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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一份重要的文件發佈!

一份重要的文件發佈了。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

這份具有戰略性、綜合性、指導性的文件提出,從夯實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社會財富儲備,改善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勞動力有效供給,打造高質量的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強化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科技創新能力,構建養老、孝老、敬老的社會環境等方面應對人口老齡化。

規劃專門提出,把技術創新作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第一動力和戰略支撐。

涉及人口、經濟與社會發展,人口老齡化一直是輿論熱議的話題,並常常被負面解讀——老齡化將削弱活力、增加負擔,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

事實果真如此嗎?人口老齡化到底是什麼?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何影響?其帶來了哪些壓力,又存在哪些機遇?今天庫叔就來跟大家詳細聊一聊。

文 | 安文

人口老齡化的含義是,伴隨生育率下降與人均壽命延長,少年兒童與適齡勞動力人口數量及佔比持續下降、老年人口數量及佔比不斷上升的動態過程。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比達7%時,即進入「老齡化社會」;當這一比例達到14%時,即成為「老齡社會」;而當其達到21%以上的時候,則成為“超老齡社會”。【註: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比也是衡量人口老齡化的指標之一。在國家統計局年度數據中,人口年齡結構一欄劃分為0~14歲、15~64歲、65歲及以上,故本文皆將65歲及以上人群定義為老年人口】


(2011-2018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數據 來源:國家統計局)

老齡化社會、老齡社會、超老齡社會,這是三個相互聯繫又各不相同的概念,不宜混用。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達到6.96%,意味著自此正式邁入「老齡化社會」;

隨後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老年人口逐年攀升,到2018年這一比例已達11.93%;

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中方案預測,2025年這一比例將達14%,屆時,我們將進入「老齡社會」;

而到2050年,這一佔比將接近30%,屆時我國將進入「超級老齡社會」並一直持續到本世紀末。【註:聯合國一般按照高、中、低和目前生育率四種方案對全球人口形勢進行預測,本文涉及聯合國人口預測的數據選取的皆為中方案。】

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3年達到峰值10.05億,隨後開始持續下降,預計到2050年將降至8.3億;受政策影響,0~14歲少年兒童人口在2011年略有反彈,但整體呈明顯的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2.9億降到2010年的2.2億,而到2050年將進一步降為1.98億。

1 談「老」色變

針對這一進程,有了「勞動力萎縮」“人口紅利消失”“養老黑洞”“人口危機”等各種看法。

不少專家與網路大V認為,老齡化將帶來勞動人口減少、勞動生產率下降、養老負擔加重、儲蓄率下降等問題,阻礙經濟社會發展。

概括來看,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是人口總量面臨萎縮,大市場優勢漸失。

這類觀點認為,我國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個婦女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一直徘徊在1.6的水平,明顯低於人口自然更替水平的2.1,出生人口持續減少,人口總量將於2030年前後見頂,隨後進入持續負增長。

人口增速放緩、人口總量面臨衰退引發總需求急劇收縮,我國大市場優勢將逐漸喪失,綜合國力也將因此下降。

二是勞動力數量衰減,經濟潛在增速下滑。

這類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奇蹟主要得益於近乎無限供應的廉價勞動力。

適齡勞動力總量於2013年見頂,隨後開始持續減少,直接後果是勞動力成本提升與勞動年齡結構老化,人口紅利削減,經濟潛在增速下滑。

三是老年人口增加,財政支出壓力加大。

這類觀點認為,我國老齡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規模大,且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社會生產力不發達,屬於典型的「未富先老」。

政府與社會面臨沉重的醫療與養老負擔,將嚴重拖累國家財政,擠壓政府對科技、教育等方面支出,甚至可能迫使政府提高社會稅賦水平,因此增加企業負擔,制約經濟活力。

四是儲蓄水平下降,資本積累不足。

這類觀點認為,老年人口屬於經濟中的「純消費型人口」,老年人口增加將帶來國民儲蓄率下降,對資本形成產生“擠出效應”,儲蓄與資本積累不足必將制約經濟增長。

2017年,我國國民儲蓄率比2008年累計下降了5.8%,部分經濟學家認為,老年人口增多是導致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

這些說法,看起來實在是有理有據,讓人不由得不信服。

然而,正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2015年報告所說,「人口老齡化悲觀論」認為只有人口結構在變化,而相應的公共政策、社會及個體行為卻靜止不變,這是對證據的片面性解讀。

社會進入老齡化了,生產力水平就一定倒退?

