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29日，鄧小平在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陪同下視察北京市的城市建設。圖/中新
7月11日上午8點30分，北京市原常務副市長張百發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理事長闞麗君早早到場，被門口的人潮驚住了。「我覺得可能有好幾千、近萬人。他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兒，人們稱呼他為‘平民市長’太對了。」認識張百發38年的闞麗君說。
五人一排鞠躬時，排在她前面的一個50多歲的中年男人突然跪地，連磕了三個頭，口裏說著：「是你給我指引了道路，我才有了今天！」
四年前的7月，張百發也是這樣突然跪在了設在北京305醫院的萬里靈堂前。萬里的長子萬伯翱想把他扶起來，他拒不起身，連磕了三個頭。他說，自己必須給老首長行弟子之禮。
在萬伯翱看來，張百發可以說繼承了萬里的衣缽。兩人都是搞城市建設出身，也都擔任過北京市副市長。不同的是，張百發的仕途沒能更上一層。
他說，要說自己沒有一點兒想法也不是實話，但一想到自己是黨一手培養起來的，自己肚子裏有多少水、能吃幾碗乾飯自己心裏要有數，應該很幸福很知足了，也就想通了。「再說我細細地想了想，就我這脾氣秉性，不能當大官，也當不了大官。」
「哼哈二將」
上世紀50年代，陶斯亮是北京的一名中學生。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那個崇拜勞模和英雄的年代，張百發在人們眼裏就是一個明星。
1954年4月，農村出身的北京建築工人張百髮帶領11名年輕的鋼筋綁紮工成立了「張百發青年突擊隊」，轉戰北京各大工地。其中，1958年10月正式動工的人民大會堂工程是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的「十大建築」之首，張百發率領這支青年突擊隊，用9個晝夜完成了一個半月的工作量。
在「一五」計劃期間，「張百發青年突擊隊」已享譽全國。1959年10月26日，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國群英會代表，張百發是代表之一。著名畫家蔣兆和為他畫像，北京市委負責文教的書記鄧拓題詩：“百尺竿頭多面手，人民英雄張百發。”
萬里1952年起開始主管全國建設，1958年起長期擔任主管城市建設的北京市副市長，是「十大建築」工程副總指揮（周恩來任總指揮），張百發、李瑞環是他最得力的「哼哈二將」。
張百發和李瑞環之間像是有一種奇妙的緣分。兩人同年出生，同來自天津寶坻縣，都在16歲進北京市第三建築公司當學徒工，同為青年突擊隊長。從一開始的「學百發、趕百發」，兩個青年突擊隊長你追我趕，相互比武，在人民大會堂的工地上，張百發攻克了鋼架跨越的難關，李瑞環解決了“放大樣”的技術問題。兩人在同一天從隊長被提拔為黨委副書記，而且是到對方公司交叉任職。
「他同我一樣，未念過書，但他學習比我好。他總結、講話都勝人一籌，誰不服氣不行。」張百發說。
那時，李瑞環白天加班，晚上騎車去北京業餘建工學院上課。張百發說，別人拿李瑞環業餘學習當著缺點來提，他硬是堅持下來了，而自己直到80年代才拿下中國人民大學函授學院的文憑。「萬里當時批評我學習不如李瑞環，我服氣。」
張百發的能吃虧也給李瑞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後，李瑞環說，勞模是什麼概念？那時候的勞模簡單說就是「多干」和“吃虧”。“我至今還記得張百發同志當時作報告講的一句話，叫‘學吃虧，會吃虧，經常吃虧不皺眉’。”
「文革」開始後，萬里被打成“走資派”。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批鬥萬里的萬人大會，張百發、李瑞環、時傳祥三位勞模都在台上當陪斗。
