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load_article_image

姚文元被捕後透露:毛主席遺體前不正常的合影


姚文元(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6月

在王洪文被捕之後,又順利地在懷仁堂拘捕了姚文元。

關於10月6日的行動方案的制定過程,汪東興回憶說:

這件事是10月四號下午決定的。

逮捕四人幫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十一時至5日凌晨三時,華國鋒來我家,與我反覆討論後,由華國鋒批准的。

我們設想的行動方案,即:以在懷仁堂正廳召集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解決。(華、葉、王、張四人是常委)當時我發了文件(通知):一是審議毛選五卷的清樣;二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寫明請他來做會議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從釣魚台或住地調到懷仁堂。

江青、毛遠新本來就住在中南海,遲群、謝靜宜等人由衛戍區負責解決。

5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我隻身來到華國鋒的中南秘密住處,向他彙報了這次行動的人選名單和具體部署,吃罷午飯,稍作休息,我和華國鋒便分別乘車駛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號樓葉帥家,最後共同研究行動方案,以便取得統一認識……

第二天,也就是6日上午,經過華國鋒簽字同意,我用中央辦公廳名義發出了開會通知。

汪東興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對於發這類會議通知,可以說是駕輕就熟。這一回,汪東興發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據華國鋒同志的建議,茲定於10月6日晚八時在懷仁堂一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議程:

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

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

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

(簽字):汪東興

中共中央辦公廳

1976年10月6日。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2日凌晨,(左起)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瞻仰毛澤東遺體(資料圖)

既然通知姚文元列席會議,姚文元也就去開會了。然而,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赴會!

姚文元是怎樣度過他「政治生命的最後一天」── 1976年10月6日的呢?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審訊筆錄》中還有這樣一段記錄:

問:主席去世後,你和江青於什麼接觸?

姚:除了幾次在會議上的接觸外,我同她沒有單獨接觸過。哦,就是主席的靈(遺體)從中南海移到大會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電話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遺體前照了張像。

問:去照像的都有哪些人?

姚:有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毛遠新、陳錫聯,還有華國鋒主席。

問:有汪東興嗎?

姚:我記得沒有汪東興。

問:你是怎麼知道要去照像?

姚:先是江青打電話叫我找新華社的杜修賢,因杜是攝影記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像。江青讓我找到杜修賢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裏後,幾個人就一塊照了像。後來,江青又和毛遠新單獨照了幾張。

問:江青找你去照像說明了什麼問題?

姚:如果是為了加強團結,應當找全體政治局委員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遠新、陳錫聯去參加,這幾個既不是全體常委,也不是全體政治局委員,這是不正常的。

問:10月6日下午,你同張春橋談完話還有哪些活動?

姚:我從張春橋那裏出來已經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裏。我的情緒很不好,總有一種恍惚不安的感覺。吃晚飯時,我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們不要難過。」當時孩子嚇壞了,不懂我這話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說:“活著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說:“你思想反動了。”我當時也沒有多做解釋。今天回憶起來,我的這些話,我的這種不安的想法,雖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響,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堅決相信黨,相信人民,同「四人幫」徹底決裂,就不會說這種話的,由於我沒有徹底決裂,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險,生命也不行了。儘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後的工作做好,因為有這種心情,就不能不出錯誤。那天晚上,我就是帶著這種心情離開家的。


毛澤東逝世時,「四人幫」已經位列高層,站在葉劍英和華國鋒身邊的依次是王洪文,張春橋和江青(資料圖)

就這樣,10月6日晚上,姚文元離家時,連帽子都忘了戴。當妻子金英拿著帽子趕出去的時候,姚文元已經上車走了。

當姚文元到達懷仁堂的時候,張春橋和王洪文已經落網。

汪東興回憶在抓了張春橋和王洪文之後,是怎麼樣抓姚文元的:

姚文元住在家裏,他那地方是由衛戍區管的。因此,我事先請吳忠同志在我辦公室等著,如果他不來懷仁堂,就讓吳忠帶人去他家裏解決。

結果,姚文元也來了。

我怕再發生意外,經請示華國鋒和葉帥同意,沒有讓他進正廳,只讓人把他領到東廊的大休息室,由警衛團一位副團長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

他聽完後好象很鎮靜,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只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

姚文元解決後,我就打電話給吳忠,讓他回家去了。

據行動小組騰和松回憶:

「晚上八時多,姚文元來了。我們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姚文元連聲喊:‘小朱!小朱!’小朱是姚文元的秘書。」