可以再多看看其他證據和觀點。

2 國力「發展中」,老齡“已發達”?

老齡化本身真的是個「壞東西」、代表著不健康的社會發展趨勢嗎?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來看,恰恰相反。

人口老齡化,是生育率與死亡率下降、人均壽命延長的直接後果。

這兩方面指標是公認的衡量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其背後的深層原因是生產力發展與科技進步,具有一定的積極性與不可逆轉性。

說人口死亡率下降和人均壽命延長具有進步性容易理解,生育率的下降為何也代表著社會進步呢?

在農業經濟時代,每生一個孩子就多一個勞動力,尤其是男孩,被稱為壯丁。

那時社會保障制度缺失,人們只能養兒防老,加之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死亡率較高、避孕措施缺乏等因素,生育率普遍較高。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生產力得到極大提升,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死亡率的顯著下降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等,人類的生育行為開始遠離功利,家長對孩子的期望逐漸由增加家庭財富轉變為長大成才,越來越注重孩子的教育與健康問題,撫養成本水漲船高,加上避孕節育技術的發展、女性對家庭和自身社會角色認知的改變等,民眾特別是女性的生育意願開始下降。

20世紀2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相繼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經濟)高增長階段過渡,老年人口數量與佔比不斷攀升,紛紛進入老齡化社會。隨後,發展中國家也加入到這一進程中。據快易數據,截至2018年,跨過老齡化門檻(即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比達到7%)的國家與地區已達92個。


(整理自快易數據、世界銀行)

老齡化程度最高的20國,除日本外均為發展程度較高的歐洲國家。其中除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外,其餘18個均為發達國家。(綜合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美國中央情報局等機構發佈的資料來看,目前發達國家和地區僅有49個)

老齡化程度最低的20國則全部來自西亞和非洲,全部為發展中國家,無一發達國家。其中的阿聯酋、卡達、阿曼、巴林等中東國家,雖依靠石油出口較為富裕,但由於缺乏完善的工業體系、先進的技術等,普遍仍被視為發展中國家。目前,中東地區只有以色列為發達國家。

從這個維度來看,老齡化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與國家發達程度相互關聯。

這裏就有人說了,中國的問題在於作為發展中國家,老齡化程度過快,與國家的發達程度不匹配,是未富先老。

這種觀點該怎麼看?

首先,我國老齡化仍處於相對較低水平。

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快,老年人口基數龐大,這是事實。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仍處於老齡化初期階段。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比為11.9%,在世界的排名為62,仍遠低於上述發達國家。就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挑戰而言,發達國家面臨的壓力遠大於中國。

但現在壓力相對小,不代表未來壓力不大。多方預測顯示,我國老齡化水平將於2050年追上發達國家的水平,如何應對確實是需要從現在就開始認真研究和準備的問題,而早於中國進入老齡社會的諸多國家,其經驗和教訓值得借鑒。


聯合國中方案2012版預測的各國老齡化水平發展趨勢

其次,中國處於「邊富邊老」階段。

有些人經常用「未富先老」來評價我國老齡化的發展狀況,認為2000年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遠低於同階段美國與日本的水平,所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任務更重、壓力更大。

但是,這種靜止論的判斷並無法概括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全過程。特別是近年來,我國經濟水平不斷提升,經濟總量已經穩居世界第二;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9000美元,較2000年增長了9倍,躋身「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同期老齡化水平從7%增至11.9%,經濟發展速度還是遠超人口老齡化速度。

渣打銀行2019年初發佈的報告顯示,2030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GDP排名世界第一;據聯合國預測及IFs模型,屆時我國人均GDP也將接近20000美元。可以說,我國「老」與“富”的匹配度在不斷提高,中國的老齡化雖然沒有“先富再老”的基礎,但從發展態勢看,將是一個「邊富邊老」的過程。

3 老年人是「純消費型人口」?時代不同了!

老齡化會帶來勞動力數量下降,這個說法看起來無懈可擊——在人口總量穩定、未來呈現下降趨勢的情況下,老齡人口佔比持續增加,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減少。

不過,這個說法也有不同的解讀。

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國的人口總量與勞動力存量到底會「削減」到什麼程度呢?

