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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最後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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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最後一封信

2019年10月13日 17:53 最後更新:11:20
 

 

《1965年後的彭德懷》封面  文/沈國凡

本文摘自《1965年後的彭德懷》,沈國凡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1967年元旦,彭德懷仍然沒有獲得人身自由。

新的一年來到了,外面是什麼情況,鐵窗里的彭德懷一無所知。他如同一隻猛虎,被關在了一隻籠子裏,將他與人民隔離開來,沒有了行動的自由,更沒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對於目前的狀況,他感到焦慮和不安。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對手,無法與對手短兵相接,更談不上拼刺刀,這位戰場上的赫赫名將,感到了自己的無力和失望。

他實在感到苦悶和不解,毛澤東主席讓自己出來到大三線去工作,現在怎麼又會被一些學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來?這些學生哪來那麼大的膽子,毛澤東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現在的情況?


 

毛澤東與彭德懷在延安

無數的問號在他的腦子裡翻騰著。他懷疑黨內出了內奸,有壞人在迫害自己。

他實在無法忍受這種狀況,就將發給自己寫檢查的紙筆鋪開,準備直接寫信給毛澤東主席。

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因為寫信(文字)給自己引來災難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在1955年寫了近30萬言的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國以來有關文藝工作的一些個人意見和看法的胡風--這是一個被認為是「魯迅傳人」的文人,後來被打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頭子,無辜迫害關押達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才獲得了平反。另一個就是彭德懷,於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廬山會議上,上書"萬言書",陳述"大躍進"中有得有失,不但被免去了國防部長職務,同時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反黨集團"頭子。人們始終弄不明白,行伍出身的彭德懷,為什麼會想到用寫信的方式來表達個人的看法和意見--這並非他的"強項",然而他卻做了這樣的選擇。

於是歷史出現了驚人的相似,他被罷官後來到北宋名將楊六郎掛甲歸田的地方,住進清代名將吳三桂的吳家花園,在此掛甲歸田,讀書耕地。在中國歷史上,因上書言事,為民請命而被罷官的人不乏其人,但像彭德懷那樣堅持真理,始終不向權力屈服,永遠都保持正直、開朗的胸懷,困境中不忘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的確不多。

關於彭德懷到三線工作,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

一種是毛澤東已認識到對彭德懷進行罷官批判的錯誤,為了防止未來的戰爭,有意讓彭德懷出來工作,將來還可以帶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時候為他恢複名譽。

另一種說法就是:由於1965年3月美國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戰備的指示,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決定第三個五年計劃實行「以國防建設第一,加強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佈局」的方針。在此形勢下,毛澤東認為受審查的彭德懷、黃克誠、習仲勛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議分配他們到外地掛職下放。因此,對彭德懷的這一安排,實際上是變相的"流放"。(謝春濤:《廬山風雲》)

哪一種說法對呢?現在都已無從考證。還是朱光將軍的話說得比較客觀,他認為毛澤東主席讓彭德懷出來工作,談了五個多小時的話,又請他吃了飯,喝了酒,並說:「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但就是不肯恢復他的原職。"

這,確是事實。

因此,彭德懷到三線工作,的確是忍辱負重!

元旦這一天,彭德懷仍然不得安寧,他隔壁的紅衛兵衝進屋來,說是給他「拜年」。

世界上哪有這樣的「拜年」呢?他們將彭德懷拉起來,讓他站在屋子裡,強逼他"交待罪行"。

彭德懷不服,問道:「你們把我弄到北京來,我的工作怎麼辦?你是找我算舊賬還是新賬,新賬我沒有,我去三線是毛主席動員我去的;舊賬要算我不怕,我早就向中央講清楚了,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紅衛兵吼道:「你這個老反革命,老混蛋,你還想翻案!」

說著他們就衝上前來,一把奪過彭德懷手中的煙斗,又去翻他旁邊的黃挎包,將裏面的紙張弄得滿地都是。

彭德懷平心靜氣地站著,靜靜地看著這些。

當晚,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況處於另一種生活環境,即被革命群眾組織揪回北京待審。時間已過去7天,還未宣佈罪名,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現在再一次失去了工作的權利,他無法忍受,決定給毛澤東寫信,反映自己的情況。

他從自己的日記本上撕下一張白紙,寫好後認真地疊成方形,放在自己的眼鏡盒裏,然後叫來哨兵,讓他替自己轉交出去。

彭德懷在信中寫道:

主席:

你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7日押解北京。現在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後一次敬禮!祝你萬壽無疆!