1971年的一天，張百發和李瑞環等去看萬里。當時萬里因在「舊北京市委」里“陷得不深”而被定為“敵我矛盾，內部處理”，還在“過渡”和“試用”，沒有重返原來的領導崗位。這是萬伯翱第一次見到張百發，記得他個子高，很壯實，不停地抽著煙捲兒，還領著其他一些老工人。萬伯翱說，那時還很少有人敢來家裏探望，張百發和李瑞環是最早的。
萬里常留張百發和李瑞環在家吃飯。改革開放後，他的書房曾經掛著一張合影，左邊是張百發，右邊是李瑞環。
萬伯翱曾聽萬里評價張百發，工作熱情高，能吃苦耐勞，勞動中有創造性；而李瑞環文化水平更高，學習更刻苦，領悟更快。萬里常送書給張百發，贈言他：「百發同志，建設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主義，不要光有衝天幹勁，還必須有文化。」
萬伯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張百發的很多風格與萬里十分相似。他們都對老百姓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情，做事雷厲風行，不推諉，不拖泥帶水。
陶斯亮說，勞模從政是改革開放前的一種潮流，尤其「文革」期間，很多人從勞動模範而走上仕途，甚至走進中南海，但大多曇花一現，而張百發和李瑞環則一直閃耀到了最後。
她說：「張百發看著像是‘大老粗’，但對‘建口’非常熟悉，建口的人對他都很佩服，也很買賬。他有歷史的機遇，也足夠努力，足夠聰明，還有生動有趣的獨特風格和魅力，人緣好。上面多大的官他都不怕，該怎麼說就怎麼說；對下面的群眾不打官腔，群眾基礎紮實，這種能力很少有。」
「社會大學教授」
1981年，張百發和李瑞環又幾乎同時職務發生變動，張百發當選北京市副市長，李瑞環當選天津市副市長。
張百發的辦公室里掛著一幅巨大的北京市地圖，還有一張他1954年在人民大會堂和周恩來握手的老照片，此外別無裝飾。
每周三下午，他可以不參加任何會議，也不用請假，因為他要去中國人民大學函授學院基本建設經濟專業學習。「沒想到，這輩子，臨到49歲，竟上了大學。」
有時他因為工作忙缺課，事後也要聽錄音補上。功課並不容易跟上，有一次下課鈴要響了他還沒有答完題，急得滿頭大汗，下了考場一出門就吃了三根冰棍。
當時，北京市建設部門分規委、建委、管委三塊，由張百發統管。張百發一到任，就讓時任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任趙知敬在家裏裝了電話。趙知敬明白，這是要他全天候待命。
趙知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張百發很尊重專業人士。1992年張百發領導編製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一改過去先由各部門搜集資料再統一編製的做法，採取了開放式編製，發動各主管部門先作規劃，70多個報告彙集到規劃辦後再作綜合。
一開始，很多人不理解這種做法，但結果很好，規劃有廣度和深度，獲得了國務院的高度評價：「符合黨的十四大精神和北京市的具體情況，對首都今後的建設和發展具有指導作用。」此後的市區控制性詳細規劃和郊區規劃工作，也同樣得到了張百發的支持。
80年代初的一天，陶斯亮的一個朋友約請張百發吃飯，她也去了，第一次見到了張百發。在她眼裏，張百發就像一位很接地氣的北京「大叔」，大大咧咧地說著一口北京土話，特別不拿自己當客人，沒多少客套話，很快就能和人拉近關係。
陶斯亮說，大家對張百發也格外包容。時任北京市市長開會喜歡超時，讓大家在中午餓肚子，幾次後，張百發有了意見：「行了行了，到時間了，肚子餓了，快散會。」
一次，張百發出席一個剪綵活動，主辦方久等不至，結果發現他坐在車裏靠著車窗睡著了。車門一拉開，他就摔在了地上。他也不生氣，起身拍一拍土就去參加活動了。
那時，北京城建口每年春節都舉行團拜會，從新星新秀音樂會上出道的中央歌舞團主持人闞麗君是「御用主持人」。一次，她在台上叫了一聲「百發大叔」，台下掌聲笑聲一片。
闞麗君說，「百發大叔」與其他官員非常不同。他文憑不高，但善於用簡單的方法解決複雜的問題，在“社會大學”堪稱教授。“他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門學問掌握得太好了。”
