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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窯洞裏的交際舞 毛澤東自稱是常客(組圖)

「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面。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但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旋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唯一有節奏感的舞師。」 

毛澤東剛開始「由於自尊心強,他不學跳舞,生理上也沒有節奏感」,但卻經常光顧客人們的住處。“有時候,我給毛澤東寫一個‘請即來一談’的便條,他很快就來了,手裏提著一袋花生米。”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

延安革命隊伍里的交際舞

1937年1月底,美國人史沫特萊來到延安。延安交際舞就是由其傳授,並作為向封建勢力的挑戰,而逐漸時興起來的。陝北黃土地上,寶塔山下,延水河邊,一對對聞樂起舞的翩躚身影,別有一番生動活潑的革命生活景象。

延安十年(1937~1947)的業餘時間裡,其前五年的周末和節假日晚會上,革命隊伍里時興交際舞。陝北黃土地上,寶塔山下,延水河邊,穿軍裝,著草鞋,明亮的汽油燈映照著一對對聞樂起舞的翩躚身影,是嚴肅緊張的工作、學習、生產、戰鬥生活之餘,別一番生動活潑的革命生活歷史。

拉歌拉出了交際舞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隨紅軍總部進駐延安。同月底,美國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就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身份,到延安作為期七個多月的採訪。她是繼埃德加·斯諾到中國革命隊伍里採訪的第二位記者,並且事先通過宋慶齡、斯諾的介紹,所以受到特別的重視。來到延安的當天晚上,史沫特萊就先後見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澤東。次日,中國文藝協會和新中華報社聯合集會,熱烈歡迎史沫特萊的到訪。

這支年輕的革命隊伍,一直盛行的娛樂節目是集體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萊不擅長唱歌,卻能跳舞。她後來回憶,“在延安召開的一次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期間,我試著教他們一些人如何跳舞,他們勤奮好學,每事必問,不怕丟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面。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但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旋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唯一有節奏感的舞師。”(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

隊伍里刮過美麗的風

中國人的待客之道,是不僅給客人特別的歡迎,而且還為客人提供特別的寬容與理解。帶有部分印第安血統,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萊,時年45歲,曾經遊歷過大半個世界,飽嘗了生活的磨難。但苦難並沒有磨滅她擁抱生活的熱情,更沒有消損她的正義感。她對朱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五十多歲了,相貌和藹可親,額角佈滿皺紋。他看起來確像紅軍之父。他滿面春風,連連對我說歡迎,並向我伸出了雙手;我用雙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臉頰左右親了一下」。然後,她在這個結實的人物旁邊走來走去,直爽地說:“讓我好好瞧瞧你!”(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在延安,甚至在中國革命隊伍里,這種見面禮是從來沒有過的。因為在男女授受不親的國度里,握手在當時已經是非常革命的舉止了,當眾擁抱親吻怎麼敢看呀?所以,這兩個響亮的熱吻,在當時和以後的許多文章里,都被說成是史沫特萊抱住朱德的臉狠狠地“啃”了兩口。但是,此時此地,對待這樣的客人,不是客隨主便,而是主隨客便。

正是這樣一位自稱「大地的女兒」的史沫特萊,不僅在延安採訪寫作,聯繫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華,而且還倡導組織了滅鼠運動、節育運動,以及聲噪一時的交際舞潮流。


1937年,史沫特萊在延安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馬靴,史沫特萊是一身時裝出現在延安一片青灰色軍裝制服面前的。與她形影不離的是一位年輕漂亮,長發披肩,大學畢業後寫過詩,演過話劇的吳光偉(吳莉莉),現任史沫特萊的翻譯兼秘書。平時偶爾和她們一起出現的還有那位濃眉大眼,最早奔赴陝北,被稱為文藝明星的丁玲。她們被稱為 「三個有丈夫氣概的離過婚的女人」,對傳統的婚姻都持批判態度,都希望婦女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裏能享有較大的權力。(轉引自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這樣三位耀眼的單身女性,芳齡都在25~45歲之間,像旋風一樣出入各種政治、社交和群眾場合。(姬乃軍《情系熱土——國際友人在延安》)她們所到之處都受到熱情的接待和熱烈的歡迎。

以民主的名義起舞

延安早期的交際舞,主要是在高級幹部聚會的娛樂性晚會上作表演性節目。範圍不大,半掩蔽半公開。但這種帶有異域色彩,具有強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節目卻非常具有示範性。何況,革命隊伍里很多曾經生活在上海、天津、廣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同志們,對交際舞並不陌生。很快,在鳳凰山下史沫特萊的住處,就有了私人性質的娛樂晚會,當然少不了要跳交際舞。

