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與葉向真(資料圖)

打開一扇緊閉的高大鐵門，便是一棟兩層小樓，這裏就是當年葉帥的家。

在這個位於北京西山軍事科學院的宅院裏，葉劍英的夫人吳博和二女兒凌孜（原名葉向真）平靜地生活著。

冬日朦朧。在掛滿葉帥照片的客廳里，凌孜迎面走來，高挑、幹練、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個年屆七旬的老人。

 「造反派頭頭」葉向真

1966年「文革」爆發，25歲的凌孜這時是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還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會主席。「文革」大潮中，凌孜亦難抵造反激情，是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首腦，成為首都藝術院校的“造反派”領袖。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兩輛載滿紅衛兵的汽車停在位於台基廠7號的彭真住地，他們把一封信交給了門衛。趁門衛進屋看信之機，紅衛兵強行衝進了大門，把彭真從床榻上搶走，並擺脫了隨後追來的警衛人員。

策劃「綁架」彭真的主角之一就是當年的葉向真。

「江青很會利用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當時有一種單純的革命熱情，或者說，是一種信念，帶有一種色彩。我們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這樣了。」江青為此還把凌孜請到釣魚台，跟她一起吃飯說：怎麼能讓這些反革命在家養尊處優，要讓他們見群眾嘛！

葉向真(資料圖)

在凌孜的組織下，彭、羅、陸3人被抓，除了楊尚昆。「楊沒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兒。」

此事馬上驚動了周恩來總理。他打電話問「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是誰搶的人。

戚本禹說：「可能是凌孜，我們打聽打聽。」不到5分鐘，這一“可能”被確認。

凌孜回憶說：「周總理千方百計找到我，跟我要人。我們就和總理談判。」

「周總理看著我笑，他看著我長大的，就問‘你們怎麼回事啊，把他們藏在哪裏了？'我們不說，就說把他們藏在安全的地方了。總理就笑，說我們保證，幫你們開群眾大會。」

「他說：你們看不住，他們的安全誰負責，如果有壞人搗亂，你們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么，開會的時候我保證把四個人都送過來。」

「我們當然聽總理的話，就老實交代，人藏在中央音樂團的音樂大廳。」凌孜說，只藏了一天，人就被總理帶走了。

然後，公開批鬥彭、羅、陸、楊等人的萬人群眾大會舉行，這是全國首次公開揪斗中央一級的「黑幫」，轟動一時。

 醫生江峰

1962年，凌孜和「鋼琴神童」劉詩昆結婚，並於1964年生了兒子毛毛。「文革」爆發，劉詩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進監獄，為免連累凌孜，兩人辦理離婚，但凌孜也未能逃離厄運。

1967年，「在父親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長謝富治執行，突然把我們家6個子女和保姆都抓起來關進了監獄，為的是從子女口中弄出整父親的材料。」

凌孜被關押在九平方米的單人牢房裏，一切與外界隔絕。「開始的時候覺得沒什麼，想著過幾天還不得把我放了啊。兩三個月後，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好像他們弄不倒我父親就要永遠弄我，但如果我父親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

在獄中，凌孜鑽研起了中醫，試驗針灸。她趁提審時，在桌子上撿了根大頭針，又從掃帚上截下一小段鐵絲，在水泥地上磨成針，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後來，獄醫給犯人看病，無意間遺落下兩根針。她從此用這兩根「正牌武器」練習針灸，為出獄後當醫生埋下了伏筆。

「九·一三事件」後，葉劍英重新主持軍委工作。周恩來總理向毛澤東說：“葉帥有一個女兒還在監獄裏關著，就是延安出生的那個……”

毛澤東說：「一個孩子關她做什麼！」凌孜終於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後的凌孜讓父親震驚了，女兒幾乎連話都不會講了，人也變得十分遲鈍。

凌孜被關了近4年的單人牢房，是葉家被關監獄時間最長的一個親屬。「出來後我怕聽到聲音，每天都只是傻獃獃地坐著。」每當這個時候，葉帥就想跟凌孜說說話，比如“身體狀況如何”，而凌孜卻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後來突然說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裏話：“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聽了女兒的話，葉劍英眼圈發紅，眼睛濕潤：“不是！是爸爸連累了你們。”

他擔心自己這個女兒會傻掉。「父親對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們幾個做兒女的遭遇種種磨難，完全是因為江青要整他。他真擔心我的身體恢復不了。」

幸運的是，一年以後，凌孜身體基本恢復正常。

1972年，凌孜改名江峰進入北京醫學院改行學醫，兩年後在解放軍301醫院實習。實習結束後，她留在了這家醫院，開始了7年的外科醫生生涯。

導演凌子

1976年初，79歲高齡的葉劍英主管著軍隊的主要工作。9月，毛澤東逝世。凌孜回憶說，葉劍英分頭與華國鋒、汪東興談話，3個人經過多次精心縝密的策劃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實施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具體計劃。他們於10月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由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主持和見證，由中央警衛局將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別抓了起來。

沒響一槍，沒流一滴血，「四人幫」就這樣被驅逐出了歷史舞台，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十年浩劫」結束後，1978年，葉向真改筆名凌子，回歸“本業”當了電影導演，在中國新聞社電影部拍攝紀錄片。

而在父親對凌孜的期許中，希望女兒做個中國的「米丘林」。凌孜小時候對植物的栽培嫁接有天賦，父親認為女兒學習植物學會很有前途，但是，凌孜沒和父親商量就報考了藝術學院。1960年，葉劍英得知女兒考上的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後就不高興了。凌孜說：“父親一個星期沒跟我說一句話。”

20年後，凌孜拍完電影《原野》，請父親看這部片子。父親看完說了一句話：「現在我才明白你在幹什麼。」

1980年，《原野》獲得威尼斯電影節世界最優秀影片推薦榮譽獎。獲獎的《原野》並沒有就此進入公眾視線，被審查定性為「只能外銷，禁止內銷」。時隔7年之後，《原野》解禁，公眾才一睹禁片的真面目。

1986年深秋，葉劍英元帥因病逝世。讓凌孜遺憾的是，父親沒能看到自己事業上的這次「平反」。

之後，她跟著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並改名為凌孜。現在的凌孜是全國政協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普及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和普及，「儒家的傳統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從一名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到一名中國傳統文化的建構者，凌孜談起自己的「文革」經歷，她說：“我不後悔，我也是受害者。現在想當年當然不對，真幼稚。歷史就是這樣。”

如今的凌孜，「文革」和電影已是過眼雲煙，現在只是平靜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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