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時常和台灣朋友談起香港問題，他們最關心的和大多數香港人一樣是運動如何結束。而我可以感受到，不論台灣還是香港朋友說的“結束”其實都是指眼前的這場動盪如何結束，用政治正確的語言就是止暴制亂。我通常會做一些推演，最後得出三個結束的方式，這答案已足夠滿足他們的需求，但我最後都會補上一句，縱然結束，動亂的因子(仇恨、不信任、對立、假新聞……)仍然常留香港，不知何時，因何議題和事件就會被重新點燃。這真的叫做“結束”嗎？
有很少的人在討論Root Cause，但要真正精準的找到核心Root Cause再加以解決談何容易。運動至今，各種社會因素和力量都已經高度聚集，相互作用。你說没有美國因素，我不信；没有台灣大選因素，我不信；没有北京誤判，我不信；没有港府的政治低能，我不信。再深層次一些，香港的經濟結構是問題；政治體制是問題；中港角色的轉變是問題……。眾多問題和力量攪繞在一起，根本分不清主次，自然也不可能有人能提出什麼治本的妙方，也不存在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案。所以，現在政府似乎在用“剝洋蔥”的方式處理，這本來是對的，但風險在於，每剝一層除了考慮這一層中持份者的反應外，還要考慮這些反應對其他層面的連鎖反應，所以很難，現在香港問題就是這麼複雜。
以上是從傾政府視角的觀察，從反政府群體的角度看同樣複雜。我曾和以不同形式參與這場運動的人談過，發現他們對於何謂勝利(即他們心中的結束)也有不同解讀。有的要獨立調查委員會(主要是一些原來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有的要五大訴求全齊(深度參與運動的各階層人士)；有的要焦土(傾本土基層人士)；有的要攬炒(具有一定國際視野的中產知識分子)；有的要雙普選(對政治有高度參與人士或政客)；有的要解散警隊、追究警暴(勇武派人士)。各種的訴求在不同人身上又會有交叉和重疊，這種複雜的狀況要放在以前，是不可能形成一股統一的社會運動的動能的。但在今天這樣新科技和社交媒體平台被高度運用的時代，確能夠將這些不同訴求的人士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無大台的新抗爭模式。而面對仍處於“原始狀態”的對手—特區政府，自然無法Connect。而雙方的複雜結構也根本性的阻斷了通過協商共識解決問題的可能。
通過數月與雙方不同人的討論，以及站在不同的視角去思考，往往看到的都是矛盾。但意外的是，我竟然能發現一個雙方高度一致的觀點，就是運動結束之後，北京對香港的管控會更硬，香港的自治空間會更窄。我素來最討厭人用這種“軟硬”、“寬窄”二元對立的標準去做研判，自然要問清楚如何硬？如可窄？還有他們雙方如何推演出這樣的結論？但很可惜，雙方都給不出答案，總之他們都堅信就對了。但讓我覺得恐怖的是，雙方在没有合理邏輯下得出這個明日之後狀態的結論，對他們雙方如何判斷和應對今天的局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建制中的極左勢力認為，為了迎合日後更硬的趨勢，要早做準備以便日後抬頭；溫和建制會認為趨硬會動搖他們在港的影響力，不利謀取利益；溫和反對派和溫和建制想法大致相近；極右激進勢力則自我塑造出一個明日之後的景象，就是香港會成為一個再教育集中營，他們要在集中營被迫接受洗腦(真的有很多人相信)。
我没有理據去反駁他們推演出的這個結果，但當所有人都堅信這個結果而形成一種末日心態時，有人會支持強硬打壓；有人會選擇逃離香港；有人會默不作聲任由事態發展；當然也有一部分人會強力的反抗，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將是最後一戰，一旦他們戰敗，要面對的就是進集中營，就是死。這讓我想起在6月9日運動剛開始時看過的一篇美國華爾街日報的報導“Massive Crowds Take to Streets in ‘Last Fight’ for Hong Kong”[1]，你不得不佩服美國媒體報導的預見性。但這樣下去怎麼可能會有真正的結束？
