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特論」站不住腳

中央高規格宣示深圳要搞改革的「先行示範區」，我為此感到神傷，恐怕這是香港由盛轉衰的轉捩點。有朋友叫我不要多愁善感，杞人憂天，他們認為香港還會很好，深圳不能取代香港。

他們抱一種「香港獨特論」，認為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深具特色，蘊積豐厚，只要外人，包括阿爺不要搞香港，讓香港自行發展，香港便會很好。我近日一直問自己一個問題，香港是真的這樣獨特嗎？

香港能夠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今天的頂級國際大都會，歷史的緣起是英國人看中香港的港口水深港闊，希望利用香港位於中國南方的獨特地理位置，打開與中國通商的大門，就借鴉片戰爭，硬要中國割讓香港。

要拆解香港的成功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制度。香港是自由港，實行英普通法制度，發生商業糾紛，都按國際規格處理。外地人來香港做生意，見到此地有其慣用的國際法律標準，的確會吸引他們來香港。但如今連番暴力示威，特別是堵塞機場，已令外地人心寒。香港人自己不尊重法制，正在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恐怕將來外國公司研究是否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也會考慮這些因素。

第二是人。一個地方要發展成功，必定要匯聚各種的人力資源。香港在1949年中國解放的時候，先吸收了大批來自上海的工業家帶來的技術和資金。到七十年代，戰後的第一代年輕人開始長大，他們很多人在小時候生活貧困，一家8、9口住徙置區，捱夠了全屋人圍著一張小桌吃一碟菜送白飯的苦日子，能夠在工廠做個打工仔，賺那200元一個月的工資，已經覺得人生充滿希望。這就是香港的「搵食主義」拼發的年代。到了八十、九十年代，香港新生代大學生開始大量投入職場，更高端的服務業也開始發展起來。

當年抱著「搵食主義」的年青人，只專注於賺錢，是香港發展的生力軍。但現代年輕人，聽到「搵食」兩個字，都覺得相當「老套」，他們要追求政治理想。但現實點看，追求政治理想的意識型態，並不太切合一個拼搏向上型的經濟體。香港現時也抗拒外地人才流入，特別反抗內地的人才。

第三是資金。中國自1949年建國至2001年「入世」之前，還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中國即使在革命風起雲湧的年代，仍然不願意收回香港，主要是因為毛澤東對香港抱有長期利用的打算。說白了，就是明知中國封閉，要留香港作為一個窗口，讓資金和物資的流入。到2001年中國「入世」之後，內地充滿活力的城市群大量崛興，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以至沿海城市都發展得異常蓬勃。當時的內地人都想多與香港合作，從而學習香港的處事方式和吸納香港的資金，現時已經變得不再想與香港合作，怕香港分薄了他們的商業機會。廣東省是其中的典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廣東省還想與香港合作搞港珠澳大橋，當時香港還很「高竇」，不想搞。但到了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香港重拾這個建議，廣東省政府已不想再建這條大橋，最後要靠中央硬逼，才能成事。

2003年內地開放自由行，中國人當時剛富起來，都想往外走吸些自由空氣，富人在境外的大城市買樓居住，成為一時風尚；旅遊購物，買名牌也是每年幾次的指定活動。香港既深受其惠，也受其苦，因為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要承一年幾千萬的旅客，難免逼爆。再加上香港處理不當，港人在反抗內地遊客情緒當中，孕育了濃厚的反中思想。

經過這次的反《逃犯條例》風波，尤其是經歷了暴民在機場圍毆內地旅客和記者之後，內地人與香港人已經出現了一道鴻溝，內地人覺得香港人仇視他們，已不把香港當成自己人。內地源源不絕對香港挹注資金的狀況，勢將改變。所有的幸福，都不是必然的。

在現今世界，水深港闊的地理環境，已不再重要。香港的搵食一代已成過去，追求政治理想的一代冒起，再加上內地人與香港人的鴻溝漸現，內地流入香港的人才和資金都會減少，香港的優勢正大幅衰退。香港這樣龐大的經濟體，要每年維持2%以上的增長，需要有大量新增資源投入和大量新的商業機會湧現，才能達標。單是生意不增，香港已經很痛，如果生意還要減少，而且是持續地減少的話，我看不到香港所謂的獨特性，會有多真實。

