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江青（資料圖）
１９６７年，我給江青當秘書（第一任秘書）的時候，正是江青如「眾星捧月」大紅大紫的時候。那時，江青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已被列入中央負責人行列，並且排位很靠前；從當時輿論宣傳的廣度和力度上看，除了毛澤東、林彪，恐怕就屬江青了。毛澤東、林彪因為早已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因而對江青的宣傳就顯得最突出。在「文革」十年里，對江青的宣傳，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即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這次以宣傳江青關於京劇改革和“文藝革命”為標誌，大講江青在文藝和文化方面的貢獻；第二次，從１９６８年３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開始，大講江青是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的代表，除了已有的“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號外，甚至喊出了“誓死保衛江青同志”的口號；第三次，是１９７１年林彪折戟沉沙後，“四人幫”利用公開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廣泛組織學習討論，大肆宣傳江青和毛澤東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關係，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後，對江青的宣傳一直還有，但說不上掀起什麼高潮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宣傳江青的高潮，我是從報刊和材料上看到的，第一次我身臨其境，現在就談談當時的一些情況。
眾所周知，在「文革」前，江青除了名義上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所謂“五大秘書”之一）外，並沒有其他什麼實際職務。「文革」開始後就不同了。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設立“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江青被任命為副組長，排第二位，在中央委員、中南局書記王任重之前。同年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宣佈：“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江青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１９６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改革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到這時，江青在黨內、軍內都有了實際職務，而且不是一般的職務。當時，陳伯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五位，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並且在陳伯達缺位時她可以代理；在全軍文革小組，江青和元帥徐向前齊名。由此可以看到，江青的地位不可謂不高，不可謂不重。在政府內，江青還沒擔任什麼職務。據曾志說，陶鑄（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四位）曾和周總理商量，說：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不如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有個名義聯繫工作。誰知江青聽了此議氣得要命，竟說什麼“你們碰到鬼了，我怎麼能做這種事情”！在當時，江青對文化部副部長的職務不屑一顧，那是很自然的。她甚至認為，這是陶鑄對她的貶損，因而種下了對陶鑄的不滿和仇恨（當然，原因不止這一點）。江青當時的地位確實非常顯赫。除了已擔任的職務外，她還是毛澤東主席的夫人。有人說，江青的“第一夫人”身份比政治局委員還重要。這一點是不假的。
上面所說是關於江青的職務，下面我們再看看當時對江青的宣傳，特別是當時中央負責人和中央報刊對她的宣傳。
１９６６年１月，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於１月２２日給總政治部下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也多次吹捧江青，茲舉幾例：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４日，陳伯達在廣播學院講話時就稱江青為「中央負責同志」，在駁斥一個“誹謗”江青的條子時說：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變後參加革命的，有３５年的鬥爭歷史。江青同志是我黨的好黨員，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從不出頭露面，全心全意為黨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很多敵人都誹謗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變後入黨，我認識江青同志的入黨介紹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開端，外國人也承認這一點。好人宣揚這一點，壞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而京劇改革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創者……現在文化革命是從京劇改革打開缺口的。包括我在內，都感激江青同志。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首都召開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陳伯達主持並致開幕詞。他說：
１９６２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指示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在毛主席這一偉大號召下，在毛澤東思想直接指導下，掀起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等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
這個新的創造，給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變了……這種無產階級新文藝空前地吸引了廣大群眾。但是，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卻詛咒它，恨死它……我在這裏想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在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３日，在首都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２５周年大會上，陳伯達發表講話，其中談到江青時說：
江青同志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文藝革命路線。她是打頭陣的。這幾年來，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戲劇、音樂、舞蹈各個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樣板，把牛鬼蛇神趕下文藝的舞台，樹立了工農兵群眾的英雄形象。許多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為為文藝革命披荊斬棘的人。
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的公開場合，我沒聽到康生對江青有什麼讚揚和吹捧，我注意尋找這方面的材料，也未找到。在當時中央負責人中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澤東外，大概只有康生了。這可能是從延安以來形成的習慣。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並不表明康生對江青不尊重（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不是不怕），實際上他們的關係是很密切的，遠遠超過和陳伯達的關係。康生對江青的稱呼的確有一個變化，後來不僅稱江青同志，甚至有時在他給江青的信上，竟寫：「呈江青同志親啟」。這個現象和變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至於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對江青的吹捧和讚揚，我們就不去抄錄了。我們再舉例看看中央報刊對江青的宣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翌日，《人民日報》所載「新華社十八日訊」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簡直高於總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訊中說：“有１５００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並且在一起照了相。”接著是這樣寫的：“慶祝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主持。”最後是：“參加群眾大會的各方面的負責人還有：陶鑄、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在這篇通訊中，江青不僅被置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偶然的、無意的，還是按當時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的指示做的？還是有其他什麼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這在當時看報沒注意，而在今日看倒成了一個解不開的謎。但這至少反映了一點，即當時江青的地位——實際地位——是很顯赫的。
影製片廠和八一電影製片廠聯合攝製成大型文獻紀錄片在全國上映。這樣，江青就進一步名聞九州，聲震寰宇了。她成為舉國上下十分令人矚目的人物。就拿群眾給她來信一事說，不僅每天都有，而且雪片似地飛來，有時達兩千多封，用麻袋裝，並成立了專門組織——江青辦信組替她處理。這個辦信組由我負責，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七億神州（當時好像就７億人口），在多少人的心裏和眼裏，江青簡直成了救苦救難、普度眾生的觀音菩薩！
１９６７年４月３０日，《人民日報》刊載的「熱烈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首都文藝舞台將隆重公演革命文藝節目」的“新華社二十日訊”中，也特別突出了江青。此訊寫道：“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由江青同志親自關懷和支持樹立起來的第一批革命樣板戲——京劇《沙家浜》、《紅燈記》、《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等，將以更加精湛更加光輝的姿態同觀眾見面。”還說：“在無產階級自己的節日裏，再度公演這批無產階級文藝舞台上的優秀劇目，將大鼓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幹勁，大煞國內外階級敵人的威風。”
還有一件事，似也應提一下，那就是１９６４年７月江青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後以《談京劇革命》為題，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８日出版的《紅旗》第六期和５月１０日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上同時發表。《紅旗》還配發了《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的社論，指出：「京劇革命，吹響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開端。」又說：“江青同志１９６４年７月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的講話，用毛澤東思想闡述了京劇革命的偉大意義，發揮了毛主席的京劇革命的指導方針。這篇講話，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解決京劇革命問題的一個重要文件。”
人們可以看到，我這裏所說對江青的宣傳和讚揚，僅限於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和中央的報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一部分材料，至於其他人、其他報刊都沒有涉及，因為那樣做不僅不勝其煩，也缺乏應有的權威性。江青，當時確確實實如「眾星捧月」一般大紅大紫。怎樣看待這種現象？我覺得不能孤立地看，在彌天漫地的個人崇拜的氛圍中，應該說，這是個人崇拜的一種延伸，一種擴大，一種表徵。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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