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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共和國11大元帥最後變成10大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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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共和國11大元帥最後變成10大元帥?

2019年11月12日 17:35 最後更新:11:10

11元帥?10元帥?9元帥?幾乎到最後一刻才敲定

從中央軍委座談會到正式授銜不到一年的時間,元帥人數不是增,而是減的問題。按照中央軍委座談會的意見,元帥本應是11人,到正式授銜前半個月,11個元帥變成了10個元帥,鄧小平與元帥軍銜擦肩而過。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堅持,則共和國元帥就不是10個元帥,而是9個元帥了。

由於各方面的努力,授銜準備工作進展得比較順利,能夠按計劃在1955年10月1日國慶節前舉行授銜、授勛典禮。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准軍委提出的授銜名單。因此,彭德懷要羅榮桓、宋任窮、賴傳珠、徐立清代為起草國務院總理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呈請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函稿。9月3日,羅榮桓等將起草的函稿呈周恩來並劉少奇審查修改,並提出由國務院秘書處轉送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討論通過。羅榮桓等在該函稿中明確提到:「中央已決定現任軍委委員之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11位同志均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這一文件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直到9月3日還是準備授予11位元帥,鄧小平還在元帥名單之中。但此後不久,元帥名單又有了新變化。

在決定實行軍銜制時,中共中央決定,已到地方工作的部隊幹部原則上不參加授予現役軍銜,考慮到歷史情況和現實需要有的人可以授予預備役軍銜。陳毅和鄧小平,除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與軍事工作直接有關外,主要還是從事政府和黨務工作。陳毅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在軍隊中都沒有其他職務。按照這一原則,既可以給他們授軍銜也可以不授。

話給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談了自己的意見,主張授予陳毅元帥軍銜。周恩來說:「軍銜授予,對陳毅同志現在和將來的工作均無不便之處,平時可以不穿軍服(必要時穿)。蘇聯的布爾加寧同志原也有元帥軍銜,現在他做部長會議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帥頭銜了。可以說是一個例子。」

話。也就是說到9月中旬10個元帥才最後確定下來。

9月16日,國務院第十八次全體會議討論並通過授予解放軍有功人員勳章的第一批名單等問題時,主持會議的陳雲解釋說:有些同志曾長期在解放軍中服務,現在轉業了,沒有授予軍銜。授元帥的同志定為10位,也不是可以授予的都授。如鄧小平同志,在革命戰爭中對建軍和指揮作戰都是有功的,也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考慮可以授予,但他現在的工作主要是做中央秘書長,搞個元帥不好,他自己也認為還是不授予好。毛澤東無論從哪方面講,都可授予大元帥銜,但經中央和毛澤東本人考慮,還是不授予好,將來需要,什麼時候授都可以。同一天,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授予朱德等10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9月23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審議了周恩來的建議,決定授予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同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發佈授銜命令。9月27日,在中南海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及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勳章典禮,朱德等10人被授予元帥軍銜,劉伯承、林彪因有病未出席授銜、授勛典禮。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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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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