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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精英:藍絲和港漂如在納粹德國的猶太人 中央須出手保護

評論香港政局爆紅的內地網紅兔主席發文,指香港面對的這場運動主題早已從針對修例轉化為反警,可以預期,反對派通過暴力排擠藍營的方式,將香港逐步黃化,最終實現在現有體制下的奪權。藍營/建制派發現再也無法在立法會通過自己的政策,或者提名委員會推舉出泛黃的特首,為北京製造「憲政危機」。

佢又認為,發展到攻擊中資商鋪,甚至彌漫到高等院校,毆打、威脅、逼害內地學生,明眼人都知道,指向新的目標背後有更大的政治意圖,就是「排華」。佢形容在香港的港漂和藍營新港人,有如在納粹德國的猶太人,特區政府不會保護他們,因此中央必須積極保護、出手援助本地藍營與港漂。如果失去他們,可能會讓中央在香港喪失政治上最可靠、可能也是最後的基本盤。

全文如下:

“從暴力中來,到暴力中去”——反對派的奪權陽謀

兔主席 20191109

 

“從暴力中來”——就是香港反對派通過暴力製造事件,實現本次香港運動的升級及持續,並最終使得社會陷入僵局的現象。

 “到暴力中去”——就是香港反對派經過反復不斷的嘗試,最終認定暴力就是實現政治目標的最有效手段。通過在關鍵時刻訴諸暴力,劫持香港政府及公共管理機構,劫持社會,在社會上樹立新的政治正確及行為標準、要脅中央妥協、在香港內部實現“排華”、“排藍”,實現在不改變現有制度的情況下政治奪權。

 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一、從暴力中來

首先,沒有暴力,2019年的香港運動就不會發展到今天。暴力是運動的不可切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沒有示威者一開始使用暴力,香港員警(HKP)就不會使用武力反制;如果HKP不使用武力,當初就沒有指控HKP的依據;如果不能指控HKP,自然也提不出相應的幾大訴求。往後數月的膠著,兩方即北京、藍營和HKP譴責激進示威者的暴力,黃營/反對派/激進示威者反過來譴責HKP暴力,來來去去,沒完沒了。現在所能看到的各種聚焦事件都圍繞對HKP的指控,包括721、831、新屋嶺等一系列事件,還有這兩天新近發生的科大學生周梓樂墜樓死亡事件。運動的主題早已從針對修例轉化為反警。

表面上看,黃營反警的邏輯是:

1)不認同HKP在重大政治運動上能夠脫離政治中立、站出來擔當國家機器職能的能力(本博類比說,只允許HKP停留在類似“社區保安”這樣更低級的職能和定位);

2)心理上不接受HKP採用同級或升級暴力來針對年輕的激進示威者(“未來的主人翁”“我們的下一代”),認為不能看果,要看因,年輕人一方面有理想,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因此系統性地倒向年輕人一邊。

但問題來了,反對派譴責HKP暴力,但對數月來年輕人/反對派自己一方施行的令人髮指、無邊界、無差別、無道德底限、犯罪性的仇恨暴力如何看待?他們選擇集體緘默。

這次運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香港的反對派和黃營(包括一般對運動抱有同情的市民及和理非,到政客、媒體和意見領袖,到年輕人及激進示威者本身),從原則和理論上實際上並不理解“和理非”和“暴力”之間的關係。“和理非”(國際上稱“non-violence”)並不是描述行為主體在某一次具體活動裡的採用的具體抗爭手段(means/tactics),而應當是一項道義的(ethical)、哲學性的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如果容忍暴力,拒絕譴責暴力,那就是默許和承認(endorse)暴力,如果這樣就沒有資格管自己叫“和理非”——你是沒有親自下場施行暴力而已。

