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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舞會上親近女色搞「按摩」惹怒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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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舞會上親近女色搞「按摩」惹怒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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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舞會上親近女色搞「按摩」惹怒周恩來

2019年09月18日 17:21 最後更新:11:11

高崗(資料圖)

第一次發脾氣

總理愛跳舞。他難得休息和娛樂,有點寶貴的休息時間他首先是選擇跳舞,因為跳舞可以集運動、放鬆和工作為一體,這些在後面章節里將詳細介紹。

50年代的舞會是比較多的。那時沒有迪斯科、霹靂舞、太空舞這些名堂,那時只是交誼舞,並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主要在春藕齋跳,總理去得不多,總理主要是在紫光閣和北京飯店跳舞。因為國務院領導、各部委辦負責人及部分在京的軍隊領導人,主要都是在這兩個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來自部隊。那時階級鬥爭還激烈,政治審查嚴,部隊的人可靠。也有文藝團體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員。

千人千性,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對於高級領導幹部也不例外,表現在舞場上也必然「氣象萬千」了。

比如總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脫又禮貌,風度翩翩又絕無輕浮。

比如陳老總,與總理風格相異,或輕鬆隨便,或熱烈活潑,或漫不經心,但絕無輕浮越軌。

不過,也確實有領導幹部熱烈至過頭、隨便到越軌。怎麼說呢?講好聽了叫解放、叫超前,講難聽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來第一次為跳舞發脾氣是在北京飯店。舞會一般是8點開始,總理往往是10點到,象徵性跳幾圈,同大家見見面,向舞伴問些部隊或社會上的情況,同各部門負責人簡單交流一下工作意見就退席。

記得那天舞會,趙燕俠、新鳳霞、馬玉濤這些著名女演員也參加了,間場時還組織幾個唱段。總理本來就喜歡聽她們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時,輕捷瀟洒,像一股春風;聽歌時,頭稍稍後仰,嘴角漾著靜溫無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輕輕打拍子。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來。

然而,跳過三場後,總理臉色忽然變了。笑容被一隻無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臉脹紅起來,彷彿為什麼事感到羞恥,眉頭微蹙,目光朝某一個目標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況下,我們身邊工作人員跟隨總理去跳舞時,都是可以跟著下場的。我注意到總理的變色變態,順他的目光尋找,發現了問題所在。

那是位相當一級的負責幹部,他的跳舞,用我們當時的話講,叫做「很不嚴肅」。我們對首長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講「很不嚴肅」,不會講更過分的話。他的舞蹈動作越軌了。現在的舞場上,這種“鏡頭”可能不少見,那時可不然,有點“觸目驚心”。怎麼說呢?比如現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與那個年輕的女文工團員,即便說不到磨肚皮,也摟得夠緊,貼上去了。比如現在有人跳“貼面舞”,他那不叫貼面也是時觸時離,若離若即。隨著舞會漸漸熱烈,他跟那個年輕女團員也漸漸熾烈,他的手也開始不老實,上下輕移,摸摸捏捏……

總理的臉色由紅漸漸轉蒼白,他的感情從羞恥而變成惱火義憤;他的目光開始還犀利地朝那位幹部掃射,後來終於黯淡下來,傷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幹部一眼。

他已經跳到了門口的方向,雖然舞曲未終,他也不再繼續旋轉,彬彬有禮地脫離舞伴,點點頭,歉意地說:「對不起,我有事,該走了。」

我們雖然正年輕,想跳舞,但是不敢離開他,一見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隨。一名衛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時沒有現在的講究,現在高級飯店的舞場都有存放衣物處,當然也有失竊嚴重的原因。那時沒有這種服務,也沒有失竊的憂慮。參加舞會的人,多餘衣物都是往椅子沙發上一丟,摞一大堆;不分職務高低,不分衣物高檔低檔乾淨不幹凈,全堆一起。總理在門口站住腳,看衛士取大衣。衛士手忙腳亂,翻出總理的大衣,往出拿時,把壓在上面的別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當衛士將大衣交給總理時,胸脯正在起伏的總理忽然脾氣大發。他生來不會罵人。毛澤東偶爾發火還會說個「屁話」,吼一聲“滾”。總理連這些話也從不會講。他最嚴厲的話是:“這是不允許的!”他激烈時也不過兩句典型語言:“滑稽!”或“胡鬧台!”

現在,總理顯得那麼嚴厲,目光和聲音一樣尖銳:「你是怎麼搞的?為什麼把別人的衣服弄掉地?這是不尊重人,是不禮貌,不文明!」

總理前兩句話聲音還不大,說到「不尊重人」,“不禮貌,不文明”時,聲音放得很大,傳向舞場。衛士何曾見過這樣的脾氣大發,默默地低下頭。總理卻繼續大聲訓斥著:“不要以為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時機一樣能鬧出大事。這是不允許的!”

