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老師以後的我,總在叩問自己——文學究竟有什麼意義?

因為學生們大抵會這樣問。即使那些不問的學生,內心裏其實也是有疑的。

於是我每每回顧自己的創作歷程,大體梳理為如下階段。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創作的時期,那是自己是知青的年代。既然自己喜歡並且具有些能力,為什麼不呢?我的命運也確實由此發生改變,每年參加一至兩次兵團創作學習班,還遇到好人上了大學——這是我應該感恩於文學的。從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當時的北京電影製片廠後,特別是在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以後,我的創作進入了證明自己創作才華的時期。這一時期最長,往往以責任感、使命感為動力。與此同時,自我證明的意識也還是存在的。

60多歲時,我做北京語言大學老師已快10年,在不斷自我叩問下,終於猛醒——作家之創作,始於改變自己的命運絕不可恥,持續地自我證明當然也是一種動力;但萬不可終於自我證明。六十幾歲的人了,還要證明自己的什麼給別人看嗎?都是教授了,還想把自己的命運改變成怎樣的呢?

進而要求自己——既然感恩於文學,那麼是不是該回報文學了呢?由該不該回報文學,進而想到該不該回報時代(如果時代不是翻開了改革開放之新的一頁,我的命運將又是一回事了);想到該不該回報各個時代的好人,我有幸在各個時代都遇到他們,使我感受到人世間不同溫度;該不該回報我來自的階層呢?表面看它給予我的不多,但往深處一想,不對了,我從它的肌理中吸取過大量的創作營養啊,而它總是默默地任我吸取,從沒有索取什麼。回報它,實際上也即是回報生活。

我的學生們都會記得,關於文學,我對他們最經常說的是:

「寫更多的他者,給更多更多的人看。尤其要關注那些容易被社會忽視的人,此時的作家應代替更多更多的人的眼,如同社會本身的眼——此即文學情懷之一種,很重要的一種。」

「有能力,則通過人物寫時代。須知時代本身也是看不見的‘人物’。若能將時代與時代演進的過程較可信地呈現了,則史性一定程度在焉。」

「即不但要寫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也要寫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倘無後者,現實主義只不過是只有一面並且只照一個方向的鏡子。後者以一些可敬可愛之人的真實存在為依據,寫他們是文學的本分;寫到了他們的文學,對讀者的營養也便多了幾許。」

我創作《人世間》,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恩式的寫作、回報式的寫作。所秉持的理念,與我對學生們說的話相一致,並且,也是「自我教育」的過程,使我能更客觀更全面地看中國,使我更願在心性上向自己筆下可敬可愛的人物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