這次香港運動中,“和理非”或“暴力”不是道德原則,而是“策略”和“手段”(tactics,strategy),用“和理非”去籠絡市民,幫助市民形成道德上的自我滿足、陶醉、麻痹,對外進行積極國際宣傳造勢,以和平粉飾暴力,最後通過道德許可(moral licensing)的心理機制為自己更大的暴力埋下伏筆。
另一方面,暴力是一個激化矛盾的重要手段:用長期持續的硬、軟暴力把HKP逼到牆角,令其心理崩潰,逼迫HKP武力升級,並無止境的放大HKP的任何差錯,以期製造出更多的矛盾、爭端,將事件持續激進化、擴大化。
最後一個重要轉捩點是,最近幾個月,反對派的暴力從在街頭爭議中傷害藍營的個人(“私了”),發展到攻擊中資商鋪(本博稱為“香港的‘水晶之夜’”),甚至彌漫到高等院校,毆打、威脅、迫害內地學生,暴力已經完全超出HKP範疇,指向了新的目標(同時,他們也指控,所有這些新目標都是HKP的支持者)。明眼人都知道,指向新的目標背後有更大的政治意圖,就是“排華”,試圖通過恐嚇、恐怖、犯罪等手段令中國內地人禁言,或撤離香港。
這種暴力升級,可以讓我們對這個運動看得更加清楚:運動就圍繞對暴力的定義、詮釋展開的。什麼是暴力?誰可以使用暴力?如何懲治暴力?對暴力話語權的爭奪,就是運動的核心。
激進反對派的本質目的,是想在政治上、道義上、法律上搶奪國家/政府對暴力/武力的壟斷,將暴力作為己方抗爭的“合法”、“合理”手段,奪取對暴力的話語權,並最終通過暴力達到癱瘓政府、推動“脫中”的政治目的。
這就將我們引向下一個主題,“到暴力中去”。

 

二、到暴力中去

暴力,就是香港反對派劫持社會,綁架社會,實行政治奪權並推進既定政治目標的手段。

1、  暴力突然成為“合理”的政治抗議手段。

運動發展五個月,除了HKP的前線應對外,GOSAR一直在市民溝通上非常不力,給人形成冷漠、機械、刻板、官僚的印象,進一步激起了反對情緒。這都為暴力提供了“合理依據”——既然你冷漠應對,那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實現目的,我就能訴諸暴力。另一方面,當反對派訴諸暴力時,GOSAR又因為種種原因(行政機構的權力限制、政治中立及反政治、deep state、“3.5%”等),不能有效執法,持續採取克制、隱忍、優容的態度,甚至不時還就會採取一些所謂“綏靖”姿態進行安撫——包括正式撤回修例,以及時不時做一些讓步性的表態和妥協,不斷暴露軟弱性,長暴徒威風,滅執法者士氣。

GOSAR的所有讓步和妥協,最後都可以被反對派歸功於暴力——“如果當初沒有勇武,那麼修例一定會通過”。“如果沒有暴力,政府怎麼可能答應我們的訴求”。通過這種形式,勇武示威者/暴力施行者鎖定了自己及暴力手段在運動中的角色、合法性及核心地位。而香港的政治都是圍繞反對GOSAR(認為施政不力,也不能代表香港普通人利益)、“港中矛盾”(包括不接受北京的主權與治權,抗拒內地對香港的滲透、影響、族群矛盾等)展開。通過2019年的運動,暴力突然成為黃營逼迫GOSAR讓步,獲取政治突破的有效手段。

2、  通過暴力,樹立“兩個凡是”這一新的政治正確,在關鍵領域對GOSAR奪權

由於GOSAR一直以來對暴力的忍讓、妥協,無力或不能強勢執法,使得反對派不但取得了政治成績,還通過暴力極大動搖了GOSAR及HKP的政治威信及法律權威,並樹立了新的政治正確標準:新的正確標準就是在任何“涉關政治”的領域,反對派都能達到淩駕法律的狀態。“涉關政治”的範圍極廣,一切涉及中、港、警、對本次運動態度、香港未來的政治安排等都可被納入政治範疇。一旦納入政治,法律就要讓位。本博早前將這個特徵總結為“兩個凡是”:

“凡是行為涉及反政府、反中、脫中的行為,就需要謹慎考慮是否訴諸常規法律解決,建議予以優待或豁免處理;凡是涉及擁中、擁政府、擁警的行為,就必須嚴格按照常規法律解決”。

之所以稱之為“奪權”,就是一旦GOSAR作出了不符合反對派立場和傾向的決定,後者就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包括訴諸極端暴力),要脅政府,逼迫政府退讓,做出反對派滿意的決定。GOSAR既然被剝奪自主選擇權,當然也就被奪權了。

