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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4個女人的悲歡離合:情種播撒妻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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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4個女人的悲歡離合:情種播撒妻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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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4個女人的悲歡離合:情種播撒妻妹身上

2019年11月13日 17:36 最後更新:11:31

陳獨秀 

陳獨秀的一生有著太多的傳奇。無論是政治生涯的坎坷曲折,還是情感世界的纏綿裂變,都讓人捉摸不透。他的政治生涯,自有歷史作出是非評判;他的情感世界,也有梳理的必要。陳獨秀的婚姻歷經四次情變。他的私生活肯定是不嚴肅的。但從他與四個女人的悲歡離合中,多少也可窺見其複雜人生的一面。

包辦婚姻嘗苦果

陳獨秀的第一次婚姻是與即將壽終正寢的科舉連在一起的,為了「敷衍母親」,本心厭惡科舉仕途的陳獨秀勉強參加了院試。不料。無心插柳柳成蔭,他居然以一篇“不通的文字,蒙住了不通的大師”,榜列秀才第一名。從此,許多人紛紛登門提親說媒,以圖閨閣秀女有個好的歸宿。

在與陳家聯姻的角逐中,安慶營統領高登科終於成為贏家。憑藉統領的顯要地位,加上身為知縣的陳獨秀養父也有趨炎附勢之心,兩位家長做主訂下兒女終身。高統領的長女高曉嵐將成為陳獨秀的新娘。

定親的翌年,19歲的陳獨秀與高曉嵐成婚。為了炫耀門楣,陳高兩家為兒女婚事大操大辦,十分排場。這是他四次婚姻中唯一明媒正娶的妻子,也是他一生中舉行的唯一一次正兒八經的婚禮。婚後不久,雙方的差距就很快出現裂口。高曉嵐與陳獨秀成婚時已21歲,她長得外貌端莊標緻。但她目不識丁,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女子。而陳獨秀少年得志,頗負才名,又不安現狀,容易接受新事物。婚後,陳獨秀曾多次勸高曉嵐讀書識字,了解一些文學知識,但她消極保守,對此不屑一聞。在巨大的隔膜中,分手是難以避免了。

這樁缺乏愛情的婚姻勉強維持到1910年。沒有一紙休妻的傳統形式,也沒訴訟離婚的新派做法,陳獨秀以與另一女子同居、結婚的浪漫方式,給自己的第一次婚姻畫上了句號。至1930年7月,孤苦伶仃的高曉嵐在安慶飽含喪子失夫之痛,鬱悒寡歡,含憤而死。

情種播撒妻妹身

1909年7月,正值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婚姻瀕於死亡之際,一位個性鮮明的時髦女性捲入他們死水般沉寂的生活。這位少女不是別人,正是陳妻的妹妹高君曼。

式的,不到半年,他們的愛情達到了峰點同居、結婚。

陳獨秀與妻妹高君曼的「出格」行為,在古城安慶颳起了狂風巨浪。面對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壓力,陳獨秀與高君曼依然我行我素地發展熱昏了的戀情,最後終於導致男方父子反目,女方父女成仇的結局。陳獨秀與高君曼比翼成雙,遠走高飛,同居杭州。在杭州將近兩年的生活,可以說是陳獨秀一生中最安然自得、賞心悅目的美好時光。

他與君曼,從1909年同居、結婚到1930年分手,整整20年,一起經歷了五四運動、創建中國共產黨、國共合作和「四·一二」大屠殺等重大歷史事件,風來雨去,縱浪人間。高君曼始終對陳獨秀一往情深,恩愛有加。

然而,如此嫻雅嬌好的妻子同樣不能擺脫命運的捉弄。步姐姐之後塵,高君曼也不幸成為愛情的犧牲品。大約在1924年左右,婚姻的悲劇悄悄地拉開了帷幕,兩人的情感裂變發端於陳不檢點的生活方式。陳獨秀向來風流成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有時缺乏檢點。先是1925年開始分居,最終因為陳再度外遇而徹底破裂。1930年冬,君曼索性帶著她的兩個孩子,移居南京城內的幾間破草屋。凄涼不堪之中,孤苦無助,直至1931年香銷玉殞,也沒有去見陳一面。

