫鄭淑雲(指周恩來的一位保健護士,當時在衛生部江西“五七”幹校);另一個是我的同行,叫鄧小平,現在南昌附近住。一個鄭,一個鄧,兩個‘耳刀’嘛!”過了一會兒,周恩來又輕輕嘆息了一聲,以惋惜的口吻說:“我告訴你,鄧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來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來的,現在看來又不行了。”

1972年1月10日,在陳毅追悼會上,當周恩來聽到毛澤東在談話中把鄧小平「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時,立即敏銳地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有利時機,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的話傳出去,為鄧小平復出製造輿論。

同年1月下旬,周恩來在接見一個會議的代表時,明確指出:在揭批林彪的過程中,一定不能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林彪這夥人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如今,關於鄧小平的復出問題,毛澤東親自作出了重要批示。有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周恩來立即抓住時機,雷厲風行,迅速行動。

周恩來首先派人將毛澤東的批示和鄧小平的信印製若干份,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傳閱,並立即以中共中央名義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對鄧小平立即解除監督勞動,恢復黨組織生活。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再次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周恩來寫道:

登奎、東興同志:

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切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

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曾請韋國清同志(當時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區革命委員會主任——筆者注)注意幫他治好。王良恩同志(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筆者注)了解其情況,可問他關於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

周恩來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經過周恩來的努力工作,終於排除了在鄧小平復出問題上的重重障礙。

實際上,「九·一三」事件以後,中共中央任命了新的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鄧小平所處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逐步好轉。

一天,中共江西省委的一位負責人到南昌步兵學校看望鄧小平,並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組織生活的通知。鄧小平敏銳地感到,這是一個實質性的變化,表示了政治生命的恢復。「我將來還會出來工作的!」從被打倒的那天起,鄧小平始終不渝地保持著這種堅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鄧小平在等待著新的歷史性的召喚!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往下看更多文章

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