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的方案,我國總人口雖然在2030年左右可能進入負增長,但到2050年仍將保持在13億以上,直到2100年依然維持在10億以上,穩居世界前二。

可以說,人口數量龐大是我國現在和未來最基本的國情之一,人口總量對提升消費、支撐細分行業發展、擴大市場容量的影響將長期存在。


聯合國人口預測的中國總人口趨勢圖(2019年版)

目前,我國仍處於老齡化前期,勞動力數量雖在減少,但是存量依然巨大。

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及其團隊預測,2030年我國勞動力總量維持基本在8~9億,這個數量相當於歐洲各國家人口的總和。假設中國保持經濟新常態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高貢獻,考慮勞動產出彈性變化的可能,2030年經濟發展的勞動力需求量約為6~9億。因此勞動力供給完全能夠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


聯合國人口預測(2019年版)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趨勢圖

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將老年人簡單隔絕出勞動力群體、看作「純消費型人口」,這種看法也要與時俱進。

眾多專業人口學者認為,即使到2050年我國邁入重度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勞動力數量進一步減至7~8億,但屆時隨著教育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大量有經驗、有知識的老年人將逐漸參與到經濟活動中,形成「老年人口紅利」。

社會常常對老年人有這樣的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年老力衰,在各方面都不如年輕人。

然而,相關實證研究表明,勞動生產率並不一定會隨年齡的增長而下降,多年累積的經驗、技能與知識不僅不會隨生理老化而下降,反而會隨之增長。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于海表示:「在一些對經驗和技術要求高的行業內,老年人的競爭力並不比年輕人弱,越來越吃香才是常態。」“特別是教師、醫生等職業,年紀大的往往比年輕的更令人放心。”

這種「老年人口紅利」,在老齡化社會發育程度較高的一些國家已經有不少先例。

被譽為「敏感症之祖父」的英國醫生威廉•弗蘭克蘭(William Frankland)今年已經107歲。65歲退休之後,他一直義務為病患診斷,是全世界服務年限最長的醫生。

他在說:「我太老了,身體存在很多問題,譬如耳背,有些事情我已無法做到。但我每月都會讀很多科學期刊,我的大腦一直都在運動。」

進入100歲以來,弗蘭克蘭的思維依然活躍,至今已完成了五篇學術論文。由於在過敏研究領域做出的重大貢獻,他在103歲時被授予了大英帝國勳章。


圖中分別為年輕和老年時的弗蘭克蘭,現年107歲的他依然在工作、思考

英國畫家蘿絲·懷利(Rose Wylie),年輕時從繪畫院校畢業後,曾為撫養孩子、照顧家庭放棄了自己的繪畫事業,直到40多歲才重拾畫筆,直到70多歲,她的作品才逐漸引起關注,80多歲才真正迎來事業高峰。

2014年,80多歲的蘿絲以一幅《PV Windows and Floorboards》獲得英國頂級的當代藝術獎項——約翰•莫爾繪畫獎,她的年齡是上一位贏家的兩倍。

她的經歷表明,生理老化並不必然帶來創造力與思維活力的下降,老齡並非成功的障礙。


圖為蘿絲與她的畫《PV Windows and Floorboards》,利物浦美術館館長認為她的畫給人一種新鮮、不可預知和前沿的感覺。

這些早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社會經濟發育程度較高,早早建立起較完善的教育體系,因此那裏的老年人,多數從年輕時就開始積累較高的知識文化水平,年齡大了仍有競爭力。

在我國,也開始呈現出相似的趨勢,老年人口的知識文化水平在不斷提高,不僅進一步提升了其競爭力,且有助於改善其健康水平,為「老年人口紅利」的發揮奠定了基礎。

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60~69歲低齡老年人中有11.2%接受過高中以上教育;在50~59歲的准老年組(2030~2039年進入老齡)中,這一比例為22.0%,幾乎翻了一番;在20~29歲(2060~2069年進入老齡)年輕人群則高達57.0%。

換句話說,未來,老年人會「一代更比一代強」。

並且,時代的前進會讓老年人「揚長避短」,固有的生理上的劣勢可被相當程度地抵消。

隨著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慧、虛擬現實(VR)等技術的蓬勃發展,老年人的生活、出行、社會參與愈發便捷,使數量更多、年齡更大的老年人參與經濟社會活動。

例如,隨著5G技術開始落地應用,影視螢屏里的未來感十足的「全息沉浸式通話」技術有望走到我們身邊,遠程討論時的視覺與感覺將非常逼真,營造出面對面談話的氛圍,不管在哪裏都能進行溝通與工作,這將使那些有意願、有能力但行動不便的年長者更加便捷地發揮所長。


