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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國外交人員與英國警察互毆原因(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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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國外交人員與英國警察互毆原因(組圖)

2019年10月22日 17:32 最後更新:11:20

8月10、11、15日,造反派在外交部和人民大會堂連續三次舉行陳毅批判會,姬鵬飛、喬冠華等陪斗。

8月14日上午,造反派沖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他們曾向王力請示,王力表示不贊成砸 ,但他又居心叵測地說:「除重大原則問題找我外,不要事事請示,大方向對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造反派心領神會,便自行其事地照原計划行動。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通過了由姚登山抓總的“業務領導小組”奪權方案。8月17日,外交部“九九兵團”拋出由姚登山當主任的“革籌”奪權方案。8月18日,“革命造反聯絡站”又議定了由姚登山當主任的“革委會”奪權方案。在此期間,造反派還在外交部和天安門廣場刷出“強烈要求姚登山當外交部長”的大標語。

的辦法施加壓力,迫使中央承認他們的奪權。在造反派奪權後,外交部發往駐各國領使館的電報中竟出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整個外交業務陷於混亂,大權一時落入造反派手中。

 

 

中方外交人員被打傷抬走

二、經過

在外交部被奪權的混亂時期,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鬥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19名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34名工作人員。”[5]當天,由謝富治主持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數萬人參加的聲援聲討大會。

「反帝反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周恩來聞訊後,緊急召見「反帝反修聯絡站」負責人,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雙方一直爭執到深夜,周恩來在得到保證不進入代辦處的允諾後才離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聯絡站」組織數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覆最後通牒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眾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毀了辦公樓和汽車。

北京外語學院紅衛兵率先突入西牆。22時40分,大批群眾組織衝擊代辦處正門;10分鐘後,一些高校紅衛兵又越過北牆。不多時,從三面進入英代辦處院內的群眾已達數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辦處東、西兩院後即開始點火,頃刻間,烈焰升騰,東院的門窗、地板、汽車房、油庫及7輛汽車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樓內3個卧室、檔案室及2輛汽車也都被燒毀。北京衛戍區的戰士們奮力撲救,同時將代辦處的十餘名官員從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

「代辦處外,中國軍隊站成一排,彷彿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著侮辱性口號的人,以保護裏面的外交人員。示威者在樹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還舉著強烈排外的標語。天色漸晚,一個紅衛兵組織架起了探照燈。另一個組織領著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約晚上10點半左右,紅衛兵擁進了代辦處——戰士們讓開了道。他們先燒著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車,然後沖入大樓,砸壞窗戶,搗毀室內設備,並用自帶的汽油在代辦處內放火。」“英國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員一起躲進了保險庫,這是入口處左邊大樓里用來存放檔案和密碼的一間地下室。但他們又被紅衛兵從迎風口灌進的煙熏了出來。”

後來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說:

「我打開門先走出來,其他人隨我之後,院子裏大約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頓毒打,任何可以觸及我的人都用他們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婦女們發瘋似的撲過來,想用棍棒將我打倒。他們抓住我的頭髮拖我,揪住我的領帶勒我。」“我的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萊爾·霍林沃思還寫道:

“代辦處的幾位女士想到對面阿爾巴尼亞大使館避難,但遭到拒絕,被關在鐵門外。

阿爾巴尼亞人還用嘲笑的目光看著她們受凌辱。然而,有兩位姑娘在芬蘭大使館受到保護。全體代辦處工作人員不僅遭唾挨踢,還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髮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訴我,暴徒中竟然還有英國人。其中一個領頭的還穿著精製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亂踏。”

美國友好人士韓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於1971年夏天訪問了清華大學,他親自訪問了清華大學的許多幹部、教師、學生,根據大量的訪問記錄,寫成了一部紀實性的著作:《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6]。其中有親身參與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憶。

話,要他們動員起來,到英國代辦處前去示威。廣播喇叭一喊,全體「414」的擁護者集合開會,一個「反帝反修聯絡站」的幹部對他們說:“今天我們要去向英國人顯示我們的力量,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我們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英國人非法竊取了許多情報。如果他們不按時答覆,我們就要全力予以報復。帶上改椎、鉗子,我們到那兒要打開他們的檔案櫃。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們可能會向我們射擊,不要給他們明顯的目標。所有能說英語的人到前邊來。帶上電筒。”

發言者隨後打開一張地圖,指出代辦處的位置,以及電源閘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們都很興奮,」高衡慶(音)說:“我們出動了一個龐大的隊伍進城,後來還覺得不夠,又派出了一些人。我們的隊伍幫助包圍了英國代辦處。開始是守紀律的,我們整齊地一排排坐下,遵照總理規定的五條,他說,我們可以寫抗議書、集會等,但絕對不許衝擊代辦處。

“我們的抗議大會於晚上9點開始,通過高音喇叭,我們憤怒地譴責英國人在香港的暴行。‘你們將何去何從?’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問。10點鐘,通牒限期到了,該怎麼辦呢?我們只知道要向他們顯示力量!那時,解放軍圍繞著代辦處。總理曾經說過我們不能衝擊,我去問該怎麼辦,我得到的答覆是:雖然總理是那麼說了,但是群眾要採取革命行動,誰能阻擋得了?

