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女在媒體上掀起了對中國紅十字會誠信的質疑，這是發生在1911年的一件「小事」。
而對於中國紅十字會來說，這件「小事」卻直接關係到它的終身：誕生初期的基因變異，令這個以崇高使命相標榜的機構，在日後的歲月中，極難擺脫血液中先天而來的權爭、內訌因子。一個有著極大利益、而無嚴密制約的機構，即便它高高舉著十字架，試圖建立自己的高尚，也依然難免淪為利益角逐的工具。
圖為廣東北伐炸彈隊，中坐者是隊長徐宗漢，她也是黃興妻子、張竹君的閨蜜。
一位美女在媒體上掀起了對中國紅十字會誠信的質疑，這是發生在1911年的一件「小事」。
之所以是「小事」，是因為這一年發生的“大事”實在是太大了：辛亥革命爆發，大清王朝轟然倒塌。在改朝換代的大變局中，紅十字會的誠信問題，對於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
而對於中國紅十字會來說，這件「小事」卻直接關係到它的終身：誕生初期的基因變異，令這個以崇高使命相標榜的機構，在日後的歲月中，極難擺脫血液中先天而來的權爭、內訌因子。
殷紅的十字架，有時無非是名利的另一個戰場而已。
美女發難
危機來自於一位美女的公開發難。
美女的名字叫做張竹君，廣東番禺人，這一年35歲。後世史學者將她形容為「身材高挑，鵝蛋臉，高鼻樑，大眼睛，喜歡穿洋裝，穿高跟鞋」，儘管這些都沒錯，也儘管不少著名人物曾為她神魂顛倒，但從今日能找到的老照片上看，張竹君實在難以稱得上「美女」的。
當然，「美女」之美，也有一些是容貌及照片難以體現的。
可以肯定的是，張竹君絕對無愧於「才女」的稱號。作為上海灘知名的西醫大夫，張竹君剛剛創立了一個機構「中國赤十字會」，組織救護團到武漢前線救死扶傷。這位拿手術刀的好手，也嫻熟地拿起了筆，在《民立報》上刊登了一封公開信《致沈仲禮書》，語氣激烈、措辭尖刻，字裏行間才華與霸氣一併迸濺而出。
她所攻擊的沈仲禮，名為沈敦和，字仲禮，浙江鄞縣人，彼時45歲。沈敦和也是上海灘的名人，早在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就組織了相關機構，對戰區的中國百姓提供救助，被普遍看做是中國紅十字運動的最早倡導者和實踐者之一。如今，他也新建了一家慈善機構「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同樣宣稱要到武漢前線提供人道救援。沒想到，剛開張就受到了張竹君劈頭蓋臉的猛烈攻擊。
張竹君的話說得很重：「公竊慈善二字，欺世盜名利久矣。今又欲將牛頭馬面之紅十字會，以混世人耳目。」信中，張竹君要求沈氏將全部賬目公諸於世，同時，還指責沈敦和「善變」，始則“以萬國紅十字會名義”，“未幾而萬國紅十字會變為大清紅十字會”，如今“又將大清紅十字會變為紳辦紅十字會”。
通篇看下來，張竹君對沈敦和的指責，核心就是利用紅十字搜刮資財。
這篇激烈的檄文，見報日期是10月26日，武昌暴動之後的16天。見報這天，張竹君已經離開上海兩天了，正率領她的「赤十字會」救護團，開往武漢。在武漢，起事的革命軍與清軍正在進行激戰，雙方死傷不少，正是最需要人道救援的時候。
「赤十字」公開抨擊“紅十字”，這國際紅十字歷史上怪異的一幕開演了。
面對張竹君的攻擊，沈敦和在兩天後進行了回應。他在《申報》上發表公開信，題為《沈仲禮駁張竹君女士書》。在信中，沈敦和首先回顧了自己與紅十字會的淵源，駁斥張竹君對他「善變」的指控。但在否定自己搜刮錢財的同時，也同時承認了並未及時向捐款者公佈捐款的使用情況。
暗度陳倉
人們後來才知道，在張竹君高效建立並開往武漢的「中國赤十字會」救護團中，有4名並無醫護執照的“男女醫生”，而且使用了化名，因為他們的真名實在太如雷貫耳了：黃興、宋教仁、陳果夫、徐宗漢。
國民黨的革命史料中，毫不隱晦地承認：黃興等人能夠平安、迅速趕到武漢前線，尤其是黃興能夠順利接掌武漢的革命軍軍事指揮大權，必須歸功於張竹君利用「赤十字會」旗號的出色掩護。儘管根據 “國際慣例”，紅十字會在敵對雙方之間，必須嚴格保持中立（Neutrality），這樣才能獲得交戰雙方的安全承諾，在戰區獲得相對自由的通行權。如果紅十字會向交戰的任何一方提供情報搜集、人員裝備運輸等支持，則毀壞了紅十字會的中立及信用。張竹君利用「中國赤十字會」，主導和實施了作戰一方主要將領的護送，這種“超常規”的做法絕對違背了紅十字的原則，實際上等同於參與了敵對的軍事行動。當然，主流革命史觀中，革命者是可以不擇手段的，而敵人則是不可逾越規則的。