圖為全息通話技術模擬場景,這可以讓人隨時隨地進入虛擬工作空間中

還有人擔憂,老年人繼續參與工作將「霸佔」年輕人工作機會。

「這更是完全經不起推敲的說法,這個命題隱藏的前提條件是工作崗位是有限的。」著名老年學學者、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杜鵬認為,“實際上,市場上的工作機會從來不是固定有限的,而是人們勞動創造的結果。老年人與年輕人各有所長,兩者從事的工作是互補關係,而非對立關係。只要按照績效而非年齡對其進行考核與管理,確保公平競爭而不是根據年齡來論資排輩,就不會產生誰霸佔誰工作崗位的問題。”

4 未來,不再單純比拼勞動力數量

隨著老齡化的進一步發展,未來中國適齡勞動力數量衰減,帶來勞動力成本的提升,「人口紅利」逐漸消除。“上述悲觀看法有詳細的數據支撐,聽來頗有道理,但細究起來,基本都經不起推敲。”杜鵬對庫叔說,“這些論斷主要基於過去的發展經驗與思維慣性,例如勞動密集型產業及經濟發展方式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老年人是社會的負擔與累贅等,既不客觀也不全面”。

未來,勞動力的絕對數量以及傳統的「人口紅利」重要性大大降低,圍繞“勞動力”這一要素新的“紅利”將產生,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推進,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正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成本提升,正在倒逼政府與企業為保持競爭力更積極地投入技術研發與應用,進行智能化改造,提升勞動生產率,帶來「智能紅利」。

在這個過程中,低技能、高重複性的工作崗位逐漸被機器替代,經濟發展將愈發依賴勞動力質量的提升,緩解勞動力數量減少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技術的研發與應用也將進一步提升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促使我國社會勞動生產率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由勞動力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

近期,無錫市勞動就業管理中心的調研就顯示,因用工成本過高,許多企業正在應用工業機械人、人工智慧等技術搭建智能化生產線。在實施智能化改造後,90%的企業員工總數減少,平均減幅達18%,其中低技能、高重複性的工作崗位顯著減少,對自動化控制、產品設計等專業技能人才的需求明顯增加;64%的企業生產效率平均提高了30%。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秋霖基於跨國與跨省的面板數據分析也印證了這一結論——人口老齡化進程越快的省份,使用智能生產的企業數量就越多,而智能技術的應用有力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機械人安裝密度每上升1%,當地的GDP總量就上升約0.17%。

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力質量水平不斷提升,「人力資本紅利」愈發凸顯。

伴隨技術進步而來的對高質量勞動力的需求,將進一步促使政府、企業乃至個人努力提升勞動力質量。例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高職院校大規模擴招100萬人」計劃,將為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退役軍人、下崗職工及農民工等群體提供受教育機會;5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的《職業技能提升行動方案(2019—2021年)》則致力於全面提升勞動者的職業技能水平。而勞動力質量逐漸提升,又將為新一輪技術進步提供支撐,人才與技術相輔相成,形成良性循環,使經濟轉型升級與高質量發展成為可能。

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質量已得到極大提升,為經濟轉型發展積累了堅實的人力資本基礎。據教育部數據,從2004~2018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累計超過9200萬人。隨著生育率持續走低,可以預見政府、社會與家庭用於孩子健康和教育的投資將相應增加,未來勞動力質量將進一步提高。

關於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的影響,目前學界尚無定論。世界銀行分析認為,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根據生命周期理論,老年人口增多將帶來總儲蓄率下降;另一方面,人們預計到自己退休後的消費期更長了,所以也會增加個人儲蓄。兩者相互抵消,使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的總體影響存在不確定性。

同時,老齡帶來了老年消費需求的擴張與升級,長期將促進老齡金融、老齡用品、老齡服務、老齡房地產等老齡產業的發展,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

發達國家經驗已表明,老齡人口消費支出對國內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顯著高於青年群體。

《大健康產業藍皮書(2018)》顯示,2011年我國老年人均消費開支約1.18萬元,是全體居民人均消費開支的1.15倍。中國老齡協會預計,2020年我國老年消費市場規模將達到3.79萬億元,2050年將增至106萬億元。

老齡產業的廣闊發展前景帶來了大量就業機會。

2018年11月,國際諮詢公司巨頭埃森哲發佈報告顯示,人工智慧、工業機械人等智能技術影響下,未來十年將有大量工作崗位消失,而醫生、護理等崗位將增加1800萬,這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老年人口的就醫與養老需求。

