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香港政局爆紅的內地網紅兔主席發文，指香港面對的這場運動主題早已從針對修例轉化為反警，可以預期，反對派通過暴力排擠藍營的方式，將香港逐步黃化，最終實現在現有體制下的奪權。藍營/建制派發現再也無法在立法會通過自己的政策，或者提名委員會推舉出泛黃的特首，為北京製造「憲政危機」。
佢又認為，發展到攻擊中資商鋪，甚至彌漫到高等院校，毆打、威脅、逼害內地學生，明眼人都知道，指向新的目標背後有更大的政治意圖，就是「排華」。佢形容在香港的港漂和藍營新港人，有如在納粹德國的猶太人，特區政府不會保護他們，因此中央必須積極保護、出手援助本地藍營與港漂。如果失去他們，可能會讓中央在香港喪失政治上最可靠、可能也是最後的基本盤。
全文如下：
“從暴力中來，到暴力中去”——反對派的奪權陽謀
兔主席 20191109
“從暴力中來”——就是香港反對派通過暴力製造事件，實現本次香港運動的升級及持續，並最終使得社會陷入僵局的現象。
“到暴力中去”——就是香港反對派經過反復不斷的嘗試，最終認定暴力就是實現政治目標的最有效手段。通過在關鍵時刻訴諸暴力，劫持香港政府及公共管理機構，劫持社會，在社會上樹立新的政治正確及行為標準、要脅中央妥協、在香港內部實現“排華”、“排藍”，實現在不改變現有制度的情況下政治奪權。
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一、從暴力中來
首先，沒有暴力，2019年的香港運動就不會發展到今天。暴力是運動的不可切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沒有示威者一開始使用暴力，香港員警（HKP）就不會使用武力反制；如果HKP不使用武力，當初就沒有指控HKP的依據；如果不能指控HKP，自然也提不出相應的幾大訴求。往後數月的膠著，兩方即北京、藍營和HKP譴責激進示威者的暴力，黃營/反對派/激進示威者反過來譴責HKP暴力，來來去去，沒完沒了。現在所能看到的各種聚焦事件都圍繞對HKP的指控，包括721、831、新屋嶺等一系列事件，還有這兩天新近發生的科大學生周梓樂墜樓死亡事件。運動的主題早已從針對修例轉化為反警。
表面上看，黃營反警的邏輯是：
1）不認同HKP在重大政治運動上能夠脫離政治中立、站出來擔當國家機器職能的能力（本博類比說，只允許HKP停留在類似“社區保安”這樣更低級的職能和定位）；
2）心理上不接受HKP採用同級或升級暴力來針對年輕的激進示威者（“未來的主人翁”“我們的下一代”），認為不能看果，要看因，年輕人一方面有理想，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因此系統性地倒向年輕人一邊。
但問題來了，反對派譴責HKP暴力，但對數月來年輕人/反對派自己一方施行的令人髮指、無邊界、無差別、無道德底限、犯罪性的仇恨暴力如何看待？他們選擇集體緘默。
這次運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香港的反對派和黃營（包括一般對運動抱有同情的市民及和理非，到政客、媒體和意見領袖，到年輕人及激進示威者本身），從原則和理論上實際上並不理解“和理非”和“暴力”之間的關係。“和理非”（國際上稱“non-violence”）並不是描述行為主體在某一次具體活動裡的採用的具體抗爭手段（means/tactics），而應當是一項道義的（ethical）、哲學性的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如果容忍暴力，拒絕譴責暴力，那就是默許和承認（endorse）暴力，如果這樣就沒有資格管自己叫“和理非”——你是沒有親自下場施行暴力而已。
這次香港運動中，“和理非”或“暴力”不是道德原則，而是“策略”和“手段”（tactics，strategy），用“和理非”去籠絡市民，幫助市民形成道德上的自我滿足、陶醉、麻痹，對外進行積極國際宣傳造勢，以和平粉飾暴力，最後通過道德許可（moral licensing）的心理機制為自己更大的暴力埋下伏筆。