對於10月10日的武昌暴動，事後分享了主要勝利果實的革命黨，其實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槍炮聲響徹武昌時，黃興正在香港養傷。聽到武昌暴動的消息，黃興十分興奮，決定趕到武漢去。張竹君提供的「赤十字會」通道成為最佳的選擇。
一場大「運作」開始了，時間節點拿捏得恰到好處：
10月17日，黃興等人離開香港，輾轉趕往上海。次日，張竹君就在上海的報紙上刊登《發起中國赤十字會廣告》，表示自己「願率同學數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盡醫生天職；
10月24日，黃興等人抵達上海。當天，「中國赤十字會」的救護團就從上海出發，開往武漢，同時開始公開徵召“第二團”；
在紅十字旗幟和白大褂的掩護下，黃興等人輕鬆地通過了政府設立的層層封鎖，在10月28日順利地到達了武漢……
對於相差兩天而先後成立的「中國赤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我們可以肯定：張竹君的「赤十字會」，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掩護黃興等革命黨骨幹開赴前線；而沈敦和的 「紅十字會」，其目的極為單純，救死扶傷而已。
弔詭的是，張竹君在對沈敦和突然發難後，便沒有了下文，除了沈敦和那份遲到兩天的辯解，這場「赤」、“紅”口水戰幾乎迅速地煙消雲散了。而張竹君如果真是為了規範慈善事業，她本來已經點中了沈敦和及其「紅十字會」的死穴：善款使用黑箱運作。如果抓住這個問題繼續深化，則完全可能令善款管理的規範化更早成為公眾關注焦點，這對樹立「赤十字會」的形象絕對是個大好機會。但是，張竹君卻突然放棄了，如同其突然發難一樣，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甚至連她的「赤十字會」也迅速解散，曇花一現。
對於這一切令人費解的現象，合理的解釋似乎只能是：張竹君的所有行為，其本質並非一場人道救援行動，或者說，並不主要是為了人道救援，而是為了護送革命黨首腦們抵達前線。紅十字的大旗、義正詞嚴的公開詰問，都只是為了將水攪渾，以便暗度陳倉。
果如此，則在這風雲年代裏已無山頭可依的沈敦和及紅十字，有幸當了一回革命的台階和道具。
政治糾葛
辛亥年的亂局中，高舉著紅十字大旗的，不僅是張竹君的「中國赤十字會」，沈敦和的「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還有許多家同類機構。而其中將旗幟舉得最高的，就是官方的「大清帝國紅十字會」。一國之內，並列著三家頗具知名度的紅十字會，這無疑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景觀。
從紅十字運動進入中國的第一天，它一直都在艱難地扛著政治的十字架負重前行。
1904~1905年，日俄兩國以中國東北領土為戰場，爆發日俄戰爭，中國政府卻被迫宣告中立，戰區內成千上萬中國民眾面臨嚴重的人道危機。為此，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國人士數十人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萬國紅會）。一周後，他們又正式改名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這就是中國紅十字會的正式發源。沈敦和就是「萬國紅會」的主要發起人和管理人。而宣告中立的清政府，自己不便在戰區出面，對這個“民間機構”也給予了大力支持。「萬國紅會」在日俄戰爭中，為救助中國百姓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戰後，「萬國紅會」本應解散，但應官方要求，為救助海參崴地區的華人華僑，繼續服務轄區。1907年7月21日，呂海寰、盛宣懷等上奏請旨試辦「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於1908年5月核定照準運營，取代了「萬國紅會」。1910年2月27日，官方任命盛宣懷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6月正式更名為「大清帝國紅十字會」，並啟用了新的關防（印章）。