1988年，北京市政府換屆選舉。在北京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張百發麵對著800多位代表說：「我今年53歲，歲數不算小，精神很好，身體更好。我從事城市建設37年了，對這工作有一定感情。特別是1990年第十一屆亞運會的建設工程一定要完成。因此，說心裏話，我還想當一屆副市長。也希望大家選我。」話音剛落，掌聲雷動。
80年代末，全國50多個市長聯名給國務院寫倡議信，建議成立中國市長協會，張百發也是發起人之一。
發達國家的市長協會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但中國成立市長協會究竟要幹什麼當時並不清楚，因此很長時間未獲批複。直到1991年8月，時任建設部部長侯捷上任後，中國市長協會經國務院批准正式成立。張百發擔任副會長，萬里擔任名譽會長。協會成立前夕，時任統戰部六局副局長陶斯亮放棄公務員身份和副局級待遇，到協會任副秘書長。從此，她和張百發的接觸日益密切，成為了朋友。
2019年春節期間，闞麗君（右） 與朱建民（北京市網球運動 協會會長）看望張百發（中）。圖/受訪者提供
「跳樓市長」
張百發就任北京市副市長時，正是北京市城市建設全面起步的階段。尤其是亞運會申辦成功後，北京城市基本建設大上馬。亞運工程、機場高速公路、80多座立交橋、二環、三環、四環等都是張百發的手筆。工作量大，矛盾多，當時他的一句話「市長不是人當的，不是人還真當不了市長」廣為流傳。
其間，因為多方面的原因，一些重要的基建工程停工。此時距離將於1990年9月開幕的第十一屆亞運會，只剩一年時間了。
亞奧理事會詢問中國政府，亞運會能否如期在北京召開。中央對此事極為重視，開會討論後認為，這是中國第一次承辦綜合性大型國際體育活動，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必須如期在北京舉行。為此，中央領導明確要求時任北京市市長焦若愚和副市長張百發，北京市不能出任何岔子，所有亞運會的場館和配套工程必須如期完工。
《北京晚報》記者毛序國當年跟著張百發去動員工人重回崗位，張百髮帶著車隊，載著牛奶、麵包和用於發工資的現金，到自己家鄉河北香河用大喇叭親自喊話：「鄉親們，希望大家跟著車隊回北京，建好亞運工程！」他還向老鄉們保證，停工期間的工資照發。
第一天，光是大喇叭上的一號電池就換了四次，但是很奏效。60多輛公交車載滿了農民工返回北京。
張百發立下了著名的軍令狀：如果亞運會因場館工程誤期，就從北京最高的京廣大廈跳下去！回到指揮部，他對7個副總指揮說，我告訴你們，要跳樓你們7個先跳，你們跳完了我才跳呢。
了出去，張百發因此得名「跳樓市長」。
1990年4月上任的北京軍區司令員王成斌就是在這時結識了張百發。在任職談話中，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告訴他，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配合北京市做好亞運會安保工作。「這件事是今年最大的活動，不要出婁子。」
時值夏日，王成斌時常來往於西郊八大處的北京軍區與城中正義路的北京市委市政府之間，就北京軍區展開亞運會外圍安保任務的問題與北京市進行協調。
王成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曾和各級地方領導打過交道，最讓他欣賞的就是兼任亞運會組委會常務副主任的張百發。也許因為他們經歷相似，都是從基層摸爬滾打一級一級上來的。王成斌覺得張百發很有些早年間老一輩工農幹部的遺風，頭腦反應迅速，又不失熱情質樸，眼裏看得見人民群眾的利益。
王成斌記得，那時電視機在北京城已非常普及，這位頻頻露面、形象親民的「平民市長」人氣之旺不亞於後來的明星大腕，走到哪兒都會被北京市民認出，周圍一片“張副市長”“百發市長”“百發”“張爺爺”的喊聲。
