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學生,特別是紅衛兵身上。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毛主席還說:「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緊急召見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等北京高等學校紅衛兵負責人談話。談話從凌晨3時半開始,直到早上8時半結束,長達五個小時。毛主席最後說:「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可能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認識到自己的想法錯了,直接從學生中培養接班人是不行的。那該怎麼辦呢?毛主席思來想去四個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決心。他可能想到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所以想換一個角度。就好比我們的生活中,孩子不聽家長的話,家長就找自己的親戚朋友,讓親戚朋友跟孩子說一說。

毛主席是農民,他知道農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在城市中父母溫暖的懷抱里是培養不出接班人的,於是就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讓農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麼樣?所以這就有了1600多萬知青上山下鄉。毛主席這個時候可能也想到了,這些孩子到鄉下會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罵自己,但是沒有關係,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變」戰略,他挨罵也認了。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在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習近平同志15歲去的西北黃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多。

2004年,習近平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的七八年間。最大的收穫有兩點:

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

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這幾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在幹嘛不幹?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杜勒斯兄弟創立了「和平演變」,毛澤東創立了“反和平演變”,只是他們所服務的對象不同。他們所創立的各自理論,都在實踐中較量著,甚至這種實踐和較量甚至是剛剛開始。

著名油畫家吳冠中曾說過這樣的話:「藝術只有兩條路,小路,娛己娛人,大路,震撼人心。100個齊白石抵不了一個魯迅。」齊白石畫小魚小蝦是自己高興,讓別人高興,如此而已。而魯迅特行獨立,那麼多人罵他,但他仍然堅持,不愧是中華民族的脊樑。他走的就是人生大路。

我是普通人,有時我就會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確實非常崇敬魯迅,要學著他走人生大路,不要怕人罵,怕人說,為多數人,為普通老百姓,為黨和社會主義,盡一點自己的心意。

如果我們姑且承認資產階級的精英政治觀點,那麼既然是精英,就要盡自己的責任,不要把自己混同於普通老百姓。

目前,有「五大安全」問題值得我們高度警惕。一是經濟,特別是金融安全。二是社會。隨著經濟下行,社會群體性實踐會增多。三是周邊安全。四是中華民族的基因安全。五是以互聯網霸權領銜為背景和工具的意識形態安全。從一定意義上講,在這五個安全里,意識形態安全最重要。只要在觀念上對了,在想法上對了,那麼前四個安全問題都好應對。

認真改造世界觀

我有一本小冊子——《憂患百姓憂患黨——毛澤東關於黨不變質思想探尋》。這本小冊子的一開始是這麼說的:「偉人毛澤東虎氣雄風、一世堅強,但人們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憂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說,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話可能有點偏頗,但也確實反映了毛澤東晚年心緒、心境和心結。毛澤東晚年常在淚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實」。

毛主席哭得最厲害的一次,極有可能是1975年7月28日。先是小聲抽泣,接著嚎啕大哭。值班的大夫著急了,因為這是主席做了白內障手術第5天。醫生說,本來不讓你看書,還非要看,看了還哭,眼睛要看壞了。

主席在看什麼呢?是南宋陳亮的詞——《念奴嬌登多景樓》。多景樓在長江南岸,鎮江的北部山上。「危樓還望」,是說多景樓本身是危樓,還是比喻南宋政權是危樓,不得為知。陳亮說,我登上多景樓感慨萬千。“今古幾人曾會”,有幾個人知道我內心的所思所想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朝廷的官員只考慮自己的小家庭過好日子和個人升遷,誰在考慮河洛?“河洛”就是中原大地。就是誰在考慮北宋失去的土地上老百姓在受苦受難呢?

毛主席擔心將來中國的廣大老百姓吃苦,但是很多人卻不理解,甚至很多人還在抱怨,根本聽不進去。他覺得他很孤獨、無奈、無助,所以突然在陳亮的詞里找到了知音。他的思緒一下與700多年前的陳亮連到了一起。這個裏面有他的擔憂、無奈、無助,還有點委屈。所以,一下子淚水如大閘開啟,奔流直下,一瀉千里,大聲痛哭起來。

這本書中還說:「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絕不僅僅是個人和家庭的私事,共產黨人特別是高級幹部的世界觀涉及黨和國家變不變質、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黨的高級幹部隊伍中若多幾個億萬富翁,我們的黨、國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幾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特別是思想家,極而言之,還可能加快我們黨轟然倒塌的步伐」。

即使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私的,但我們也決不能走蘇聯的路。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個幸福的晚年,希望自己的子孫後代生活在一個長治久安的中國。從這個自私的角度講,我們也絕不能走蘇聯的路。如果走的話,那麼下場比蘇聯還慘。為什麼?因為蘇聯資源豐厚,人又少,人文素養比我們高。為了研究蘇聯解體,我到俄羅斯去了幾趟,深深感受到這一點。

所以,在這個時候,人民民主的本質、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來負責,依法治國的同時不要忘記以德治國。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你盡了這個責任,就是你的德。如果大家都不盡心,將來走了別的路了,我們自己的子孫後代吃苦受難,就會像現在的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一樣,動蕩不安,甚至戰亂。那個時候,我們的子孫後代就會戳著我們的脊梁骨說:爺爺奶奶,你們當年都幹了些什麼呢?

所以說,有一個好的世界觀,是一個人畢生的巨大財富。我們要認真改造世界觀。只有大家都盡點心,黨、國家、民族才能好。

精神產品可以影響很多人。如果這個裏面出現偽劣產品,那就會誤人子弟。如果把整個價值觀都改變了,那就正好迎合了人家。所以我們一定要高度負起歷史責任感、責任心。我是個小人物,我寫的這些東西,包括今天我給大家做的彙報,對也、錯也、功也、過也,都願意接受歷史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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