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6月

在王洪文被捕之後，又順利地在懷仁堂拘捕了姚文元。

關於10月6日的行動方案的制定過程，汪東興回憶說：

這件事是10月四號下午決定的。

逮捕四人幫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十一時至5日凌晨三時，華國鋒來我家，與我反覆討論後，由華國鋒批准的。

我們設想的行動方案，即：以在懷仁堂正廳召集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解決。(華、葉、王、張四人是常委)當時我發了文件(通知)：一是審議毛選五卷的清樣；二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寫明請他來做會議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從釣魚台或住地調到懷仁堂。

江青、毛遠新本來就住在中南海，遲群、謝靜宜等人由衛戍區負責解決。

5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我隻身來到華國鋒的中南秘密住處，向他彙報了這次行動的人選名單和具體部署，吃罷午飯，稍作休息，我和華國鋒便分別乘車駛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號樓葉帥家，最後共同研究行動方案，以便取得統一認識……

第二天，也就是6日上午，經過華國鋒簽字同意，我用中央辦公廳名義發出了開會通知。

汪東興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對於發這類會議通知，可以說是駕輕就熟。這一回，汪東興發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據華國鋒同志的建議，茲定於10月6日晚八時在懷仁堂一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議程：

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

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

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

(簽字)：汪東興

中共中央辦公廳

1976年10月6日。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2日凌晨，（左起）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瞻仰毛澤東遺體（資料圖）

既然通知姚文元列席會議，姚文元也就去開會了。然而，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赴會！

姚文元是怎樣度過他「政治生命的最後一天」── 1976年10月6日的呢？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審訊筆錄》中還有這樣一段記錄：

問：主席去世後，你和江青於什麼接觸?

姚：除了幾次在會議上的接觸外，我同她沒有單獨接觸過。哦，就是主席的靈(遺體)從中南海移到大會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電話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遺體前照了張像。

問：去照像的都有哪些人?

姚：有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毛遠新、陳錫聯，還有華國鋒主席。

問：有汪東興嗎?

姚：我記得沒有汪東興。

問：你是怎麼知道要去照像?

姚：先是江青打電話叫我找新華社的杜修賢，因杜是攝影記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像。江青讓我找到杜修賢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裏後，幾個人就一塊照了像。後來，江青又和毛遠新單獨照了幾張。

問：江青找你去照像說明了什麼問題?

姚：如果是為了加強團結，應當找全體政治局委員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遠新、陳錫聯去參加，這幾個既不是全體常委，也不是全體政治局委員，這是不正常的。

問：10月6日下午，你同張春橋談完話還有哪些活動?

姚：我從張春橋那裏出來已經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裏。我的情緒很不好，總有一種恍惚不安的感覺。吃晚飯時，我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們不要難過。」當時孩子嚇壞了，不懂我這話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說：“活著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說：“你思想反動了。”我當時也沒有多做解釋。今天回憶起來，我的這些話，我的這種不安的想法，雖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響，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堅決相信黨，相信人民，同「四人幫」徹底決裂，就不會說這種話的，由於我沒有徹底決裂，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險，生命也不行了。儘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後的工作做好，因為有這種心情，就不能不出錯誤。那天晚上，我就是帶著這種心情離開家的。

毛澤東逝世時，「四人幫」已經位列高層，站在葉劍英和華國鋒身邊的依次是王洪文，張春橋和江青（資料圖）

就這樣，10月6日晚上，姚文元離家時，連帽子都忘了戴。當妻子金英拿著帽子趕出去的時候，姚文元已經上車走了。

當姚文元到達懷仁堂的時候，張春橋和王洪文已經落網。

汪東興回憶在抓了張春橋和王洪文之後，是怎麼樣抓姚文元的：

姚文元住在家裏，他那地方是由衛戍區管的。因此，我事先請吳忠同志在我辦公室等著，如果他不來懷仁堂，就讓吳忠帶人去他家裏解決。

結果，姚文元也來了。

我怕再發生意外，經請示華國鋒和葉帥同意，沒有讓他進正廳，只讓人把他領到東廊的大休息室，由警衛團一位副團長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

他聽完後好象很鎮靜，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只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

姚文元解決後，我就打電話給吳忠，讓他回家去了。

據行動小組騰和松回憶：

「晚上八時多，姚文元來了。我們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姚文元連聲喊：‘小朱！小朱！’小朱是姚文元的秘書。」

就這樣，姚文元也被順利解決了。

姚文元這位「輿論總管」剛剛被捕，葉劍英便選派了他最信得過的將軍──耿飈，去奪取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的領導權。

