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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能在中國實現?

■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在中國特定政治生態中孕育、發展、完善,成為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模式,成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實踐中一個鮮明的註腳。

■在中央強有力的統一調配下,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在政策、組織、人、財、物等各個方面得到強有力的制度保障,也為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創造性地開展支援工作提供堅實的基礎。

■「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各級政府、組織、機構、群眾前赴後繼地創造出形式多樣、覆蓋全面的支援模式,賦予了「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愈加豐富的內涵和更為鮮明的中國特色,成為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的當之無愧的主力軍。

在中國的版圖上,有這樣一條45度傾斜的直線——東南半壁43%的國土居住著全國94%左右的人口;西北半壁57%的國土供養約6%的人口。

這是地理學家胡煥庸在20世紀30年代,從人地關係的角度研究我國人口問題和農業問題時提出的:中國人口的地域分佈以黑龍江的黑河和雲南的騰衝一線為界,劃分為東南與西北兩大基本差異區,被稱為「胡煥庸線」。

東南部地狹人稠,西北部地廣人稀,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也在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生態環境等不同層面上制約各區域的發展,加劇地區間的不平衡。

改革開放初期,為搶抓發展機遇,我國實施「向東傾斜,梯度推進」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一度超越警戒線。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如何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下好全國一盤棋,落實「先富帶動後富,最後實現共同富裕」的承諾,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必須要面臨的考驗。

幾十年來,從西部大開發、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實施,到東西部扶貧協作、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重大戰略的穩步推進;從對口支援、對口幫扶的「先富帶後富」模式,到產業轉移互補、生態補償等合作共贏的局面……黨和政府始終致力於以“有形之手”引導市場,讓資源更快更好地由東部先發地區向中、西部後發地區流動。


當前,我國區域發展差距明顯小於新中國成立初期,同時也比世紀之交明顯縮小。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製表:楊曦、任妍、王柯涵

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在中國特定政治生態中孕育、發展、完善,成為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模式,成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實踐中一個鮮明的註腳。

為什麼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能在中國實現?

東西南北一盤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制度保障

領導中國這樣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黨中央在擘畫發展全局之時就已將全國統籌、各方協調的要求蘊含其中。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就指出,要充分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基地,以便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

1988年,中央提出「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在賦予沿海地區“先發權”的同時,也明確了“先發支援後發”的義務,這就在思想戰略層面為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釐清邏輯、定下要求。

1996年,按照「兩個大局」的構想,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東部比較發達的13個省市結對幫扶西部10個省區的戰略部署,在制度層面為落實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設計了強有力的抓手。

北京對口內蒙古、上海對口雲南、福建對口寧夏、江蘇對口陝西、廣東對口廣西……中國大地上,由東到西、從南至北,協調發展大局拉開大幕。

2016年12月,在東西原有體制不變、對口幫扶原有結對關係不變、東西和對口支援原有管理體系不變的基礎上,我國對一些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幫扶任務和自身扶貧任務較重的東部省市適當調減幫扶任務,並擴大幫扶範圍,實現了對30個民族自治州結對幫扶的全覆蓋。

差異化幫扶、動態化調整始終貫穿於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的制度性安排中。

浙江大學原黨委副書記、中國西部發展研究院院長周谷平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的執行力保障。“正是因為具備制度優勢,黨中央和政府才能自上而下,從方針戰略、政策組織等方面有意識、有機制地引導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

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在掛職制度的安排下,大批幹部從發達地區來到欠發達地區,不僅帶動經驗、技術和資源向欠發達地區輸出,更成為中央方針戰略在落實層面的人才保障。

顯示,截至今年7月,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先後組織9批幹部人才援藏援疆。其中,17個對口支援省市選派的第九批援藏幹部人才共1645人;各對口支援省市選派的第九批援疆幹部人才4066名,已於2017年進疆工作。

最新發佈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中更是將「在條件艱苦、環境複雜、基礎差的地區或者單位工作實績突出」列為破格提拔的必要條件。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戴宏偉指出:「從國家層面看,政策的出台越來越密集,中央可以調動全國各個方面的資源,包括中央轉移支付、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等。」

財政部數據顯示,2018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預算6.2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增幅為2013年以來最高。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預算3.9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0.9%,其中:西部地區1.71萬億元,佔比44.4%,中部地區1.65萬億元,佔比42.8%,有力增強了中西部地區財力,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在中央強有力的統一調配下,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在政策、組織、人、財、物等各個方面得到強有力的制度保障,也為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創造性地開展支援工作提供堅實的基礎。

全國上下一條心 各級主體主觀能動性是制勝法寶

在中央統籌和各項政策的出台支持下,東西南北一盤棋,全國上下一條心,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以豐富多樣的形式持續開展起來。

周谷平表示,我國在開展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的過程中,發揮了基層各級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創造出形式多樣的幫扶模式。

1996年11月,福建成立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時任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擔任組長。1997年,習近平來到寧夏,調研對口幫扶工作,部署「移民吊庄」工程,創造了東西部協作發展的嶄新模式。

福建省閩寧辦原主任林月嬋回憶起當時的場景說:「當時還有很多福建企業家作為經貿代表團也跟隨我們去了寧夏,我們決定把有限的資金集中投入到學校、坡改梯、吊庄(搬遷工程)和菌草等四個項目中,並將其列入‘閩寧扶貧協作紀要’中。」