「大清帝國紅十字會」的建立，標誌著官方對紅十字會管理的深度滲透。此後，紅十字會內部，官方與民間兩股力量開始不斷摩擦、爭鬥。
作為紅十字會內部「民間」力量的代表，沈敦和其實也算是“體制內”的官員。他出身於寧波的茶商世家，早年赴美、英攻讀政治和法律，畢業於劍橋大學。回國後在各地輾轉任職。義和團-八國聯軍動亂後，沈敦和出任山西洋務局督辦，同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相識。次年（1902年），沈敦和出任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督辦（校長），與李提摩太一道，將山西大學堂建設成為北方改革開放的思想教育基地。1904年成立萬國紅會後，李提摩太幫助沈敦和獲得了列強的支持，及日俄兩個交戰國的認可。
「大清帝國紅十字會」成立後，他作為“總董”，留在上海，負責為紅十字會籌款，而會長盛宣懷則常駐北京，負責與政府各部門的周旋——其實，紅十字會的會長職務，對於盛宣懷來說，不過是諸多兼職中一個極不起眼的職務。不久，盛宣懷就出任郵傳部尚書，主管大清國最為重要的鐵路、航運、電報、郵政等支柱產業，根本無暇顧及紅十字會的工作，沈敦和是紅十字會的實際靈魂人物。
沈敦和相當反感官方對紅十字會的控制，這種控制與反控制的拉鋸戰，始終貫穿在「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內部，這造成了內部官、商兩界，及北京、上海兩地之間的巨大分歧和離心。
武昌暴動發生後，「大清帝國紅十字會」處境尷尬，在交戰區，一方是政府軍、一方是反叛者，而紅十字會的業務，依法必須接受陸軍部指導，是有基本政治立場的，絕非國際紅十字會標榜的中立。加上帝國政府被一連串的打擊弄得發懵，政治、軍事上的反應還沒到位，更談不上人道救助之類的“不急之務”。這其實就是被張竹君指責的「紅十字會」反應遲鈍的真正原因，也是沈敦和最後下決心另行組建「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的根本動力。實際上，沈敦和是撇開了官方的「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另起爐灶，新的紅十字會更為中立，能夠在交戰雙方獲得更為嚴肅的尊重和禮敬。顯然，這是穩重妥當之策。
「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組建後兩天（10月26日），盛宣懷因推行鐵路國有政策而觸犯了既得利益集團，並被朝野當做激發保路運動和武昌暴動的罪魁，遭到了“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其紅十字會會長的職務也同時被免，一些議員甚至要求政府處決盛宣懷（參閱雪珥著作《辛亥計劃外革命》）。自此，「大清帝國紅十字會」實際已經癱瘓，直到19天之後（11月13日），中央才任命前外務部尚書呂海寰接任紅十字會會長，沈敦和繼續當總董，而在任命狀中，中央已經不動聲色地將「大清帝國紅十字會」改為「中國紅十字會」，這是對沈敦和“獨立”行為的讓步和追認，也是為自己所留的退路，體現了危機下的與時俱進新思維。
與政府和沈敦和這邊的複雜局面相比，張竹君為革命需要組建「中國赤十字會」，就簡捷便當許多。
張竹君的社交網路，為她組建「中國赤十字會」奠定了堅實的人脈基礎。僅僅經過兩天的動員，她就獲得了足夠的資金，在南市上海醫院召開了成立典禮。上海灘名人李平書、楊千里、陳繼武等紛紛到場，發表演說，而董事會更是群星燦爛，令人側目。報紙上稱讚張竹君是“救死扶傷，志慮宏遠，宗趣正大，南丁格耳（爾）之再見”。這種風頭，是循規蹈矩的沈敦和所難以企及的。