衛士知道「這是不允許的」分量,他哭了。

總理板著面孔走了,登車而去。他批評人無論多麼嚴厲,事後總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釋安慰一番。

「唉,發脾氣是一種無能表現。」總理事後這樣解釋:“對不起了,請你原諒。我那天心情不好,這不是對著你來的……”

我們都明白,總理大聲訓斥的那些話,是說給放肆舞場的極少數負責幹部的。

第二次發脾氣

還是那句話,千人千性,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呢。我們經常跟隨總理去參加舞會,他又常常是在舞會進行一段時間後到場,正是熱烈起來的時候,有時難免遇到不嚴肅的場面。遇到了他就生氣。記得第二次遇到時,他當場就不跳了,就在舞場中間氣憤地喊了一聲:「不跳了!走!」隨著這一聲,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就都停下舞,追著總理往出走。有名衛士跳舞中沒聽見,等發現追出去時,總理已經甩下他坐車走了。

可是,這種含蓄的批評、抗議和警告,有時並不能解決問題。總理在場,那個別幹部注意些,總理不在,他們還是不肯放棄這種「放鬆」和“愉快”。總理參加舞會沒有準點,有時仍然要碰上。他終於忍無可忍,開始了當面的嚴厲批評。我們這些跟隨左右的人,見他批評過不少次,對有些人很不滿,不留情面地表達了義憤。記得有次一位幹部“不嚴肅”,見總理來到,跳舞“放”不開了,就想帶著結識的年輕舞伴一起登車走。總理攔住了他,嚴厲訓斥:“你年紀也不小了,連這一點自我約束也做不到?你這樣胡鬧台,不覺得羞恥嗎?……”

公開的舞場上,氣氛總的說是健康而朝氣蓬勃;偶爾也只是個別人有所越軌,在總理的影響下還漸漸改正收斂了。真正氣氛不夠好的還是「家庭舞會」。

第三次發脾氣

所謂家庭舞會,好像是改革開放以後才聽得多了,其實建國之初就有。當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裏的資本家另當別論,以共產黨的幹部講,就是那些司令、部長也沒有搞的條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見所聞,似乎只有高崗搞過。

那時,高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說身處權力的頂層。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強幹,在過去的革命鬥爭中作出較大貢獻和成績,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獻,受到過毛澤東的表揚。

不過,這個人也有弱點,就是喜歡親近女色,並且不大在意人們對這種事的議論。用林彪一句名言來講,就是認為「小節無害」。他在東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崗不點頭,老天爺也不敢下雨。就是東北軍區某些身經百戰的紅軍將領,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樣表個態度就能將其拿下來免職。這原因很簡單。歷朝歷代,開國之初都必然經歷一個“英雄治國”的階段。這是鞏固政權時所不可免的,各方「諸侯」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歷史使命。

大權在握的「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黨紀、軍紀、政紀約束自己,規範自己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決於其自身的人品和修養了。高崗的長處不應否認,抗美援朝時,東北處於特殊地位,高崗自然也負有特殊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朝鮮是彭德懷總攬,東北是高崗總攬,北京是總理總攬,這三個人接觸頻繁,共商共事,一道奮鬥,不能說沒有感情。所以高崗到北京後,在他家組織舞會,總要讓秘書通知我們,請總理務必光臨。

但高崗的短處也無須遮掩。他的親近女色有時簡直「坦蕩」得無所顧忌。在東北時,他喜歡白俄姑娘,一旦被纏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給東北軍區或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打電話,叫送“招待費”去“救駕”,打發那些愛錢不怕官的姑娘。辦理過這類“救駕”事宜的老同志已經有過回憶文章,這裏不多講。可是高崗的不在乎也太過了,他就沒想想北京不是東北。東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許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請,總理興緻勃勃地趕去參加了。剛見面時當然都很熱烈禮貌,還免不了互相客氣一番。一個是總理,一個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來了,高崗便漸漸有點「原形畢露」,目光像獵手一樣搜尋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線部位的美,調情的話多起來,有些甚至講得很粗俗。

對此,總理開始雖然有些感覺,有些意外,但還能寬容。他並不要求別人都像自己一樣高雅,參加到革命隊伍里的人本來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經歷及所受教育,怎麼能不允許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懷見了高崗可以直呼:「哎,高大麻子!」高崗聽著很親切。總理如果這樣叫,高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樣,總理在舞場上仍然保持高潔文雅,如果要求高崗也高雅,那就虛假不成其為高崗了。倒是逗幾句粗話來得本色。若走到這一步而止,總理不會發脾氣。過去在工作的接觸中,總理就知道高崗的性格中有著粗獷熱烈,大大咧咧,不修邊幅的一面。可是,高崗並沒到此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動作,並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還動真格的了?這位東北來的陝西漢子令總理吃驚。他後來在不同場合曾多次向我們感慨「山高皇帝遠」,有些地方官“胡鬧台”,中央難於很快都查明。

這一次跳舞,總理後來是生氣了。雖然強忍住沒發作,但是告辭時態度已經明顯地冷淡下來。

第四次發脾氣

此後,高崗又連續幾次邀請總理去跳舞,總理拒絕了兩次。考慮到高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東北人民政府和東北軍區一把手的重要職務,特別是在國務院兼任著計劃委員會主任,今後還要在許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鬧得太僵,就勉強又接受邀請去了一次。

這一次高崗不但沒收斂,反而更「開放」“搞活”了。以高崗的身份,總理不適合在這樣的場合對其公開發脾氣訓斥,所以總理在跳到門口時,仍然是朝舞伴點頭,禮貌地說聲:“對不起,我有事。”便轉身退場了。

這一次其實發脾氣更大,因為對高崗是不辭而別,並且上車就走,又把衛士們丟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崗這才發現北京不是東北,總理是真發脾氣了。他有些尷尬,有些不安。後來又多次讓秘書來電話請總理“光臨”,總理之光卻再也不曾照臨高崗之家。總理向我們吩咐:“告訴他,不去。他的舞會我再不要參加!”

你問50年代的老部長:你最怕誰?我保證他們回答:周恩來。

如果你再問一句:你最不怕誰?我保證他們還是回答:周恩來。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權延赤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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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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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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