彭德懷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這封信經層層轉送,最後終於到了周恩來的手中,周恩來在中央碰頭會上宣讀了這封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信。

毛澤東是否讀到過這封信呢?至今都沒有文字記載,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毛澤東最後也會看到這封信的。

這是彭德懷寫給毛澤東主席的最後一封信。信中報告了自己的處境,充滿著一種悲憤、痛苦與無奈,彭德懷已預感到自己在這場全民族的劫難中,很難生還,因此用了「向你最後一次敬禮」這樣的"絕命"之筆。

3月6日,彭德懷被轉移到北京五棵松不遠的羅道庄衛戍區幹部隊監護。

這裏管得更嚴,大門有衛兵守衛,犯人的囚室前有哨兵,更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在彭德懷的囚室里還安排了一名哨兵,他的一言一行都要進行記錄。

看著四周的環境,彭德懷自言自語地說:「我知道這裏不是營房,是班房……我在這裏是坐監獄。」

哨兵見他嘴裏不停地說話,就過來干涉。

彭德懷對著哨兵拍腿感嘆道:「今年我已經被撤職八年了,這八年白白地浪費過去了!」

八年,一個抗日戰爭都打勝利了,可抗日戰爭中曾立下不朽戰功的一員虎將--彭德懷的問題一直都未能解決。

冬天將至,彭德懷卻只有一件破棉襖,一條破棉褲,身上沒有換洗的衣服。一個70歲的老人,只得讓哨兵給借來針線,然後戴著老花鏡一針一針地自己縫補。由於囚室里光線不好,手時常被針刺出了血,他放在嘴裏吸一吸,又開始自己縫補起來。

4月1日,彭德懷實在憋不住了,他藉著囚室小窗透進來的亮光,再次給毛澤東寫信,這封信寫得很長,在信中他詳細地談到了自己被抓來北京的經過。對於當時報紙上不斷批判他在西南大三線搞翻案活動,收買人心,妄圖兵變等誹謗,都進行了一一的駁斥。

即將寫完的時候,他站起來,抬頭看了看囚室上面的那隻小窗,一棵小樹青綠的樹枝在外面被風吹得不停地搖動著,上面有幾隻麻雀在不停地跳躍。而他自己卻猶如一隻猛虎,被無辜地囚於籠中,心中只覺得一陣凄涼。

他在這封信的最後這樣寫道:「……我到西南頭7個月,大約走了20個縣市,15個工礦企業、區(雲南還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這方面一些知識和提供領導參考,並無其他意圖。」

彭德懷啊,你為什麼還要如此執著和固執呢?頭一封信發出去數月了,未能等到回信,現在你又再次寫信,懷著善良而美好的意願等待著,你竟是這樣的坦誠,如此的忠貞,只有那位公正無私的歷史老人知道你的心。

信發出去後,仍然是石沉大海。

按說,此時彭德懷應該明白過來,不會再寫信了吧。可要是那樣,這個人就不是彭德懷了。

在交出信件後的二十天裏,彭德懷同過去一樣,仍然痴情地盼望著回信,他常常站起來,獨自看著窗外那棵樹上搖動著的樹葉,獃獃地發愣。

二十天後的4月20日,彭德懷再次提筆,不過這次他不是給毛澤東寫信,而是給周恩來寫信。

彭德懷明白,他的問題早已通了天,並不是周恩來所能解決得了的。他寫給周恩來的這封信與之前寫給毛澤東的信完全不同,在這封信里沒有一點談到個人的事情,更沒有談自己此時此刻所受的苦難,而是向周恩來彙報他在三線建設中所看到和擔心的一些具體工作,特別是四川石棉礦的礦渣被任意地堆放在大渡河兩岸,被河水長年衝擊,流失嚴重,為此他過去曾向西南局的領導同志做過彙報,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視。

彭德懷在信中還分析了這種礦渣的利用價值。認為可以加工成鈣鎂磷肥,這種肥料成本低,肥效高,對於周圍的農民種田很有好處。因為當地屬於大山區,農民種地靠天然肥,外面的化肥很難運進去,就是運去了成本也很高,農民買不起,應該加快這種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這是有利於工農聯盟的事情。我們千萬不能搞了工業,丟了農民,得了財富,失了人心。

彭德懷在信的末尾對周恩來說:「小事情本不應該打擾你,但我不知應告何人,希原諒!祝你永遠健康!」

信的最後署名「石穿」。

為國為民,滴水穿石。彭德懷自己都落到了這種地步,心中卻仍然關心著三線建設的點點滴滴,關心著中國最基層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

寫信,成了彭德懷在囚禁中表達個人情感的一種方式。

在當時中國政壇的三位掌權者中,他給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寫信,唯獨沒有給紅極一時的「副統帥」林彪寫信。

這就是彭德懷,這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帥中一個必將永留青史的人!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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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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