在這場風暴當中，參與的群眾固然風起雲湧，而精英階層袖手旁觀，也是一個致命因素。而袖手旁觀的背後，就是覺得香港很獨特的心態所造成。再加上精英都十分富有，忍痛能力很高，香港的覺醒期，會非常漫長，要等到港人發覺香港並沒有那麼獨特，可能要到一、二十年之後，不過到覺醒的時候，應該已經太遲了。

盧永雄

周一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的確需要建立國家安全觀念。

第一，    地緣政治已變。香港特區國安委主席、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安風險及威脅可以突如其來，巿民必須保持警惕。

老實說，大多數香港人還未意識到世界地緣政治的急劇轉變，亦都不覺得國安風險會突如其來。特首這個提醒，值得深刻思考。

過去幾年，世界地緣政治最大的變化，是中美關係由友好變成對立，其中一大表徵是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之後即使美國換了政府，實質上仍然認定中國是主要的對手，對中國展開了新的冷戰，背後的原因無關中國的態度，而是中國的經濟快速崛起，美國感受到自身地位受到挑戰。這個就如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艾利森所指的「修昔底德陷阱」，傳統大國不堪被新興強國挑戰，最後很可能會誘發戰爭。

美國對中國態度一變，對香港的態度也隨之而轉變。

在97回歸前，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美國和英國同聲同氣，對香港友好。回歸初段中美關係仍然良好，美國對香港的態度未明顯改變。到2018年後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對香港的態度亦變得極不友善，這不是一種互動，而是源於美國的態度變化。不少香港的商界還是希望回去中美關係良好的老日子（good old days），但他們不明白的是，老日子已一去不回。

俄烏戰爭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戰爭一爆發，美西方立即制裁大量已經移居海外的俄羅斯寡頭富豪，並且為他們安了一個罪名，就是他們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友好。其實如果真的是普京鐵杆兄弟的富豪，為何要將大量資產取轉移出俄羅斯境外，甚至直接取得外國國籍定居外地呢？這些俄羅斯富豪的悲哀，應該是當他們自覺和普京關係不友好時，人家卻認定他們是普京的盟友，對他們實施制裁。俄羅斯的教訓，香港人亦應記取。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自己，是人家怎樣看我們。

第二，缺乏國家觀念。傳統來說香港人無根。戰後來港的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人，有比較強自覺是中國人的觀念，但這種觀念隨著代際變化而遞減。但與此同時，即使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時代，香港亦不是有太多人自覺是英國人。雖然港人當時在出入境的時候，要在國籍一欄填上「英籍」兩個字，所以很多人只會自覺是香港人，即使回歸之後亦復如此。

而回歸的頭25年，基於種種政治原因，特區政府不想亦無能力大力推廣國民教育，令到國家觀念無法生根。不少香港年輕人既然無國家觀念，自然亦無保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所以要有國安意識，首先要從建立國家觀念開始，這是需要由小教育，不斷強調，讓國家觀念，重新植入香港人的基因之內。

第三，不知道香港風險。正正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正正因為香港人無國家觀念，所以香港很容易成為一個間諜基地，歷史上亦都經常如此。即使回歸之後，這種性質亦無改變。

最近內地在4月14日公布，中共二十大以國家安全機關破獲的十大重大案件，其中包括因為一個核心科研人員黃宇的叛國案。黃宇因為工作表現不佳，在單位改革之後被淘汰，心懷不忿就出賣國家機密，其中一個行動是向某國的諜報機關交投名狀，將中國軍隊使用的高級密碼轉交外國。黃宇這個投名狀被外國間諜機構接納，最後他在香港及曼谷接受外國的間諜培訓。從內地公布出來的片段，還見到黃宇有香港的八達通，可見他曾經在香港活動，最後黃宇被判處死刑。

外國諜報機構夠膽在香港訓練黃宇，亦都可見他們當年視香港的反間諜工作如無物，固然亦與23條並未立法有關。如今一切俱往矣，香港訂立了《港區國安法》，亦就23條訂立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築牢了香港防範國安風險的法律屏障。但如果市民無警覺性的話，隨時自己就會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甚至眼見這些嚴重破壞國安的罪行，亦不懂得去舉報，這就是沒有國安意識的後果。

簡單總結，世界在變，香港人的意識亦要隨著環境改變要變化，要明白過去的老日子已經過去，在香港回歸祖國、一個兩制之下，要有清晰的國家觀念，要懂得去協助保障國家安全。國家好，香港才會好。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