5 穩定養老金支付,有這些辦法

隨著老齡化的日益加劇,我國養老金支付的壓力正不可避免地持續增加,不少人對未來的「養老金缺口」產生了擔憂甚至恐慌。

想理解我國養老保險面臨的嚴峻挑戰,要先從養老保險的結構體系入手。

目前,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基本採用世界銀行1994年提出的「三支柱」體系:

第一支柱是強制性的基本養老保險(政府),第二支柱是企業年金,第三支柱是商業保險。

不難看出,我國養老保險體系,第一支柱承擔主要的責任,第二支柱仍然很弱,第三支柱建設剛剛開始。

近幾十年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從無到有,第一支柱基本實現了全覆蓋。據人社部數據,截至2018年底,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群已達9.42億,建立起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基本養老保險體系,並且連續十多年不斷上調養老待遇。

然而,也正是由於基本養老保險一「支」獨秀,引發了大家對其可持續性的擔憂。

繳費的人少了,領錢的人多了,面對這一趨勢,國家正採取多種措施應對。

一、可增加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

利用近年財政支出較快增長的機會,逐步改善財政支出結構,適當降低投資支出比例,提高社會保障性支出佔比,進而改善養老保險體系的支付壓力。

二、將較為薄弱的第二、第三支柱做大做強。

個人商業養老保險強調自願性與靈活性,是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對第一、二支柱的重要補充,為個人養老提供了額外的保護,也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有效措施。政府在積極推動商業養老保險發展的同時,也加緊完善監督立法,切實保護投保人的利益,引導商業養老保險市場健康快速發展。

三、可採取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方案。

目前,中國職工法定退休年齡和對應繳費年限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與早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發達國家規定標準更相去甚遠。

發達國家的退休年齡普遍超過60周歲,英國、義大利、澳大利亞、奧地利等國法定退休年齡為男性65歲、女性60歲;荷蘭、丹麥、德國、西班牙法定退休年齡則男女均為65歲,美國為66歲。不僅如此,上述國家都有進一步推遲職工退休年齡標準的計劃。

可以說,逐步推遲退休年齡是短期內快速緩解養老金收支失衡問題的有效措施,也是經濟社會逐步適應人口老齡化的必然選擇。

據原新團隊預測,如果將退休年齡從60歲漸進推遲至65歲,2015~2050年,中國累計可增加約1億勞動力數量,等量的老年人口將隨之減少。

當然,延遲退休或鼓勵老年人再就業,必須尊重勞動者個體的實際情況與意願,科學論證,逐步推進,設置合理、公平、有彈性的方案。

其四,可採取方法提高養老金投資規模和收益率。

通過全國統籌擴大養老金管理規模和投資規模,可以提高投資收益率,進而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

2018年6月,國務院決定建立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實質性地推進了養老金全國統籌的進程。

通過以上及國有資本劃撥社保基金提速擴圍等新的養老金改革措施的穩步推進,養老金的可持續發展與保障水平完全能夠得到不斷提高。

隨著經濟的轉型發展,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正不斷提高,促使「經濟蛋糕」不斷做大,為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發展提供經濟基礎。

總而言之,人口老齡化是一個社會從年輕型成長為老年型社會的必然趨勢,關注其給既有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挑戰的同時,也不應忽視隨之而來的老年人口紅利、人力資本紅利、產業轉型升級等發展機遇。一味消極看待人口老齡化,不僅不利於我們科學認識人口老齡化,而且會限制我們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思路,錯失發展機會。

當一個社會的「年紀」越來越大時,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都將發生重大變化,這就需要我們保持創新與適應力,從經濟發展、公共治理、倫理文化等層面出發構建與老齡社會相適應的制度與體系。

應該看到,十八大以來,中央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政策與制度安排不斷完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立場愈發清晰。正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前總幹事陳馮富珍博士所言,只要有積極的態度、明智的政策與到位的服務,人口老齡化完全可以被視為新的發展機遇,前景是樂觀的。

總之,對於老齡化,要嚴肅正視其帶來的挑戰和壓力,積極行動,提前應對,但大可不必消極茫然,以至悲觀和恐慌。

人類,進化數百萬年,創立文明數千年,進入工業化時代才一百多年,全球範圍內解決基本溫飽也不過三四十年。

老齡化相對於人類歷史,只能算是瞬間出現的問題。

因此,在一個加速發展的時代,保持耐心,多些遠見。

也許,一百年後看一百歲的人,仍然只是少年!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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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任澤平:2019中國生育報告|澤平宏觀,2019.07

12.Shouldwe fear population aging? |Ivailo Izvorski,Brookings,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