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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徹底放棄挽救高崗:看不起軟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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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徹底放棄挽救高崗:看不起軟骨頭

2019年09月14日 18:48 最後更新:17:20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一),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10月

1955年3月21日到31日,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由鄧小平做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通過了開除高、饒黨籍,撤銷黨內外各項職務的決定。不久,饒漱石又因犯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問題」,由公安部逮捕審查。毛澤東在會議的開幕詞和結論中,總結了高、饒事件的教訓。

毛澤東指出:「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於當順利時驕傲自滿,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時,則患得患失,泄氣動搖)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面發展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還指出:雖然高崗、饒漱石之間沒有訂立文字協定,但是他們的思想、目標和行動是一致,說明他們不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獨立王國和單幹戶。後來,薄一波概述了幾個事實:一、饒漱石一向被認為是尊重劉少奇的,可是在高崗發動「批薄射劉」鬥爭時,他卻另闢一個「討安伐劉」的戰場予以配合。他後來承認:「我不否認我們兩個在行動上、目標上都是反對少奇同志」;二、關於「名單問題」,毛澤東說,問題不在提名單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佈名單的人。散佈者恰恰就是高崗、饒漱石兩人。他們會上會下廣為傳播這份名單,造謠惑眾,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三、高崗推薦的幹部,饒漱石一概同意;高崗反對的幹部,饒漱石一律排斥。饒漱石還說,今後中組部要以原東北局的組織部長為核心。四、饒的問題被揭露後,高兩次找毛主席,要求保護饒;高崗問題被揭露後,饒也為高申「冤」。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進一步說:「這裏講一個‘裏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是有許多事實證明了的。」這顯然是指高崗與蘇聯超乎尋常的密切關係。此時中蘇兩黨的關係已大不如前。

毛澤東曾設想,在高崗檢討完之後,對他的工作還要給予適當安排。因為高崗在黨內也算是個老資格了。戰爭年代,他在西北、東北都為黨做了不少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後,他主持東北工作期間,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表揚過他。毛澤東讓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找高崗談話,想讓他回陝北負責一個地區的工作。但是話還沒來得及談,就發生了高崗自殺未遂的事。葉子龍把這事報告毛澤東時,從他的表情看,他對此事感到厭惡。他說:「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隨他去!」從此徹底放棄了挽救高崗的想法。毛澤東向來認為自殺只能說明問題的性質變了。而且他一直認為,對於一個人來說,自殺不是什麼本事,而是軟骨頭的行為。他看不起軟骨頭。

有人說高崗比較仗義,實際上他特別喜歡拉幫結派,比較庸俗。「三反」「五反」運動中,各地都在打大大小小的「老虎」。而高崗,真的打死了一隻東北虎,裝箱送到中南海給毛主席。

毛澤東看著那隻碩大的老虎,說了句:「這個高麻子啊!」然後讓人把虎抬走,他不要。

過去,毛澤東對高崗起碼不反感,有時甚至信任有加。對於高崗的很強的權力欲,毛澤東早就知道。但他認為「高麻子這人能幹事」,因此並無過多計較。

毛澤東也指出受高、饒影響犯錯誤的同志與高、饒是不同的。高崗、饒漱石是壞人,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無光」,應堅決打倒,清除出黨。

總之,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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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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