就這樣,姚文元也被順利解決了。

姚文元這位「輿論總管」剛剛被捕,葉劍英便選派了他最信得過的將軍──耿飈,去奪取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的領導權。

1984年6月,耿飈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採訪時,回憶了1976年10月6日那個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經歷:

我正在家等著,華國鋒果真來電話了,要我馬上到懷仁堂去。我知道開始行動了,放下電話就往懷仁堂趕。大概是九點左右到的。一看葉帥也在那裏。我問:「解決了嗎?」

葉帥點點頭:「已經解決了。」我高興地說:“太好了!”華國鋒走過來說:“鬥爭剛開始,還不能太樂觀。”於是,他就讓我去佔領中央廣播電台。葉帥伸手指著我,嚴肅地叮囑道:“快去!一定要趕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問:“人呢?我帶誰去呀?”華國鋒說:“我這裏沒人,等一會兒衛戍區的邱衛高同志和你一塊去。怎麼接管,你倆想辦法。”說完,他又俯在桌上寫了張條子,遞給我說:“你把這個交給鄧崗,就說這是中央的決定。”


姚文元(資料圖)

我接過紙條看了看,上面寫的大意是:鄧崗同志:為了加強廣播電台的領導,現派耿飈同志前來負責電台工作,你們要服從他的領導。最後是華國鋒的簽名。僅僅就這麼幾句話,向我交待完任務,華國鋒和葉帥就出去了。不一會兒,北京衛戍區副司令邱衛高來了。我把中央決定接管電台的事簡單說了一遍。隨後我問:「你帶武器沒有?」他說:“沒有。”我說:“不帶槍不行,你馬上找兩支手槍,咱倆一人一支。”他答應一聲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著兩支手槍回來。我倆把槍挎在身上。邱衛高有些擔心地問:“就咱們倆人行嗎?”我問:“你下面有部隊沒有?”

他說:「衛戍區在電台大樓有一個營。」我又問:“這個營屬於那個團?”他說:“三團。”我說:“你馬上把這個團的團長找來,讓他跟我們一塊行動。”於是,邱衛高又立刻打電話把一個姓王的團長找來了。我一看時間不早了,就帶著他們兩人乘一輛吉普車,直奔中央廣播電台。在車上,我把考慮好的行動方案說了一下,他倆都同意。

近十點鐘,我們趕到了電台大樓。那個王團長先把警衛營的營、連、排幹部全部召集起來,下令聽從我指揮。我就說中央最近得到情報,有一夥特務要破壞電台大樓,我們要提高警惕,加強保衛。從現在起,沒有我簽發的通行證,誰也不許出入電台大樓。大夥一聽,情緒都很高。我挑選了二十名戰士,十名由邱衛高帶著控制直播室;我帶著另外十名戰士直奔黨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鄧崗在值班。這個人我認識,在延安的時候曾一起在抗大學習過。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資派,我們又一塊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七四年四屆人大召開以後,由周總理提名他才出任廣播事業局局長。雖然他工作兢兢業業,謹慎小心,唯恐出一絲差錯。但姚文元對他仍很排斥,公開聲稱要“撤換”他。我走進辦公室來。鄧崗站起來吃驚地望著我。我就把華國鋒寫的那張紙條交給他。他仔細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著我,似乎仍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我就說:“派我來這裏主持工作是華總理和中央的決定,你要不相信想打電話向姚文元請示也可以。但不許出去,電話就在這裏打。”他扭頭看了看守在門口的兩名衛兵,勉強笑笑說:“我不打電話,沒有什麼要請示的,我服從中央的決定。”我說:“那好,那你就把電台的黨委成員,各部室主任全部找來,先開個緊急會議。”鄧崗照我說的辦了。等把這些人都召集到會議室以後,我又在會議室門口放了兩名衛兵,任何人只許進不許出。我對他們別的沒有講什麼,只宣佈說,我和各位一起在此辦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內,你們誰也不許離開這間屋子。吃飯、喝水,部隊的同志會給送來。你們都明白了?這些人都忙不迭地連聲說:“明白了!明白了!”

就這樣過了三天。一看情況還不行,我說:還要加兩天。一共關了五天。 到第六天,我就允許一部分黨委委員回家了。臨走之前,我對他們說:「這幾天這裏發生的事,你們出去以後一個字也不准說,誰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來,什麼後果我不說你們也該懂得。」 這些黨委委員都點頭表示:“我們懂!我們懂!”

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這十幾天內,我鞋襪不脫,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個盹。

與地同時,另一個行動小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遠新。

就這樣,不費一彈,未流一滴血,四顆「災星」被一舉掃落!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