另一方面，暴力是一個激化矛盾的重要手段：用長期持續的硬、軟暴力把HKP逼到牆角，令其心理崩潰，逼迫HKP武力升級，並無止境的放大HKP的任何差錯，以期製造出更多的矛盾、爭端，將事件持續激進化、擴大化。
最後一個重要轉捩點是，最近幾個月，反對派的暴力從在街頭爭議中傷害藍營的個人（“私了”），發展到攻擊中資商鋪（本博稱為“香港的‘水晶之夜’”），甚至彌漫到高等院校，毆打、威脅、迫害內地學生，暴力已經完全超出HKP範疇，指向了新的目標（同時，他們也指控，所有這些新目標都是HKP的支持者）。明眼人都知道，指向新的目標背後有更大的政治意圖，就是“排華”，試圖通過恐嚇、恐怖、犯罪等手段令中國內地人禁言，或撤離香港。
這種暴力升級，可以讓我們對這個運動看得更加清楚：運動就圍繞對暴力的定義、詮釋展開的。什麼是暴力？誰可以使用暴力？如何懲治暴力？對暴力話語權的爭奪，就是運動的核心。
激進反對派的本質目的，是想在政治上、道義上、法律上搶奪國家/政府對暴力/武力的壟斷，將暴力作為己方抗爭的“合法”、“合理”手段，奪取對暴力的話語權，並最終通過暴力達到癱瘓政府、推動“脫中”的政治目的。
這就將我們引向下一個主題，“到暴力中去”。
二、到暴力中去
暴力，就是香港反對派劫持社會，綁架社會，實行政治奪權並推進既定政治目標的手段。
1、 暴力突然成為“合理”的政治抗議手段。
運動發展五個月，除了HKP的前線應對外，GOSAR一直在市民溝通上非常不力，給人形成冷漠、機械、刻板、官僚的印象，進一步激起了反對情緒。這都為暴力提供了“合理依據”——既然你冷漠應對，那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實現目的，我就能訴諸暴力。另一方面，當反對派訴諸暴力時，GOSAR又因為種種原因（行政機構的權力限制、政治中立及反政治、deep state、“3.5%”等），不能有效執法，持續採取克制、隱忍、優容的態度，甚至不時還就會採取一些所謂“綏靖”姿態進行安撫——包括正式撤回修例，以及時不時做一些讓步性的表態和妥協，不斷暴露軟弱性，長暴徒威風，滅執法者士氣。
GOSAR的所有讓步和妥協，最後都可以被反對派歸功於暴力——“如果當初沒有勇武，那麼修例一定會通過”。“如果沒有暴力，政府怎麼可能答應我們的訴求”。通過這種形式，勇武示威者/暴力施行者鎖定了自己及暴力手段在運動中的角色、合法性及核心地位。而香港的政治都是圍繞反對GOSAR（認為施政不力，也不能代表香港普通人利益）、“港中矛盾”（包括不接受北京的主權與治權，抗拒內地對香港的滲透、影響、族群矛盾等）展開。通過2019年的運動，暴力突然成為黃營逼迫GOSAR讓步，獲取政治突破的有效手段。
2、 通過暴力，樹立“兩個凡是”這一新的政治正確，在關鍵領域對GOSAR奪權
由於GOSAR一直以來對暴力的忍讓、妥協，無力或不能強勢執法，使得反對派不但取得了政治成績，還通過暴力極大動搖了GOSAR及HKP的政治威信及法律權威，並樹立了新的政治正確標準：新的正確標準就是在任何“涉關政治”的領域，反對派都能達到淩駕法律的狀態。“涉關政治”的範圍極廣，一切涉及中、港、警、對本次運動態度、香港未來的政治安排等都可被納入政治範疇。一旦納入政治，法律就要讓位。本博早前將這個特徵總結為“兩個凡是”：
“凡是行為涉及反政府、反中、脫中的行為，就需要謹慎考慮是否訴諸常規法律解決，建議予以優待或豁免處理；凡是涉及擁中、擁政府、擁警的行為，就必須嚴格按照常規法律解決”。
之所以稱之為“奪權”，就是一旦GOSAR作出了不符合反對派立場和傾向的決定，後者就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包括訴諸極端暴力），要脅政府，逼迫政府退讓，做出反對派滿意的決定。GOSAR既然被剝奪自主選擇權，當然也就被奪權了。
這個事件後，可想而知推動23條立法、國民教育的難度。
3、 “兩個凡是”不但可以劫持GOSAR，而且會向全社會蔓延。