同年,被譽為「菌草之父」的福建農林大學菌草研究所所長林占熺帶著6箱草種來到閩寧,通過與團隊的多次反覆試驗,終於培育出與當地水土相符的“本土蘑菇”。隨著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技術在閩寧的推廣,該項產業逐漸發展成為當地的特色產業,讓當地農民真正實現發家致富。

經過20多年的發展,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稱的寧夏閩寧地區到處生機盎然。


上世紀90年代,福建農林大學菌草研究所所長林占熺帶著技術人員在寧夏種植菌草。 資料圖

「幫扶形式多種多樣,不僅有資金和產業等方面的支持,同時包括技術、人才、教育和醫療等多方面的幫扶結對。」戴宏偉說。

北京市西城區宣武外國語實驗學校教師於穎便是教育支援大軍中的一員,2018年8月29日,她成為北京支援新疆和田的一位教師,她告訴人民網記者,她在來新疆前就暗下決心,要把多年積累的教學經驗和微視頻理念傳遞出去,培養一支帶不走的教師隊伍。

「微視頻教學在北京各個學校已經廣泛開展,在和田我剛提出這個想法,就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於穎說,每晚都在宿舍錄製微視頻課程,目前已經完成錄製200多節,廣受好評。


廣東省援藏幹部黃細花利用微博宣傳林芝魯朗國際旅遊小鎮。 來源:微博截圖

擁有35萬粉絲的廣東省「網紅」援藏幹部黃細花在援藏期間幾乎每天都會在微博上“打廣告”,這也讓林芝魯朗國際旅遊小鎮變身「網紅」打卡地。

離開浙江,奔赴新疆,浙江大學「組團式」醫療援助團隊成為新疆兵團第一師醫院的活招牌,浙江大學附屬醫院3年內選派3批次40名援疆專家,有效提升當地醫療水平。

氂牛改良、青稞種植、標準養蜂,天津農業科技特派員深入甘肅,開展技術推廣應用,幫助甘肅貧困戶解決種養殖技術難題。

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富寧縣裏達鎮收到上海市虹口區的專項資金500多萬元,建起270畝的「食用菌產業扶貧示範基地」,讓當地農民增收脫貧不是夢。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在江蘇省幫扶下建成綠色產業園,引進6家江蘇企業落戶,真正實現「造血」功能。

……

「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各級政府、組織、機構、群眾前赴後繼地創造出形式多樣、覆蓋全面的支援模式,賦予了「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愈加豐富的內涵和更為鮮明的中國特色,成為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的當之無愧的主力軍。

新時代添新內涵 優勢互補合作共贏是可持續基礎

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以來,一些發達地區已經進入「騰籠換鳥」的關鍵時期,許多傳統產業轉移步伐明顯加快,但對於欠發達地區來說,這些產業仍具有較好的吸引力和帶動力。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地區由於前期粗放式的增長,當地生態環境已無法承載產業規模擴張,同時也嚴重製約了其可持續發展。

發達地區對於欠發達地區的生產要素輸出、產業轉移,不僅是向外「輸血」,更為自身「造血」騰出了時間和空間。

經濟發展規律的歷史經驗表明,產業轉移是區域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的必然選擇。

區域經濟學理論認為,在集聚效應下,資本和技術向一個地方遷移,這些城市因為生產要素和各個產業的集聚,形成了發達地區;而當發達地區發展到一定階段時,需要將生產要素向周邊其他地區轉移。從歐美到日本,再到「亞洲四小龍」,從中國東南沿海,到中國中西部,產業轉移無不遵循這一規律。

戴宏偉指出,我國發達地區在支援欠發達地區過程中,區域之間形成了合作互利的良性發展機制,自發地形成了良性循環的產業鏈條。

步入新時代,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更多地由「單向輸送」轉為“雙向互補”,愈加體現出區域間協調、協同、協作的特點,使得“支援”的內涵愈加豐富、模式更可持續。

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建立正是又一生動實踐。

「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更符合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作為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綠色發展已成為西部等欠發達地區的重要使命。而吸取先發地區的發展教訓,走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亦成為後發地區的共識。

如何讓這些欠發達地區在付出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和生態服務價值的同時,可以共享高質量發展成果,收穫「金山銀山」?

生態補償機制提供了一種答案。

2012年,安徽、浙江以水質「約法」,共同設立環境補償基金。若年度水質達到考核標準,則浙江撥付給安徽1億元;若年度水質不達標,則安徽撥付給浙江1億元,專項用於新安江流域治理。自此,中國首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工作拉開帷幕。

這項以財政轉移支付或市場交易等為補償方式的公共制度安排,對生態保護者給予合理補償,從而促進欠發達地區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為高質量發展要求下的發達地區支援欠發達地區提供了新註解。

「對於西部當地來說,生態保護既是任務也是使命。」周谷平說,生態補償機制一方面讓這些落實大保護的地區通過真金白銀獲得補償,另一方面也為其提供了綠色成果轉化的土壤,通過發展文旅、康養等產業真正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站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歷史節點,回望過去,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一盤棋,統籌兼顧先富與後富、協調聯動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始終貫穿新中國的奮鬥發展歷程。

謀劃已定,須久久為功。展望未來,沿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東西南北聯合貫通,縱橫上下齊心協力,中國共產黨必將引領中國人民「一張藍圖干到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