1984年6月，耿飈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採訪時，回憶了1976年10月6日那個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經歷：

我正在家等著，華國鋒果真來電話了，要我馬上到懷仁堂去。我知道開始行動了，放下電話就往懷仁堂趕。大概是九點左右到的。一看葉帥也在那裏。我問：「解決了嗎?」

葉帥點點頭：「已經解決了。」我高興地說：“太好了!”華國鋒走過來說：“鬥爭剛開始，還不能太樂觀。”於是，他就讓我去佔領中央廣播電台。葉帥伸手指著我，嚴肅地叮囑道：“快去!一定要趕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問：“人呢?我帶誰去呀?”華國鋒說：“我這裏沒人，等一會兒衛戍區的邱衛高同志和你一塊去。怎麼接管，你倆想辦法。”說完，他又俯在桌上寫了張條子，遞給我說：“你把這個交給鄧崗，就說這是中央的決定。”

姚文元（資料圖）

我接過紙條看了看，上面寫的大意是：鄧崗同志：為了加強廣播電台的領導，現派耿飈同志前來負責電台工作，你們要服從他的領導。最後是華國鋒的簽名。僅僅就這麼幾句話，向我交待完任務，華國鋒和葉帥就出去了。不一會兒，北京衛戍區副司令邱衛高來了。我把中央決定接管電台的事簡單說了一遍。隨後我問：「你帶武器沒有?」他說：“沒有。”我說：“不帶槍不行，你馬上找兩支手槍，咱倆一人一支。”他答應一聲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著兩支手槍回來。我倆把槍挎在身上。邱衛高有些擔心地問：“就咱們倆人行嗎?”我問：“你下面有部隊沒有?”

他說：「衛戍區在電台大樓有一個營。」我又問：“這個營屬於那個團?”他說：“三團。”我說：“你馬上把這個團的團長找來，讓他跟我們一塊行動。”於是，邱衛高又立刻打電話把一個姓王的團長找來了。我一看時間不早了，就帶著他們兩人乘一輛吉普車，直奔中央廣播電台。在車上，我把考慮好的行動方案說了一下，他倆都同意。

近十點鐘，我們趕到了電台大樓。那個王團長先把警衛營的營、連、排幹部全部召集起來，下令聽從我指揮。我就說中央最近得到情報，有一夥特務要破壞電台大樓，我們要提高警惕，加強保衛。從現在起，沒有我簽發的通行證，誰也不許出入電台大樓。大夥一聽，情緒都很高。我挑選了二十名戰士，十名由邱衛高帶著控制直播室；我帶著另外十名戰士直奔黨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鄧崗在值班。這個人我認識，在延安的時候曾一起在抗大學習過。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資派，我們又一塊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七四年四屆人大召開以後，由周總理提名他才出任廣播事業局局長。雖然他工作兢兢業業，謹慎小心，唯恐出一絲差錯。但姚文元對他仍很排斥，公開聲稱要“撤換”他。我走進辦公室來。鄧崗站起來吃驚地望著我。我就把華國鋒寫的那張紙條交給他。他仔細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著我，似乎仍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我就說：“派我來這裏主持工作是華總理和中央的決定，你要不相信想打電話向姚文元請示也可以。但不許出去，電話就在這裏打。”他扭頭看了看守在門口的兩名衛兵，勉強笑笑說：“我不打電話，沒有什麼要請示的，我服從中央的決定。”我說：“那好，那你就把電台的黨委成員，各部室主任全部找來，先開個緊急會議。”鄧崗照我說的辦了。等把這些人都召集到會議室以後，我又在會議室門口放了兩名衛兵，任何人只許進不許出。我對他們別的沒有講什麼，只宣佈說，我和各位一起在此辦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內，你們誰也不許離開這間屋子。吃飯、喝水，部隊的同志會給送來。你們都明白了?這些人都忙不迭地連聲說：“明白了!明白了!”

就這樣過了三天。一看情況還不行，我說：還要加兩天。一共關了五天。 到第六天，我就允許一部分黨委委員回家了。臨走之前，我對他們說：「這幾天這裏發生的事，你們出去以後一個字也不准說，誰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來，什麼後果我不說你們也該懂得。」 這些黨委委員都點頭表示：“我們懂!我們懂!”

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這十幾天內，我鞋襪不脫，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個盹。

與地同時，另一個行動小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遠新。

就這樣，不費一彈，未流一滴血，四顆「災星」被一舉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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