目前香港的高校已經進入這個狀態。在反對派的政治狂潮下，校長/教師/學校管理機構迅速“變位”，黃營不用說——他們要麼是反對派運動的組織者及參與者，要麼是香港更廣泛的deep state的組成部分。那些有限的中立派，藍營是泥菩薩過河，為求自保，迅速轉化為通過“兩個凡是”自保。這樣，反對派可以毆打內地學生、打砸學校內的藍營食肆、逼迫校長；校方可以拒絕員警進入校園，校長出面質疑和指控員警，學校保安沒收內地學生在畢業典禮上攜帶的國旗。這些都是在暴力脅迫下的結果：樹立“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將橫掃香港整個社會。任何問題一旦被指涉及政治，馬上落入“兩個凡是”，法律、道義、社會行為規範瞬間讓位。社會全體被暴力政治劫持，無力反制。
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社會對北京主權、治權的挑戰、對GOSAR和藍營的抗議，社會反中、厭中、恐中情緒及族群矛盾的表達將更加表面和尖銳。歧視、仇恨、破壞行為都可以在“兩個凡是”下暢通無阻，不受法律和道義約束。
（在香港的港漂和藍營新港人，這時有如1930年代在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奉行“兩個凡是”的政府和社會不會保護你們，只能祈求他們不加入迫害）。
4、 通過暴力達到最終的政治目的
這裡有幾方面的機制。
一是劫持GOSAR，癱瘓GOSAR，讓GOSAR無力反制，在本地政治政策層面奪權；
二是通過劫持GOSAR，在“港中”問題上逼迫北京讓步。過去十多年以來，北京都希望給予香港社會最大的政治信任，希望善意能夠換回政治忠誠，每逢重大衝突，必做讓步，給GOSAR及香港社會形成強烈預期。一旦問題不能解決，GOSAR即對北京攤手，尋求更多的政策支援。這種模式已成定勢，只不過在反對派用暴力逼壓的情況下，未來會更加明顯。北京可能將面臨一個困在“兩個凡是”，無法解決和反制反對派暴力的GOSAR。反對派寄希望於此，一層一層逼壓，逼迫北京妥協，改變中央及香港政府的政治、制度及資源安排。
三是即便不對現有政治制度作出任何改革，反對派也可以通過暴力排擠藍營的方式，從區議會選舉、立法會地方選舉、功能界別選舉、特首提名委員會等，逐個擊破，將香港逐步黃化，最終實現在現有體制下的奪權。藍營/建制派發現再也無法在立法會通過自己的政策，或者提名委員會推舉出泛黃的特首，為北京製造“憲政危機”，均可以預期。
5、 暴力的平庸化及對社會的代際滲透
更令人擔憂的是，香港社會經歷幾個月，就從“文明社會”的神壇跌落。同時，社會在不知不覺經歷一個對暴力脫敏、默許暴力的潛移默化進程。在幾個月前，父母可能還會對孩子積極遮罩暴力鏡頭，不時解釋一下暴力；但當暴力普遍存在，逐步升級，且社會道德和行為標準（norms）一個一個被打破，被美化、浪漫化為有效、勇敢的抗爭手段，甚至開始具備一定的道義合理性時，人們就會對暴力逐漸脫敏。暴力已經變成平庸（banality），被認可為是解決政治爭議的重要手段。少年兒童對暴力的接觸（exposure）也會越來越多，父母的解釋會越來越少，反省及抵抗暴力的道德話語越來越邊緣。新的社會標準將被樹立；暴力不再是禁忌，而是正常化、常態化的，成為香港日常政治生活中的組成部分。少年兒童步入校園後，還會在前輩的宣傳下崇拜黑衣人，前仆後繼的追隨暴力。
這個缺乏理論和心靈自省能力及自我糾正能力的社會，在暴力面前似乎無力掙脫。未來幾代人價值觀和行為如何發展，不可想像。
這就是“從暴力中來，到暴力中去”。
香港的現狀已經不能再按照固有的模式維持下去。情況將變得越發不可收拾，整治的代價越往後越大。回到一國兩制，回到基本法才是根本，並且不是落於理論，消極應對，要施行積極政策。同時，必須積極保護、出手援助我們在香港最堅定的支持力量——本地藍營與港漂。如果失去他們，可能會讓我們在香港喪失政治上最可靠，可能也是最後的基本盤。
（全文結束）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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