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俊仁認為紓緩治療的真諦不在於如何「好死」，而在於如何有意義地活在當下。
近年談及臨終關懷等議題，不難見到退休醫生謝俊仁的身影。在搜尋器中鍵入「謝俊仁」，還會同時顯示一位本港著名古琴家的演奏資料。當你以為人有相似、名有相同時，「其實都是我，哈哈。」謝俊仁謙遜一笑。紓緩治療和古琴，本就風馬牛不相及，論古琴要「深」，談生死需「廣」，古琴曲高和寡，他毫不介意小眾圍爐鑽研，但面向大眾的生死教育，卻不能礙於忌諱，便謂知音難覓，社會還須繼續努力。
謝俊仁推紓緩治療。
政府在本月宣布，就預設醫療指示立法展開三個月公眾諮詢。在記者會上，作為醫管局專責小組顧問，謝俊仁如數家珍地解說指示的種種。早在○五年從九龍東聯網總監之位退休後，他便擔任醫管局臨倫理委員會主席至一七年，負責制定有關晚期治療抉擇的倫理指引。此前在各大專欄及講座中，也不難發現同為紓緩醫學學會榮譽顧問的謝俊仁，與公眾談生論死。今次諮詢義務出山擔任顧問，可謂「退而不休」。
向英取經引入「懷安科」
為何對臨終關懷如此着緊，也與他從事的專科有關。在七八十年代，任職內科胸肺科醫生的謝俊仁，見盡不少患癌病人病到末期，藥石無靈，但礙於早年「紓緩治療」概念尚未普及，他只能看着病人以痛苦的姿態，走完最後一段路，「當時見到他們插滿喉，不知道從何入手幫助他們。」
醫生照顧病人，除了有醫術，還要有同理心。如何為病人減輕臨終前的苦楚，與如何治好病人一樣，也是一門大學問。適逢八十年代，謝俊仁隨當時聯合醫院創院院長巴治安醫生遠赴英國，向當地紓緩治療的發展經驗取經，並將其引入香港。現時聯合醫院發展三十年的善終服務單位「懷安科」，當年謝俊仁也有份創辦。不過介紹這段往事時，他只是用「我們」來輕輕帶過，「當年較早發展紓緩治療的醫院，也是由我們（聯合）、靈實和聖母醫院等補助醫院先行帶起。」
論及紓緩治療的必要，言談拘謹的謝俊仁也開啟了「說書Mode」，指紓緩治療正正回應現時由醫療科技發達，引發另一重無法迴避的問題，「現在的科技，是可以令本來要死的末期病人，變得不用死。但這並不代表是有意義地延長病人的生命。」他刻意在「有意義」上加重語氣。
「預設醫療指示」匍匐發展
概念放在當下，固然能引發大眾思考生死真諦。但在紓緩治療初引入香港的八九十年代，家屬與病人又是否能接受這個相對前的觀念？謝俊仁卻指過程順利，「接受紓緩治療病人的病情已經維持一段時間，當家屬與醫生恒常溝通後，阻力反而不大。始終大家都想病人好。」
若紓緩治療在香港內科發展的年紀尚輕，那麼預設醫療指示更可謂是匍匐前進的幼兒。所謂預設醫療指示，便是讓病人在清醒時決定一旦病情進入末期、或處於不可逆轉的昏迷及植物人狀態時，選擇不接受無效的維生治療，以減輕痛苦。追溯指示的由來，可見於○六年的法改會報告書，和一○年醫管局發出的指引。
雖然近年愈來愈多人簽署指示，但在今次預設醫療指示立法的公眾諮詢中，也不少人將指示與安樂死相提並論。雖然在情理上，同樣是尊重病人意願，但力推紓緩治療及指示的謝俊仁，則強烈反對安樂死合法化。
反對安樂死 怕無後悔藥
「只要有良好的紓緩治療，病人是絕對不需要走到安樂死一步！」謝俊仁以早年轟動全港、要求安樂死的斌仔（鄧紹斌）為例，指出即使斌仔後來出書，仍支持安樂死合法化，但他也留意到斌仔在受到更多關心的情況下，對尋求安樂死的態度軟化。他也曾在公開場合遇過一個四肢癱瘓的人士，說「幸好安樂死無合法，不然我就應該因為找不到生命意義而死」，令他記憶猶深。
謝俊仁指，安樂死除了未合法外，它絕不是解決病人苦楚的唯一途徑，「病人希望安樂死的念頭，會隨著環境轉變、身邊人的關懷而有所更改、甚至動搖。」一旦執行，則再無後悔藥。但他指，病人簽署指示後，即使拒絕無效急救，仍可有半年至一年的壽命。最重要是，一旦病人改變主意，仍有最後的主導權。
社會不時會以「好生不如好死」，來形容紓緩治療可以為病人舒服地走完最後一程。但謝俊仁則嘗試糾正這個說法。他認為紓緩治療的真諦，不在於如何「好死」，而在於如何有意義地活在當下，「When days cannot be added to life， add life to days.」善寧會的口號，恰好與他的理念不謀而合。查看句子中譯，則是「天為生命定壽元，人為生命賦意義」，有限壽命中活出無限意義，才算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