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生活在水邊,在京杭大運河邊也曾生活多年。那些被大河水汽籠罩的歲月,成了我寫作最重要的資源。在我迄今22年寫作生涯里,有20年都在寫運河,大運河一直是我小說寫作不可或缺的背景。這一次,背景走到前台,這條河流成為主人公。寫作就是這樣,某個配角你盯久了,他就有了自主成長的意志,暗地裏緩慢地豐滿、立體,哪一天冷不丁地站到你面前,你方恍然,一個新主角誕生了。

寫運河,不僅要寫它的歷史,更要寫它的當下。1901年漕運廢止,成為大運河命運轉折點;2014年大運河申遺成功,可能會成為其命運另外一個轉折點。我想從這兩個節點切入,整體上考察百年運河和中國近現代史。這兩條線正好借運河互為鏡像,一條河活起來,一段歷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我們的先祖面目也便愈加清晰。湯湯大水因而成為一面鏡子,映鑒出一百多年來中國曲折複雜的歷史和幾代人的命運。

20年來,在我一點點地把運河放進小說的過程中,也培養出對運河的專註興趣,但凡涉及運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聽途說,都要認真收集和揣摩。所以,我以前常自詡對運河比較了解,一閉眼,1797公里就活靈活現地出來了。但真要寫,才發現我所掌握的運河其實是望遠鏡里的運河,要落實到一個個細節、要每一筆每一畫交代清楚,望遠鏡遠遠不夠,還需要顯微鏡、放大鏡。因此,為寫這部小說我做了大量案頭工作,也把京杭大運河斷斷續續走了一遍,這田野調查改變了我對運河的很多想法,的確是「絕知此事要躬行」。我們對運河的認識還遠遠不夠,它有太多值得挖掘的東西,從文學角度的挖掘尤其不夠。

寫作是一個發現和創造的過程,失去難度也就談不上發現和創造,《北上》對我來說就是一次爬坡。難度不僅僅是具體技術上的,更重要的在於,是否對過去的寫作構成挑戰,是否有勇往直前的膽量和信心,是否不斷將自己從眾多寫作者中區別開來並最終確立自己。文學在發展,每一代作家面對的世界不同、想法不同,表達方式和途徑必然不同。在寫作優良傳統和文學精神上需要向前輩看齊,在對新事物、新世界的理解上需要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文學表達方式。

一代代作家將自己的精神體溫灌注進筆下的作品,通過「有我的文學」和時代互動同行,與時代血肉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