好幾次王成斌和張百發一起巡視軍地聯合項目，都碰上一些市民直接擠開警戒人員、擠近張百發身邊要反映情況。如果不是行程特別緊張，王成斌會阻止部隊保衛人員的攔擋，靜觀張百發如何現場處理。對市民反映的樓房頂層漏雨、排水管道不暢、飲食行業擾民之類的問題，張百發有的當場答覆，有的交代下面去辦，但都是熱情對待，從不搪塞打發。之後，他會向王成斌表示「耽誤事了」的歉意。
1990年9月22日下午，第十一屆亞運會聖火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如期點燃。
為了籌集建設資金，張百發想了很多點子。
前門七條地下通道的建設需要3000萬元，張百發出主意找天安門管委會。「你們收人家登城樓兒的錢，幾年來有2000多萬，就是要用於天安門地區的建設，都拿出來！」一番“討價還價”後，天安門管委會出了2000萬，可以修五條地下通道，剩下兩條的錢由北京市政府出。
1996年，北京西站竣工，張百發請萬里參觀。萬伯翱說，萬里一般鮮少露面，只有張百發和李瑞環能請動。不久後，萬里聽說北京西站有多處漏水現象，不大高興，問張百發：「怎麼搞的？咱們當初建人民大會堂，到現在連插銷都沒壞過一個。」張百發說：“哎呀萬老，當時我們怎麼幹活兒的，那麼認真，現在找不到這樣的人了。”
張百發主張學習國外先進經驗，百分之百地施行工程監理，有錢的自己找監理，沒錢的政府免費提供監理。
趙知敬說，京官難當，北京部級幹部、將軍元帥雲集，很多事難辦。規劃一半是自然科學，一半是社會科學，有原則性有靈活性，怎麼處理這些問題，張百發很有一套。
北京舊城改造期間，有幾個將軍和副部長的四合院不配合拆除，張百發直接請律師打官司，解決了問題。
趙知敬說，在改革開放高潮時，他能有機會與張百發共事，並肩完成了一些事業，很欣慰很榮幸。
「青年突擊隊長」
1997年9月，62歲的張百發退休。
在市委市政府召開的千人歡送會上，張百發與大家約法三章：不添亂、不亂竄、不討厭，堅決退下去，但大家萬一有事需要，熱烈歡迎，隨叫隨到。
剛退休時，張百發有過幾天不適應，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以往習慣早晨7：30就進辦公室批閱文件，早晨起來能幹好些事，可退下來後覺得早晨的時光空落落的，難受了那麼幾天，很快發現早晨起來體育鍛煉是項好活動，生活充實了，心態很快就調整過來了。
他每天晚上七八點鐘開始看報紙，看到十一二點多睡覺，早上6點多起來，開始練書法。他經常去打網球，曾是北京網球協會的主席，也喜歡打高爾夫，閑時就約朋友一起打，有時還參加比賽。他說：「心態要平衡，要學會滿足。」
他是京劇票友，退休後沒事就自己哼上兩嗓子。他發起組織了「振興戲曲基金會」，為戲曲事業的振興東奔西走，在京劇圈內威望很高。
中國市長協會的活動他幾乎逢會必到。他專講大實話，大家都愛聽，每次都要他講幾句。
一次在敦煌，遊客見到他都擁上來合影，他來者不拒，因為自己不用手機，還當眾報出自己秘書的電話號碼，叫大家來北京時聯繫他，他請吃烤鴨。
2002年夏，陶斯亮拉張百發去甘肅東鄉扶貧助學。與縣教育局通電話時，對方興奮地說：「張百發？不就是那個要跳樓的北京市副市長嗎？！」
在甘肅，他們乘坐的是一輛老掉牙的考斯特，開起來咣當亂響，開不多久水箱就沸騰了，得加涼水，或等它自動冷卻。黃土高原荒涼又壯觀，深溝大壑將壩子切割得像碎裂的大地，路兩邊是萬丈深淵。一位香港捐助者嚇出一身冷汗，張百發卻睡得呼呼的，一覺醒來不是唱京戲就是唱平劇、曲劇、梆子，自得其樂，也不管別人愛不愛聽。
東鄉是國家特級貧困縣。當時國家還沒有實行學費減免，東鄉有大量孩子輟學，特別是女童普遍上不了學。張百發深受觸動，當場宣佈捐15萬給東鄉做助學基金，這筆款由他向北辰集團籌措。這次「手拉手扶貧助學活動」個人資助的孩子有30個，張百發一人包了4個，並一次性付清了五年的學費。他還自掏腰包，給這30個孩子每人100元。
陶斯亮說，張百發有著同情普羅大眾的赤子之心，越是貧窮的地區越能讓他震撼，並全力相助，說到做到。
陶斯亮很懷念這位讓她每次一想起「嘴角都免不了泛起微笑」的風格獨特的老友，覺得他終其一生都像當年那個「青年突擊隊長」，與百姓特別是跟北京市民有著天然的默契。“彼此溝通，幾句老北京話就搞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