這個事件後,可想而知推動23條立法、國民教育的難度。

3、  “兩個凡是”不但可以劫持GOSAR,而且會向全社會蔓延。

目前香港的高校已經進入這個狀態。在反對派的政治狂潮下,校長/教師/學校管理機構迅速“變位”,黃營不用說——他們要麼是反對派運動的組織者及參與者,要麼是香港更廣泛的deep state的組成部分。那些有限的中立派,藍營是泥菩薩過河,為求自保,迅速轉化為通過“兩個凡是”自保。這樣,反對派可以毆打內地學生、打砸學校內的藍營食肆、逼迫校長;校方可以拒絕員警進入校園,校長出面質疑和指控員警,學校保安沒收內地學生在畢業典禮上攜帶的國旗。這些都是在暴力脅迫下的結果:樹立“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將橫掃香港整個社會。任何問題一旦被指涉及政治,馬上落入“兩個凡是”,法律、道義、社會行為規範瞬間讓位。社會全體被暴力政治劫持,無力反制。

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社會對北京主權、治權的挑戰、對GOSAR和藍營的抗議,社會反中、厭中、恐中情緒及族群矛盾的表達將更加表面和尖銳。歧視、仇恨、破壞行為都可以在“兩個凡是”下暢通無阻,不受法律和道義約束。

(在香港的港漂和藍營新港人,這時有如1930年代在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奉行“兩個凡是”的政府和社會不會保護你們,只能祈求他們不加入迫害)。

4、  通過暴力達到最終的政治目的

這裡有幾方面的機制。

一是劫持GOSAR,癱瘓GOSAR,讓GOSAR無力反制,在本地政治政策層面奪權;

二是通過劫持GOSAR,在“港中”問題上逼迫北京讓步。過去十多年以來,北京都希望給予香港社會最大的政治信任,希望善意能夠換回政治忠誠,每逢重大衝突,必做讓步,給GOSAR及香港社會形成強烈預期。一旦問題不能解決,GOSAR即對北京攤手,尋求更多的政策支援。這種模式已成定勢,只不過在反對派用暴力逼壓的情況下,未來會更加明顯。北京可能將面臨一個困在“兩個凡是”,無法解決和反制反對派暴力的GOSAR。反對派寄希望於此,一層一層逼壓,逼迫北京妥協,改變中央及香港政府的政治、制度及資源安排。

三是即便不對現有政治制度作出任何改革,反對派也可以通過暴力排擠藍營的方式,從區議會選舉、立法會地方選舉、功能界別選舉、特首提名委員會等,逐個擊破,將香港逐步黃化,最終實現在現有體制下的奪權。藍營/建制派發現再也無法在立法會通過自己的政策,或者提名委員會推舉出泛黃的特首,為北京製造“憲政危機”,均可以預期。

5、  暴力的平庸化及對社會的代際滲透

更令人擔憂的是,香港社會經歷幾個月,就從“文明社會”的神壇跌落。同時,社會在不知不覺經歷一個對暴力脫敏、默許暴力的潛移默化進程。在幾個月前,父母可能還會對孩子積極遮罩暴力鏡頭,不時解釋一下暴力;但當暴力普遍存在,逐步升級,且社會道德和行為標準(norms)一個一個被打破,被美化、浪漫化為有效、勇敢的抗爭手段,甚至開始具備一定的道義合理性時,人們就會對暴力逐漸脫敏。暴力已經變成平庸(banality),被認可為是解決政治爭議的重要手段。少年兒童對暴力的接觸(exposure)也會越來越多,父母的解釋會越來越少,反省及抵抗暴力的道德話語越來越邊緣。新的社會標準將被樹立;暴力不再是禁忌,而是正常化、常態化的,成為香港日常政治生活中的組成部分。少年兒童步入校園後,還會在前輩的宣傳下崇拜黑衣人,前仆後繼的追隨暴力。

這個缺乏理論和心靈自省能力及自我糾正能力的社會,在暴力面前似乎無力掙脫。未來幾代人價值觀和行為如何發展,不可想像。

這就是“從暴力中來,到暴力中去”。

香港的現狀已經不能再按照固有的模式維持下去。情況將變得越發不可收拾,整治的代價越往後越大。回到一國兩制,回到基本法才是根本,並且不是落於理論,消極應對,要施行積極政策。同時,必須積極保護、出手援助我們在香港最堅定的支持力量——本地藍營與港漂。如果失去他們,可能會讓我們在香港喪失政治上最可靠,可能也是最後的基本盤。

(全文結束)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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