據史沫特萊回憶,毛澤東剛開始「由於自尊心強,他不學跳舞,生理上也沒有節奏感」,但卻經常光顧客人們的住處。“有時候,我給毛澤東寫一個‘請即來一談’的便條,他很快就來了,手裏提著一袋花生米。於是請外國友人唱一支歌,外國朋友引吭高歌,中國主人拍掌擊節,歌罷由中國主人們或唱歌或講古,窯洞滿座,談笑風生,一時稱為樂事。”(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在這種友好歡樂的悠閑時刻,她經常邀大家排成一隊,教他們跳弗吉尼亞土風舞,繼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際舞。“在延安的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人言可畏,群情側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時我居然謝絕了他。他指責我怕事,說道:‘我同封建主義鬥了半生,現在還不想罷休!’我只好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

史沫特萊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東鄰城牆的原來一家地主的院落,後被徵用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後,她們就遷住鳳凰山東麓的窯洞裏(今鳳凰村居委8號)。這是一排5孔,坐西面東的窯洞。她們住中間兩孔相通窯洞的後窯,前窯住著為她們專門配備的警衛員。與她們比鄰而居的是共產國際常駐中國顧問奧托·布勞恩(李德),以及當初隨斯諾一起來陝北的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馬海德)。他們的窯洞裏有一台輕便的留聲機,不多的幾張唱片。這為窯洞晚會上跳交際舞提供了難得的伴奏音樂。


毛澤東在延安

慢慢地,交際舞逐漸出現在公開舉行的晚會上。當時延安古城裏的鐘樓東側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闢為中共中央大禮堂後,幾乎每個周末的晚上,這裏都舉行晚會或舞會。史沫特萊和她的「學生們」成了舞會上的“明星”。

遭到革命女將們的反對

延安交際舞時興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隊伍里女將們的強烈反對。

群眾運動、群眾大會、示威遊行、競賽,這幾種行動形式在蘇區的規模之大、次數之多和群眾的熱情之高,都頗為驚人。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很快就恢復了革命歌詠和紅色革命舞蹈。這種革命歌詠和紅色舞蹈,是集體情緒的相互協調與感染,其藝術指向是對美好社會生活的集體幻想。而交際舞通常卻是男女成對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個人生命空間的情緒調適。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層男性社會時興的交際舞,直接觸犯的是革命隊伍里女將們的安全感。參加過長征的50位女英雄們,她們戎馬倥傯的生活和工作,無暇去修飾自己的容顏;她們在革命隊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聲望,也沒有必要去注意修飾自己的外貌。據說,她們從來不化妝,頭髮太長有礙行動時,隨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為在她們看來,把頭髮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情調的表現。交際舞一直是被當作外國的惡習遭禁止的。陝北那些生性溫順、政治落後的鄉下婆姨,對這批強悍的女英雄們沒有構成多大的威脅。現在,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從淪陷區和國統區的上海等大城市湧來的一批批受過教育的女學生們,他們剛剛參加革命隊伍的驚喜未定,又被邀請參加逐漸蔓延的延安周末晚會或交際舞會,從而有了與延安高層社會男英雄們手把手,面對面直接接觸與交流的機會。女英雄感到,男人們在異動,她們在想方設法制止這種“反叛”。

此事,毛澤東後來曾經風趣地回憶說:「在延安我們也經常舉辦舞會,我也算是舞場中的常客了。那時候,不僅我喜歡跳舞,恩來、弼時也都喜歡跳呀,連朱老總也去下幾盤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樣)。但是我那貴夫人賀子珍就對跳舞不喜歡,她尤其對我跳舞這件事很討厭……」(轉引自尹緯斌、左招祥《賀子珍和她的兄妹》)

這場矛盾的結果,是導致延安離婚率的普遍上升,以及賀子珍的負氣出走。

由觀念矛盾到肢體衝突

「跳舞就是照著音樂走路。」毛澤東對交際舞也有他自己獨到的理解。雖然他也經常光顧舞場,但一開始並沒有參加交際舞,只是與史沫特萊、吳光偉有著非常頻繁的接觸。據史沫特萊回憶:“毛澤東常到我和我的翻譯同住在一起的窯洞裏來,於是我們三人一起吃便飯,縱談幾個小時。因為他從來沒有出過國,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問題。我們談到印度,談到文藝。有時他朗誦中國古代詩人的名句,有時他低吟自己寫的律詩。他有一首懷念他第一個夫人的悼亡詩,因為她被國民黨殺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試著跟我的女秘書學北京官話,跟我學英語,學唱英文歌子。”(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


