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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暴,要換人或者換腦袋

博客文章

抗暴,要換人或者換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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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暴,要換人或者換腦袋

2019年11月15日 19:32 最後更新:20:19

今次所謂的「大三罷」引發的中大佔領事件,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市民不明所以,問周二警方為什麼嘗試「攻入」中大校園,釀成特大衝突?

其實整件事很簡單,中大旁有條橫跨吐露港公路的2號天橋,周二黑衣人在2號天橋上向吐露港公路拋下大量雜物,要阻斷交通,警方要進入該天橋清場制止阻路,便與中大學生及黑衣人發生激烈衝突。當晚中大校長段崇智與警方的談判,講來講去都是講警方是否要撤離天橋。問題的本質並不是警方想攻入中大,而是政府要保持到吐露港公路暢通。不過政府的輿論戰打得極差(或者根本沒有打),只得警察孤軍作戰去解說。結果當天晚上,警方撤離,2號天橋被不知道是否中大學生的黑衣人佔據。吐露港公路被堵塞超過60小時才逐步重開。連中大學生會也要和佔領2號天橋的黑衣人割蓆,承認從未知悉黑衣人的訴求。

把鏡頭拉遠一點看,黑衣人這個星期的整個行動極有部署,中大學生佔據橫跨吐露港公路的天橋,理大學生就去佔領橫跨紅隧入口的天橋,而港大和浸大也有學生在大學附近的公路堵路。吐露港公路和紅隧是香港的兩大交通要道,一旦截斷了這兩條要道,主要地區交通半癱瘓。在連串的行動背後,顯然有高手策劃,進可以截斷交通,退可以在大學製造大流血。一方是有深謀的策略部署,對上了政府的見步行步。

有人問我,在抗暴方面,政府可以做什麼?應該是軟或是硬?我反問:「還有軟的空間嗎?」在這場運動的事發之初,政府放軟手腳,或許有人想倒逼中央接受五大訴求向示威者讓步。但事到如今,示威者由叫「香港加油」,變成叫「香港復仇」,軟的大門已經完全關上。要抗暴,只能硬。

有人又問,政府即使想硬,第一,這不是本屆特首的風格;第二,想硬也不夠警力硬起來;第三,不想見到開槍流血。我認為這種提問方式已經錯了,已跌入對方的思維模式。在一場戰爭中,落入了對方的思維模式,便永遠不會可以走得出來。要換一個角度,政府如果不改弦更張,全力止暴,無論是警方、示威者以至無辜的市民,傷亡數字將會大量增加。所以,並不是開不開槍的問題,而是有何方式可以盡快止暴,停止大流血。沒有足夠警力當然是一個問題,在其他國家的大城市,一旦發生暴亂,可以調動國內的其他城市的警力協助,香港便不可以了。不過,現在政府最大題是「未的起心肝」,全力抗暴,夠不夠警力尚屬其次。若所有參與暴亂者被捕就不准保釋,拘捕了最激的1000人後,警力就會變得足夠。

我又再舉香港1967年的暴動為例,當年整個港督府,變成一個心戰室,由港督坐陣,由朝到晚應對暴動。當時的抗暴工作主要有兩個,一個輿論戰,另一個是地面戰。政府所有部門所有工作,要以抗暴為首要目的,港督、高官也停止外訪,不夠強硬的關鍵官員要換掉(67年換了軟弱的警務處處長),香港目前也要這樣做。

有人再問,政府高層一直沒有這樣做,這種情況又如何可以改變呢?我認為所有事情都應該由結果決定,過去的5個月,政府未能夠把暴亂平息,就要知道所做的事情是錯的,所以需要一朝變臉,做過去不做的事情。一般人會想到要換人,當然,可以換人,但也可以換腦袋。

美國巨企英格爾的前行政總裁格羅夫,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有一次英格爾遇到很大的經營問題,遇上「範式轉移」的衝擊,有滅頂之災。格羅夫說:「我會走出這個董事會會議室,當我再進來的時候,將變成一個新聘請回來的行政總裁,重新思考怎樣營運這家公司。」格羅夫就靠換腦袋,把英特爾帶出危機。特區政府由特首以至主要官員,也應該用這種思維,改換自己的腦袋。他們可以假設自己是新上場平亂的特首、高官,問1967年港府抗暴,或者英國2011年打擊倫敦暴亂,有什麼經驗可以借鑑。