在武漢前線，「赤十字」、“紅十字”兩家機構的救護隊，都忙得不可開交，而張竹君本人也因“心力交瘁，加以開刀時為毒氣侵入，發熱臂腫”。值得注意的是，張竹君在前線，依然動用紅十字的特權，為革命黨提供便利。11月27日，政府軍經猛烈攻擊後，奪取漢陽，封鎖長江，黃興急需逃離漢陽，撤到武昌去。在這緊急關頭，就是張竹君動用了人道救援專用的渡船，將黃興夫婦等人護送到了武昌，再次為革命而犧牲了紅十字的基本原則。
12 月14 日，張竹君率領救護團一部分隊員先期回滬，頻繁地接受媒體採訪，與新聞界的互動十分順暢、嫻熟，各報紛紛連載她有關前線戰況和傷病救助的演講。弔詭的是，她除了大談前線的情況外，再也沒有提起對於沈敦和的「中國紅十字會」的任何指責。
問題繼續
「赤」、“紅”之爭並非辛亥年的孤立現象，戰亂之中，紅十字大旗如同護身符一般，到處飄揚、隨意飄揚：廣東紅十字會、中華紅十字會、粵東紅十字會、濟群紅十字會、大漢紅十字會、廣東河南贊育紅十字會等等，以及與時俱進換上了紅十字大旗的各種傳統慈善團體，與各地層出不窮的都督們一般，如雨後春筍到處湧現。
這具鮮紅的十字架，突然成為新時代的人氣產品，當然是因為有「利」可圖。已經多少掌握了國際慣例的各派槍杆子，都給予佩戴紅十字徽章者一定的便利甚至特權，扛著紅十字大旗，不僅能更為安全地在戰區通行，避免受到雙方士兵的騷擾和侵襲，甚至還能在交通、稅收等方面享有直接的好處。兵荒馬亂中，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吸引人的呢？
幾年後（1918年），在美國紅十字會對中國紅十字會進行的一次秘密調查中，發現紅十字的濫用遍及中國：如在成都，一有風吹草動，整條街道都會掛滿紅十字會旗幟；而在萬縣，商人們為保護自己的財產，都懸掛紅十字會旗，並出售會旗與其他紅會標識，賺取大量錢財；甚至有軍隊以紅十字會作掩護進行戰鬥突襲。
一時之間，加入紅十字會成為最為時髦及划算的投資。沈敦和的「紅十字會」對上海之外的民眾放開申請後，表格及會費蜂擁而來，紅十字會一時成為各種利益集團關注的對象，也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爭鬥的舞台，上海法租界內甚至發生了紅十字會會員住宅遭到炸彈襲擊的事件。對於紅十字會的大力發展會員，有讀者甚至投書《申報》，呼籲沈敦和 “瞻顧大局，別謀生財之道”。
至於利用紅十字會的名義搜刮錢財，更是防不勝防。紅十字會多次登報澄清，自己「並未派人在本埠外埠挨戶募捐，亦無分赴內地及圍場、車站逢人斂款情事」 ，敬告人們不要上當，同時要求會員“格遵會章，束身自愛，嚴守中立……幸勿自失信用，損害本會名譽。人會諸君所得佩章、憑照，幸勿頂替借用。”
至於交戰雙方的特工人員，甚至軍人，將紅十字作為掩護，也成為刺探軍情、發動偷襲的好辦法。
這些都令這具來自西方的紅色十字架，面臨著中國特色的艱巨考驗。
混亂的局面引起了朝野的共同關注。張竹君率先退出了這場遊戲，1912年4月27日，她在上海集會，宣佈「中國赤十字會」完成了使命，主動退出。
半年後（10月30日），在民國政府的支持下，全國紅會組織統一大會在上海匯中旅館開幕，整頓中國地面上凌亂樹立的紅色十字架。副總統黎元洪、外交、內務、海軍、陸軍四部，奉天都督趙爾巽、江蘇都督程德全，及各省分會，均派代表到會。
沈敦和在大會上說，國內紅會名目繁多、參差不齊的狀況與國際通例不符，「求合乎世界大同，此本會之所以急謀統一也……苟不謀統一，必至各自為政，辦法分歧，既無團結之精神，即無鞏固之基礎，對內對外，能力薄弱」。
在公權力的保駕護航下，紅十字會在組織形式上很快地統一起來，但是，其內部粗陋的管理、不息的內訌，卻成為難以根治的頑疾。在上世紀30年代，中國紅十字會內部，為了領導班子的改選，竟然「大打出手」，甚至出現了暴力威脅的惡性事件，官方與媒體的調查都顯示居然有黑道插手其中。
一個有著極大利益、而無嚴密制約的機構，即便它高高舉著十字架，試圖建立自己的高尚，也依然難免淪為利益角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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