神秘女子隱身份

陳獨秀的第三次婚姻至今還有不少撲朔迷離之處。由於此次情愛而成為第三位妻子的施芝英無疑是陳獨秀感情世界中最神秘的一個女人。

說她神秘,是因為在60年後,她與陳獨秀的關係才露出真相。她與陳萍水相逢,由秘密同居到結為露水夫妻,他們曾擁有一個暫時的、溫暖的家。從某種意義上說,她是陳獨秀一位沒有公開身份的妻子。

道明事情的原委,需從一次神秘「失蹤」事件說起。1926年1月下旬的一天,身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突然失蹤了,中央機關內一片恐慌,同事們以為他被“秘密地處死了”。大約一個月以後,陳獨秀鬼使神差地出現在中央機關的同事們面前。大家又驚又喜,連忙問他到哪裏去了。陳閃爍其詞,說自己去了醫院,還告訴秘書處的任作民以後可以去他的“家”。當時,他與君曼已分居。顯然,這不是原先的那個家。原來,這一個月陳獨秀始終和一女醫生在一起。1月底,他因得了傷寒病去一家醫院就診。在這裏,他邂逅了一位叫施芝英的女醫生。本有女色嗜好的陳獨秀被施的年輕貌美、文雅嫻靜迷住了。後來,他常常因胃病去醫院,請這位漂亮的女醫生看病。起初,施並不了解陳的來歷,一來二往,名流的威望和儒雅終於擾動了施的芳心。就這樣,她對陳由病人到戀人而後成為情人,由崇拜而生戀愛,由愛戀而後同居,雙雙墮入愛河,開始了一段隱居式的共同生活。他們大約在一起生活到1927年3月才分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有三個在新疆工作的年輕人,寫信給有關方面,說他們的母親叫陳虹,外祖母叫施芝英,外祖父是陳獨秀。後經有關方面組織調查,才知道陳確與施芝英同居過一段時間,但陳、施二人並沒有生育。施芝英是陳四個妻子中,唯一活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人。她於1973年病故。她與陳獨秀生活得如何,緣何分手,施芝英至死緘口不語,迄今仍留謎案。

老夫少妻終了情

陳獨秀與第四個妻子結緣是在其政治落魄的生涯中。1927年7月,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由於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叛而夭折。陳獨秀因其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受到黨內批判,並被撤銷中共總書記的職務。腥風血雨之中,蔣介石又懸賞3萬大洋緝拿他。1930年冬,陳獨秀不得不改名易姓,隱居到滬上岳州路水興里。這是條擁擠狹窄破爛不堪的弄堂,居民都是家境窘迫的下等人。在這裏,陳獨秀遇到了後來成為他第四個妻子的青年女工潘蘭珍。

同住一條衚衕,自然時常碰面。日子久了,免不了搭訕寒暄,漸漸地,由陌生變得熟悉起來。蘭珍沒有文化,經常求教於陳獨秀,總是受到熱心指導。一開始,陳獨秀確曾像父親那樣疼愛和關心蘭珍。聰明的蘭珍很快學會了讀書、畫畫、唱歌。陳的體質較差,又不與外界接觸,孤援寡助,蘭珍經常替他買菜、做飯、洗衣。後來,一老一少就像一家人,吃喝在一起。日漸親密。1930年底,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永興里11號響起了喜慶的鞭炮聲,一對老夫少妻結為百年好合。那年陳獨秀52歲,而潘蘭珍只有22歲。耐人尋味的是,潘蘭珍其時還不知她的夫君就是聲名赫赫的陳獨秀。

蘭珍生性忠厚善良,對陳獨秀情深意切,忠貞不二。艱辛的生活磨鍊出她倔強的性格。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突然被捕,身份暴露。她無怨無悔,並決意與陳獨秀同甘共苦,至死不渝。

陳獨秀被捕後,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模範監獄。蘭珍頗費周折地打聽到他的下落。隨即辭去上海的工作,隻身奔赴南京,探視陳獨秀。蘭珍不顧丈夫的反對,執意留在南京照料他的生活。陳獨秀出獄以後,蘭珍如影隨形,與之難捨難分,後來他們一同漂泊到四川江津縣。晚年的陳獨秀貧病交加,她自始至終陪伴他、照料他,這是陳獨秀「晚年不幸中的唯一的幸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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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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