“實際上,那些妄圖打倒總理的人,早就策划了這次衝擊,‘反帝反修聯絡站’的活躍分子拿著喇叭跑上來,有些人跳起來向代辦處大樓的牆上扔墨水瓶,這是佯攻。當前面飛舞墨水瓶時,其他的人從後面設法進入了代辦處大樓,他們開始把椅子、沙發從窗戶里向外扔,我們身後的喇叭鼓動我們行動起來。我們沖向解放軍的防線,喊著:‘閃開,讓我們進去!’解放軍的防線由八層士兵組成,有幾個小夥子想從他們頭上爬過去,但他們摔下來了。士兵的防線終於被沖開了一個缺口,我們衝過去爬柵欄,士兵們把一些人拉下來,但其他人卻過去了。

“11點,我們看見起火了,最初是從代辦處的車庫裏的一筒汽油開始燃燒的,後來大門開了,人們衝進來,汽車也開始燃燒,三輛汽車著了火。消防車來了,但人們不讓他們進來,他們只得回去了。火勢越來越大,消防車又回來了,許多消防員衝過擁擠的人群,接近了大樓。就在火起之時,周總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們全部停止進攻。但這個指示沒有廣播,我們一直到後來才知道,但我們一知道,馬上就撤離了那個地方。但已經太晚了,我們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被打傷的中方外交人員


 

“解放軍的防線讓開路,讓英國人跑進地下室並把他們自己鎖在那裏,但人們破門而入將他們揪了出來。警察過來干予,他們把英國人帶到街對面的阿爾巴尼亞大使館,但在穿過街道時,我們的一些人還過去撕他們的衣服。

“實際上,我們多數人都認為這種舉動不大好,為什麼在我們國家要採取這種暴力?接到總理的指示後,我們都撤離了,都感到是做錯了什麼事。大樓是怎麼燒起來的?我們414由始至終參加了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

從那以後,許多人反對我們,批判我們,給我們施加了許多壓力,我們檢討了很多次,而團派沒有捲入這一事件,他們便利用我們的這一錯誤拚命整我們。”

三、善後

報給國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數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授權國務院來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權力,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7]周恩來在講話中斷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奪權方案並命令北外「紅旗造反團」撤離外交部。周恩來表示,對這件事,還要做進一步調查處理,同時向毛澤東報告。

:「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昨晚涌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周恩來憑著豐富的政治經驗,早已覺察到在造反派的背後有壞人在操縱群眾運動,在他們最猖狂的時候,也就是他們暴露得最充分的時候。在外交工作中製造嚴重混亂,是毛澤東決不允許的。周恩來抓住時機,果斷地進行反擊。

8月25日凌晨,周恩來單獨約見才從上海毛澤東處回京的楊成武,向他談了對近來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別提到王力的「八七」講話,指出,這個講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並連鎖反應到外貿部和國務院其他部,還有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借口揪劉少奇把中南海圍得水泄不通,宣傳上又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指《紅旗》雜誌在8月1日發表由關鋒主持起草的社論,提出“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斗臭”,並說“這是鬥爭的大方向”。接著,各地出現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武器彈藥、派性武鬥激化等嚴重狀況。)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說完,將一份王力「八七」講話交給楊成武,要他轉送給毛澤東看。26日,毛澤東即對楊成武發出指示:“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可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第二年1月,對戚本禹也作了同樣處理。

8月31日,周恩來同外交部的一些負責人談話,他對姚登山說:“你在外面的幾個報告煽動性很大,在外貿部的講話修改了中央的精神。

你是個剛回國的代辦,客觀上在對抗中央的精神。”姚登山辯解說:「我是根據王力講話精神講的。」他哪裏知道,王力、關鋒這時已經被隔離審查了。

幾天後,在倫敦的中國駐英國代辦處遭到英國人的報復,在衝突中,一些中國外交官被打得頭破血流。

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極大地損壞了我國的國際聲譽,在對外關係上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惡劣影響,迫使我國政府付出重大代價以善其後。

1971年2月,中國外交部出資為英國代辦處修復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代辦處為修復遷居舉辦了招待會。中方出席人員沒有在這一場合說明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情況並慶賀英國代辦處修復。周恩來針對此事批評外交部領導說:火燒英國代辦處大樓是當時一小撮壞人乾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對這件事應公開向英方作出解釋,當著其他外國大使的面也可以講嘛!外交部給英國代辦處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復遷居時你們卻不報告我。

3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時,向他解釋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問題。周恩來說:那天晚上,以我為首的幾個人聯名廣播勸包圍英代辦處的人不要衝、燒,但是那些壞人不聽。你們的代辦後來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我們祝賀你們搬回新居,修復費用應由中國方面負擔。[9]

「火燒英國代辦處」後,部分英國民眾到中國駐倫敦代辦處外抗議。中方人員與民眾起衝突,認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揮舞大棒等物與英警互毆,各有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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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2] 指北京的造反派於1967年6月18日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 7月3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8月22日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3] 參見連生等編著《中國百年外交風雲錄》下,瀋陽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1382頁。

[4] 這次和緬甸警察之間發生的流血衝突是由中國外交官挑起的。見《從「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鑄口述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頁。

[5] 「48小時通牒」照會事先經周恩來簽發。當時在外交部掌權的造反派,故意在深夜周恩來極度疲憊、已上床就寢之際,以特急件讓他簽批。事後,周恩來常自負疚,引為教訓,並無一字推諉。

[6]〔美〕威廉·韓丁:《百日戰爭》(英文版《Hum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by William Hinton New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2)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頁。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66-968頁。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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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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