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於明代隆慶至萬曆年間的《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社會世情小說。它借小說《水滸傳》中描寫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故事，把故事引申開來，寫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詳細刻畫了官僚、惡霸、富商三位一體的封建惡勢力代表西門慶由發跡到暴亡的罪惡生活歷程，明寫宋代，實為作者所處的明朝「當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後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會現實。
毛澤東酷愛讀書喜發議論，他曾先後五次評價過《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當年2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部門工作彙報時同萬里等人的談話中講道：「《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學價值與社會學價值，親自拍板對《金瓶梅》在全國小範圍解禁，毛澤東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污辱婦女的情節不好。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於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門協商之後，以「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集資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重新影印了2000部。這些書的發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同一級別的各部正副部長。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兩函21冊，正文20冊，200幅插圖輯為一冊。所有的購書者均登記在冊，並且編了號碼。
第三次是在兩年之後。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次談話中，將《金瓶梅》與《東周列國志》加以對比。他說，後者只「寫了當時上層建築方面的複雜尖銳的鬥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而《金瓶梅》卻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細緻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澤東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中國小說寫社會歷史的只有三部：《紅樓夢》《聊齋志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暴露了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細。《金瓶梅》是《紅樓夢》的老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紅樓夢》寫的是很仔細很精細的歷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澤東自己是把《金瓶梅》當做「明朝的真正的歷史」來讀的。他的這一評價，是很有深度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經濟基礎這個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層建築領域鬥爭或變更的原因，把握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第五次是在1962年。毛澤東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上的談話中，又將《金瓶梅》同《官場現形記》加以比較。他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光寫黑暗，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嘛。（逄先知，龔育之，石仲泉主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版。）
把《金瓶梅》定義為「譴責小說」，毛澤東是第一人！譴責小說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正是一部暴露文學的結構。作者把一個時代的全部醜惡一股腦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顧忌地揭露了一個時代的失敗。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裏陽秋來一個徹頭徹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畫出了一幅中國16世紀的「清明上河圖」。
在《金瓶梅》世界裡，沒有對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沒有對政治理想的英勇獻身，只有對財富和享樂的無休止的慾望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歇斯底里的奮鬥。《金瓶梅》沒有寫到美，沒有寫到光明與希望，不是作者沒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而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過於骯髒。
毛澤東之所以很看重《金瓶梅》，並多次評價之，全在於《金瓶梅》的寫實性，它是我國社會現實主義小說的開山之作。《金瓶梅》之前的中國長篇小說，或再現帝王將相的風雲業績，或褒揚草莽英雄的心秉忠義，或描寫仙佛神魔的奇異行徑，這些不尋常的內容顯然遠離了普通大眾的現實生活。而《金瓶梅》寫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真實的日常生活，誠如清人張竹坡在《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所言：「似有一人親曾執筆，在清河縣前，西門家裏。大大小小，前前後後，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操筆伸紙做出來的。」這種對日常生活的細緻描摹，在我國小說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惟其細緻，才更真實更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明史專家吳晗早在30年代就撰文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會史。
現在，《金瓶梅》的價值已被廣泛認可，無論《美國大百科全書》也好，《蘇聯百科詞典》也好，《法國大百科全書》也好，都說《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文學評論家們認為《金瓶梅》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而歷史學家們則認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會的一部百科全書……
本文摘自《毛澤東軼事》，劉繼興 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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