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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抗戰中與前妻離婚內幕:並非因生活糜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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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抗戰中與前妻離婚內幕:並非因生活糜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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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抗戰中與前妻離婚內幕:並非因生活糜爛

2019年11月15日 17:49 最後更新:11:40

高崗是1938年4月擔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書記的。此時的延安已經成為抗日民主的一面旗幟,眾多的熱血青年從祖國的四面八方,歷盡艱辛,湧入延安。

青年,是熱血沸騰、蓬勃向上的標誌;青年,也意味著陽光燦爛、青春愛情。

當時雖然是殘酷的戰爭年代,但革命聖地延安卻充滿了生機與活力。一方面,這裏彙集了大批中共的精英,他們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鬥士,歷經土地革命戰爭的磨鍊,跨越二萬五千里征程來到了延安,又高舉起民族戰爭的旗幟。這批大浪淘沙的將士是中國抗日戰爭的真正脊樑。另一方面,追求民主、渴望光明、立志報國的大批知識青年也來到了延安。用毛澤東的話說,他們是中國革命的先鋒隊,他們所代表的方向,就是中國革命的方向。雖然他們只是一個方面軍,還不是主力軍,但他們只要與工農這支主力軍匯合到一起,就會成為戰無不勝的偉大力量。

代表著中國光明與前途的兩股力量,在抗日戰爭的特殊年代,於黃土高坡上的延安交融了。

這種交融不但使中國抗戰的力量大為增強,也必然會碰撞出火花,產生出愛情。

高崗,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與結髮之妻楊芝芳離異的。

愛情是可以跨越時空、不分民族、不計年齡而超現實展開的,但婚姻是具體的、講條件的、有緣由的。

1998年11月12日,楊芝芳老人向筆者傾訴了她當時與高崗離婚的情景:

那時高崗已經是陝甘寧邊區的領導,經常出席各種會議。我是家庭婦女,又是小腳,外邊又來了很多年輕的革命的女同志,所以,高崗提出要分開。記得是王子宜(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廳長)跟我談的。他說,高崗活動很多,經常出頭露面,你是小腳,與高崗一起出面不太合適,最好與高崗分開。我就同意了。分開後,我們還是革命同志,經常有聯繫,他作報告我也去聽。我與李力群(高崗的第二位妻子)相處得也很好。

滿頭銀絲的世紀老人在談到她人生中唯一的婚姻時,聲音輕微,心態沉穩,神態安詳,使人置身於歷史的真實,回到了那並不平淡的年代,更感到歲月的滄桑在不停地沖刷著人們心靈的傷痕,時間老人會幫助任何人走出悲傷。

高崗與楊芝芳的離異,並非如某些傳言所講,系高崗生活作風糜爛所致,而是與當時的環境、風氣、地位有關。當時陝甘寧邊區婚姻法已經公佈,婚姻自由的新風在革命隊伍內部迅速傳播。為了革命事業與個人幸福,不少領導幹部都與早年的包辦婚姻脫鉤,與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的年輕知識女性重結良緣。

楊芝芳老人雖然忘記了她與高崗是哪月離婚的,但她記得大致的時間是在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前後。而我們知道,毛澤東與江青是1938年11月結婚的。

高崗與楊芝芳離異後並未馬上結婚,到了1940年,高崗才與時年19歲的李力群締結良緣。

1921年12月出生於江蘇省宿遷縣的李力群與目不識丁的楊芝芳不同,1937年來延安之前,李力群是徐州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的高才生。

抗日戰爭爆發後,學堂的書桌已經載不下抗日的志向,李力群與幾位同學毅然離開家庭,走出校門,輾轉來到了西安,並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來到了延安。

延安是座革命的大熔爐,熱血青年在這裏迅速成長。1938年,李力群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她人生中的一個重要夙願。

然而,這位年輕的共產黨員沒有想到,她人生中的一個重大考驗,在她毫無準備時已經悄然降臨身邊。

1998年11月12日,筆者在北京李力群的家中第一次採訪了這位飽經滄桑的離休老人。未謀面之前,因為在材料中已經知道李力群是1940年與高崗結婚的,所以在筆者腦海中跳躍著的總是一個留著短髮、穿著軍裝、扎著皮腰帶的一臉稚氣的小八路。

然而,真實地坐在筆者面前的卻是一位耄耋婦人。年近八十歲的老人有些耳背,但思維清晰,也很健談。雖然坎坷的歲月使老人有著高度的政治敏銳,但隨著交談的深入,老人也慢慢地向筆者談起了她半個世紀前與高崗結婚時的戲劇性場面:

「我十七歲去延安,後進黨校學習。有一天,高崗去黨校講黨建課。我個子小,聽課時始終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講課時就看上了我。黨校學習結束後,陳雲就把我留在了陝甘寧邊區委員會辦公室秘書處。當時我很不情願,我願意去敵後,我覺得這裏的人太土,但組織上的安排必須服從。不久,高崗就帶我出差去了安塞,這次出差大約有三四天。出差回來後,毛主席請我們吃飯,是高崗帶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請我們吃臘肉,席間毛主席說了許多高崗的好話,讓我向高崗學習,而且說,你將來如果能找到這樣的對象如何如何。我當時心裏就一驚,因為那時候我見到高崗就害怕,他樣子很兇,又是大首長,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覺察。又過了幾天,王明、王若飛、習仲勛等人又請我和高崗吃飯,還請周圍的一些小姑娘吃棗,並說今天就是結婚的日子。一聽這話,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邊。但這時王若飛找到我說,你學過黨建嗎?黨員要聽黨的話,這也是黨的安排。他勸我回去,但我當時還是沒回窯洞吃飯。」

「就這樣。我們沒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沒戀愛,就結婚了。結婚後,高崗半年內不准我下山,怕我見到同學們。後來,我曾經對陳雲等人說,是你們把我強配給他的。不過,結婚後他對我還不錯。」

真讓現代青年男女們無法想像,為追求民主、自由而來到延安的李力群,卻「遭遇」了這樣一場“包辦”婚姻,竟然在“一天也沒戀愛”的暗箱中被“操縱”成婚。

不過,這並非是一場封建的包辦婚姻,只不過帶有濃厚的現代政治色彩。這種政治色彩足足伴隨著李力群度過了坎坷的半個多世紀。

李力群與高崗結婚後,雖然半年內未被准許下山,但「下山」後,先後擔任了陝甘寧邊區黨委秘書處秘書、延安柳林區黨委宣傳科長、區委書記、縣委委員等職務。一直到1945年10月高崗離開延安去東北,李力群始終與高崗戰鬥在延安。

本文摘自:《高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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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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