1937年春毛澤東和賀子珍在延安

另據埃德加·斯諾根據史沫特萊介紹所作的記錄說:「毛澤東常常會在太陽剛一落山和開始工作之前,帶一名警衛,來到史沫特萊的窯洞。他們一邊喝茶或喝米酒,一邊談天說地。他對外國的情況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和艾格妮絲同歲。他詳細詢問她的生活經歷,包括她的愛情生活。毛讀過一些譯成中文的西方詩歌,他問艾格妮絲,她是否體驗過拜倫、濟慈和雪萊那一類詩人所讚美的那種羅曼蒂克愛情。……他說,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說中讀到的那種類型的愛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樣的。在他遇到過的人中間,我(史沫特萊,引者注)似乎是體驗過這種愛的第一人。他似乎覺得曾經錯過了點什麼。莉莉好像喚醒了他對於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轉引自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

長時間頻繁的接觸,使賀子珍產生了疑心。賀子珍自己晚年對來訪者說,有一天,她找到史沫特萊住的窯洞,發現毛澤東與吳光偉坐得很近,面對面地正在談話,很是火熱,眉開眼笑。她一腔怒氣地沖了進去,毛澤東仍然坐在那裏,吳光偉起身招呼,讓座:「賀子珍,請坐,來,來!」

而賀子珍卻厲聲厲色地回道:「還來呢!我就是為你才來的!我不是為你,我也不來這裏了。」

窯洞裏的氣氛頓然緊張起來,毛澤東愣住了,吳光偉也不知所措。賀子珍馬上轉向毛澤東發火,說著說著,手就揮舞起來,手指划到吳光偉的耳朵和臉頰上。

「怎麼,你打人?還了得!」吳光偉也很厲害地吵開了。

這時,史沫特萊聞聲出來勸架。毛澤東既掃興又尷尬,趕緊把賀子珍拉回家。(尹緯斌、左招祥《賀子珍和她的兄妹》)

事後,吳光偉向有關部門反應賀子珍打人,小範圍內稱之為「吳光偉事件」,但有關部門並沒有對此給予一個什麼處理意見。

賀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惡人先告狀」後,氣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萊槍斃了!

其他女英雄們都極力支持賀子珍。她們一致認為,一個外國女人竟然花費那麼多時間在自己的窯洞裏與別人的丈夫談話是不可思議的事,況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親密地接觸,更是傷風敗俗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而禍根子不是別人,就是史沫特萊。

這樣,一時間延安因為交際舞而鬧得沸沸揚揚。先是吳光偉大約在1937年7月底「被禮送」悄然離開延安。稍後,賀子珍於8月間離開延安,經西安轉道赴蘇聯。史沫特萊因為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時間,到9月初“毛澤東斷然命令她離開延安”,便與斯諾夫人一道,素然寡味地告別了延安。(海倫·斯諾《我在中國的歲月》)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三五九旅幹部

遏制不住的熱情

賀子珍出走,毛澤東婚變,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風波。但是,延安交際舞時潮並沒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為有了大量青年學生的到來,延安周末晚會或交際舞會更加時興起來。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期間,隨著國共兩黨關係的一松一緊,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奔向延安。中共在擴辦抗日軍政大學的同時,陸續創辦了陝北公學(1937年9月)、魯迅藝術學院(1938年4月)、延安馬列學院(1938年5月)、延安自然科學院(1939年5月)、中國女子大學(1939年7月)等一系列面向廣大青年學生的免費學校。

這些青年學生的到來,不僅為革命隊伍增添了大量新鮮血液,而且使延安這座本來灰色狹小的古城,頓然間煥發出年輕的光彩,成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每到周末和節假日的晚上,延安城裏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大禮堂、城東門外橋兒溝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魯藝大禮堂、城南門外的自然科學院禮堂、城西門外延河兩岸的王家坪八路軍總部大禮堂、女子大學禮堂或操場、藍家坪的馬列學院大禮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所屬的作傢俱樂部、大砭溝的文化俱樂部,等等,幾乎都有文藝晚會或交際舞會。

音樂伴奏雖然很簡單,但已經是現場樂器演奏。計有口琴、風琴、手風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樂器大多是臨時手工製作的。最能渲染舞場氣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廢棄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鋼琴,是大後方一位愛國民主人士贈送給周恩來的,1941年春轉贈到魯藝。

