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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江青地位顯赫:第一夫人身份比政治局委員重要


「文革」中的江青(資料圖)

1967年,我給江青當秘書(第一任秘書)的時候,正是江青如「眾星捧月」大紅大紫的時候。那時,江青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已被列入中央負責人行列,並且排位很靠前;從當時輿論宣傳的廣度和力度上看,除了毛澤東、林彪,恐怕就屬江青了。毛澤東、林彪因為早已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因而對江青的宣傳就顯得最突出。在「文革」十年里,對江青的宣傳,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即1966年至1967年,這次以宣傳江青關於京劇改革和“文藝革命”為標誌,大講江青在文藝和文化方面的貢獻;第二次,從1968年3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開始,大講江青是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的代表,除了已有的“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號外,甚至喊出了“誓死保衛江青同志”的口號;第三次,是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後,“四人幫”利用公開1966年7月8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廣泛組織學習討論,大肆宣傳江青和毛澤東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關係,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後,對江青的宣傳一直還有,但說不上掀起什麼高潮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宣傳江青的高潮,我是從報刊和材料上看到的,第一次我身臨其境,現在就談談當時的一些情況。

眾所周知,在「文革」前,江青除了名義上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所謂“五大秘書”之一)外,並沒有其他什麼實際職務。「文革」開始後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設立“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江青被任命為副組長,排第二位,在中央委員、中南局書記王任重之前。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宣佈:“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同年10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江青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改革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到這時,江青在黨內、軍內都有了實際職務,而且不是一般的職務。當時,陳伯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五位,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並且在陳伯達缺位時她可以代理;在全軍文革小組,江青和元帥徐向前齊名。由此可以看到,江青的地位不可謂不高,不可謂不重。在政府內,江青還沒擔任什麼職務。據曾志說,陶鑄(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四位)曾和周總理商量,說: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不如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有個名義聯繫工作。誰知江青聽了此議氣得要命,竟說什麼“你們碰到鬼了,我怎麼能做這種事情”!在當時,江青對文化部副部長的職務不屑一顧,那是很自然的。她甚至認為,這是陶鑄對她的貶損,因而種下了對陶鑄的不滿和仇恨(當然,原因不止這一點)。江青當時的地位確實非常顯赫。除了已擔任的職務外,她還是毛澤東主席的夫人。有人說,江青的“第一夫人”身份比政治局委員還重要。這一點是不假的。

上面所說是關於江青的職務,下面我們再看看當時對江青的宣傳,特別是當時中央負責人和中央報刊對她的宣傳。

1966年1月,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於1月22日給總政治部下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也多次吹捧江青,茲舉幾例:

1966年7月24日,陳伯達在廣播學院講話時就稱江青為「中央負責同志」,在駁斥一個“誹謗”江青的條子時說: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變後參加革命的,有35年的鬥爭歷史。江青同志是我黨的好黨員,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從不出頭露面,全心全意為黨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很多敵人都誹謗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變後入黨,我認識江青同志的入黨介紹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開端,外國人也承認這一點。好人宣揚這一點,壞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而京劇改革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創者……現在文化革命是從京劇改革打開缺口的。包括我在內,都感激江青同志。

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開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陳伯達主持並致開幕詞。他說:

1962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指示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在毛主席這一偉大號召下,在毛澤東思想直接指導下,掀起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等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

這個新的創造,給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變了……這種無產階級新文藝空前地吸引了廣大群眾。但是,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卻詛咒它,恨死它……我在這裏想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在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1967年5月23日,在首都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大會上,陳伯達發表講話,其中談到江青時說:

江青同志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文藝革命路線。她是打頭陣的。這幾年來,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戲劇、音樂、舞蹈各個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樣板,把牛鬼蛇神趕下文藝的舞台,樹立了工農兵群眾的英雄形象。許多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為為文藝革命披荊斬棘的人。

在1966-1967年的公開場合,我沒聽到康生對江青有什麼讚揚和吹捧,我注意尋找這方面的材料,也未找到。在當時中央負責人中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澤東外,大概只有康生了。這可能是從延安以來形成的習慣。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並不表明康生對江青不尊重(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不是不怕),實際上他們的關係是很密切的,遠遠超過和陳伯達的關係。康生對江青的稱呼的確有一個變化,後來不僅稱江青同志,甚至有時在他給江青的信上,竟寫:「呈江青同志親啟」。這個現象和變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至於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對江青的吹捧和讚揚,我們就不去抄錄了。我們再舉例看看中央報刊對江青的宣傳。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翌日,《人民日報》所載「新華社十八日訊」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簡直高於總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訊中說:“有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並且在一起照了相。”接著是這樣寫的:“慶祝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主持。”最後是:“參加群眾大會的各方面的負責人還有:陶鑄、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在這篇通訊中,江青不僅被置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偶然的、無意的,還是按當時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的指示做的?還是有其他什麼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這在當時看報沒注意,而在今日看倒成了一個解不開的謎。但這至少反映了一點,即當時江青的地位——實際地位——是很顯赫的。

影製片廠和八一電影製片廠聯合攝製成大型文獻紀錄片在全國上映。這樣,江青就進一步名聞九州,聲震寰宇了。她成為舉國上下十分令人矚目的人物。就拿群眾給她來信一事說,不僅每天都有,而且雪片似地飛來,有時達兩千多封,用麻袋裝,並成立了專門組織——江青辦信組替她處理。這個辦信組由我負責,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七億神州(當時好像就7億人口),在多少人的心裏和眼裏,江青簡直成了救苦救難、普度眾生的觀音菩薩!

1967年4月30日,《人民日報》刊載的「熱烈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首都文藝舞台將隆重公演革命文藝節目」的“新華社二十日訊”中,也特別突出了江青。此訊寫道:“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由江青同志親自關懷和支持樹立起來的第一批革命樣板戲——京劇《沙家浜》、《紅燈記》、《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等,將以更加精湛更加光輝的姿態同觀眾見面。”還說:“在無產階級自己的節日裏,再度公演這批無產階級文藝舞台上的優秀劇目,將大鼓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幹勁,大煞國內外階級敵人的威風。”

還有一件事,似也應提一下,那就是1964年7月江青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後以《談京劇革命》為題,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紅旗》第六期和5月10日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上同時發表。《紅旗》還配發了《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的社論,指出:「京劇革命,吹響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開端。」又說:“江青同志1964年7月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的講話,用毛澤東思想闡述了京劇革命的偉大意義,發揮了毛主席的京劇革命的指導方針。這篇講話,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解決京劇革命問題的一個重要文件。”

人們可以看到,我這裏所說對江青的宣傳和讚揚,僅限於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和中央的報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一部分材料,至於其他人、其他報刊都沒有涉及,因為那樣做不僅不勝其煩,也缺乏應有的權威性。江青,當時確確實實如「眾星捧月」一般大紅大紫。怎樣看待這種現象?我覺得不能孤立地看,在彌天漫地的個人崇拜的氛圍中,應該說,這是個人崇拜的一種延伸,一種擴大,一種表徵。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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