現時的抗暴關鍵,不是政府應該具體做什麼事情,而是要徹底改變過去思維,把打擊暴亂,放在所有工作的首位,從所有方面,用最大的力度去抗暴,這樣還是有機會成功的。若領軍的沒戰意,以認輸為起點,此戰必敗,整個特區政府,將會被歷史巨輪淘汰。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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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敢於講香港食麵無犯國安法

2024年03月28日 20:30 最後更新:21:02

這裡先講兩個故事。

早前和一個G7大國的領事館官員食飯,其中一位商務參贊最近剛調來香港,他說他的家人問他「香港安不安全,是不是還有人在掟汽油彈示威? 」他感到有點無奈。後來總領事講到這個話題亦說,他的朋友也問他,「現在香港訂立了國安法之後,是否還可以上網? 」G7大國對香港的政治本來並不友善,但這些外交官都笑言,這些比較離譜的想法,恐怕是當地媒體散播的偏見,讓他們的國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是怎樣的一回事。

美國的情況就更加嚴重,早前一個基金會安排了一班美國的中學生來香港交流,他們過去從來未踏足過香港,來香港十多天玩得很開心,他們一個最突出的感覺,就是「原來香港可以自由上網」,香港的城市生活亦熱鬧多彩,和他們在美國的時候以為香港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美西方國家的人民對香港充滿偏見,固然和他們的政客和傳媒有很大的關係。當地的媒體大量散發反華反香港的言論,例如英國《衛報》3月24日就有評論文章,標題是《謊言、意識形態與鎮壓:中國決定了香港失敗者的命運》,內容列出一大堆對中國的批評,指中國不樂見香港在殖民統治下蓬勃發展….過度鎮壓正加速香港的衰落,外國投資來港枯竭,香港這個城市經濟萎靡不振。《衛報》文章更聲稱,香港23條立法之後,「現在如果麵條與外國有秘密聯繫,食麵條就是一種煽動行為。」

很難想像西方一張大報,竟然可以作出這樣低智的評論,而他們口中香港的23條立法和國安法,對香港進行了無情的鎮壓,其實香港的國安法律和美英相比,仍然差了一大截。

例如外號「第二代美國隊長」的囚犯馬俊文,因為違反《港區國安法》的煽動分裂國家罪被定罪,判囚5年。英國廣播公司就發表題為《香港23條與國安法:新條例下馬浚文遭拒減刑》的誤導性報道。其實是否批准囚犯假釋,從來都是懲教機關的酌情權,而英國自己有關恐怖主義的法律《2020年恐怖主義罪犯(限制提前釋放)法》,亦收緊恐怖主義案件被定罪被告人獲得假釋的門檻,與香港的23條立法性質相似。英國媒體批評香港的法律和處理嚴重罪行罪犯的假釋准則,其實他們自己有完全一樣的法律。

香港有部分的商界人士,經常跌入對方的邏輯之中,認為香港要改善和七大工業國(G7)的關係,對他們的批評就是少回應為妙,否則就會被指為戰狼,其實這樣正正跌入對方的圈套,變成「有佢講冇你講」。

英國的《衛報》可以低智到指「香港吃麵都可以觸犯國安法」,香港當然應該講「英國飲酒都會觸犯國安法」。其實這是真人實事,在2011年英國22歲青年基南,他飲醉酒後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個名為「沃靈頓暴動」的頁面,叫人去騷亂,雖然他們最後因為酒醉並無出席,暴動並無發生,當他第2天從宿醉中醒來時,馬上移除了該頁面並作出道歉,聲稱他只是開了一個玩笑,但最後仍判監4年。

在西方世界政客和媒體亂講之下,香港變成了一個黑暗地獄,香港人和特別是香港商界人士,要將香港的真相向外傳播,要多邀請外國朋友到香港實地體驗,就會知道香港除了極少數暴恐分子之外,絕大多數人生活如常,特別在國安法例訂立了之後,免除了像2019年那類暴動的威脅,令到香港的經濟發展更加有一個穩定的基礎,試想2019年香港汽油彈橫飛的時候,有幾多外國人夠膽來香港旅遊或做生意呢?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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