只有兩處教堂里的舞場是青磚地面,其他舞場都是平整的黃土地。有的露天舞場由於天氣乾燥,跳舞人多而難免塵土飛揚。好在踏著黃土地的舞步,僅有屈指可數的幾雙自蘇聯或重慶穿來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膠底鞋或草鞋。住窯洞,穿草鞋,是當時參加革命的標誌。軍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涼鞋。用不同顏色的布條,編成彩色帶子,釘在舊鞋底上,就變成各種式樣新巧的涼鞋。男同志的草鞋沒有什麼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涼鞋上綴上一對跳躍的絨線紅球,就成了舞場上的時髦。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作《論持久戰》的報告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間,從大城市新近來到的女同志們將上衣腰身收緊,紮上皮帶,就顯露出優美的身材曲線。有的甚至把津貼節約出來,買一塊白布或藍布,做成短袖襯衫,衣襟上還綉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別緻了。冬季里將制服手袖、領口鑲嵌上一道白色或藍色的布邊,在舞場裏也是很出眾的時裝。

在當時延安所有的舞場裏,王家坪和中央大禮堂舞場是政治級別最高的,經常有軍政首長光顧。藍家坪文抗所屬的作傢俱樂部舞場條件最好,有被張仃設計成沙髮式的摺疊椅,是延安絕無僅有的,還有蕭軍夫人王德芬當壚的窯洞酒吧供應飲料。但是,最客滿為患的舞場卻是女大禮堂或操場,最熱鬧的舞場是橋兒溝魯藝那座中世紀城堡式樣的大禮堂,每到新年之際這裏都舉辦稀奇迷人的化裝舞會。

交際舞促成了革命婚姻

魯藝文學系第二期學員蘇菲,是魯藝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魯藝大禮堂的舞會上,大鼻子醫生馬海德勇敢地邀請她跳舞。她拒絕說不會,他堅持要教她。這樣就牽上了她的纖纖玉手,並且整個晚會上就沒有放下過。

當天夜裏,蘇菲同窯洞裏一位大姐臨產了,其他人都讓她出面請馬大夫來。他說自己不是婦科醫生,但還是跟著蘇菲就跑過來了。到清晨,孩子順利地降生了。蘇菲請馬大夫回去休息,他卻說:

「天氣那麼好,我們出去散散步吧!」

她同意了。沐浴著新年的陽光,他向她求愛,她答應了。

魯藝不少男生眼睜睜地看著外國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為「報復」,此後好幾個周末的傍晚,他們躲藏在魯藝校門口的坡地里,等馬海德來接蘇菲的時候,大喝一聲:“誰接走蘇菲,留下買路錢!”就衝上來,攔住馬,翻出他口袋裏的香煙和零錢。


毛澤東、江青在延安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會跳舞,還反對跳舞。1939年7月,他從抗日前線帶學生實習回魯藝,正趕上文學系主任蕭三提倡跳舞,進行指責,致使蕭三負氣離開魯藝,轉而擔任文化俱樂部主任。但隨著交際舞逐漸蔓延時興,他也走進了舞場。剛開始,他只在舞場邊上,與文學系的幾個男生學著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顧盼流輝的目光,便靦腆得手足無措。老師的窘態,激起男同學們的不滿,經過一番策劃,在不久後的一個周末舞會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與一個同樣有些靦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學系第三期學員牟決鳴。大概是心有靈犀,他們在一起卻學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諧。

三年後的7月,同樣是在一個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決鳴與周立波、林藍兩對新人,同時在窯洞裏舉行婚禮。他們身穿洗得發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澤東畫像鞠躬,再向來賓致謝,分發紅棗和瓜子。之後,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歡樂的交際舞晚會向新人表示誠摯的祝福。

當時的中央黨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訓從前線回延安的高級將領。這裏的舞會有鄧發從蘇聯帶回來的留聲機和幾張唱片,場地冬天有俱樂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籃球場,大家學著跳著,不亦樂乎。「看不慣,試試看,一頭汗,死了算。」(姚鐵《快樂的寶塔山——延安黨校的文化生活》)這個順口溜生動地描述了在黨校學習的高級將領們接受交際舞的心理過程。

舞會在當時之所以特別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娛樂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還因為參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齡女郎。深入交際舞場的男女亂陣之中,既為將領們提供了寬裕的條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譽。所以,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延安的高級領導人,師級以上軍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成家、生子,延安對他們是一種溫馨、甜蜜的回憶。(梅劍主編《延安秘事》)

延安交際舞時潮持續到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全面展開,經過整風審干運動,1943年元旦以後,取代交際舞的是群眾性的大秧歌舞。在中央機關偶爾還有交際舞會,尤其是招待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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