香港回歸20多年走到今天，一國兩制得以維繫主要是靠很多模糊和灰色地帶的存在，給予的雙方很多各自論述解讀的空間。有人說這模糊空間就如同一塊遮羞布，把一國兩制這個概念中的矛盾都暫時性的掩蓋，各利益集團仍然可以利用這個空間謀取自己的利益，大家也根本懶得去認真討論到底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等方面，需要什麼樣的配套才能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今天，一場反送中運動無疑是把這塊布掀開了，但所有人都没有準備好要去面對，也没有人考慮過“然後呢？”。情急之下，香港似乎只有一國一制和妥協回頭兩條路可走。我個人仍然相信一國兩制是對香港最好的方案，一國一制不會是選項。而今天，當香港所有社會結構都被打破時，回頭已無可能。就算簡單的回到從前，之前提到的動盪因子也會永遠揮之不去。
香港需要的是一場徹底的Paradigm Shift，而現在就算有人認為是被迫也好，的確是最好的時機去做。我建議在唯一保留一國兩制的基礎下，打破所有包袱，去探討香港未來何去何從。需要打破的思想包袱實在太多，例如普選制度、三權分立、人大831決議、中聯辦存在的意義、積極不干預政策……等等。
我想用十多年前就提過的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來拋磚引玉，希望引起大家對明日之後應該如何的討論，從而消除那些虛幻不合理的末日心態對現今社會造成進一步負面影響。
我非常同意沈旭暉教授在近期寫的一篇文章《軟威權半民主政體：為何新加坡做的到，香港做不到》[2]中的觀點。雖然，香港在回歸後得到了回歸前也不曾有的民主，但這個民主(包括對民主發展的期望)與香港核心的政體是相互抵觸的。香港《基本法》中有提到香港實行行政主導的體制。這個行政主導指的是公務員這個行政團隊主導。回歸前没有港督民選的問題，公務員對當時的宗主國英國負責就是要絶對服從於港督，港督也就擁有超然的法律地位。回歸後，有了民主選舉的訴求和港人治港的承諾，真正由港人選出的特首才有實際統領公務員團隊的合法、合理性。現在的特首是由1200人小圈子選出的，當然不具備讓公務員團隊絕對服從的正當性。雖然，特首在香港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他未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其後推行的問責制和擴大問責制改革，也無助於解決更本性問題，只是由一個地位和權力不對等的人，變成了一群地位和權力不對等的人罷了。試問這樣的特首和管治班子如何能有效帶領公務員團隊施政？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任中聯辦主任期間曾經說過，特首是具有超然與行政、司法、立法以外的獨特法律地位的。這個方向我認為是正確的，但在當時沒有任何制度改革的配套，如何單憑一個官員的話就能夠改變？
再說香港的代議制民主，發展了也有30多年，但始終不倫不類。不論黨派的代議士背後老闆除了市民，還有一大堆，商界、北京、北京支持的特區政府、甚至還有些不為人知的勢力。市民被代表，也成了他們賺取政治資本的工具。難怪不同陣營的代議士在市民心目中的威信和信任度都不高，在這場運動中，泛民的代議士辛苦的在夾縫中尋找他們能夠扮演的角色，建制的就直接變成無頭蒼蠅，甚至集體消失，對政府或示威者罵也不是，不罵也不是。我認為代議制民主在現今已是明日黃花，在未來民眾要監督和制衡政府已經不再需要代議士為他們發聲，以本次反送中無大台運動為例，民眾只要有效利用科技和網絡平台，直接制衡甚至壓制政府的能力要比代議士要高的多。
所以，在沈教授的文中說，香港現在其實是一個既不威權也不民主的政體一點都没錯。要理順這個政體的矛盾，香港始終要在威權和民主之間選擇一個。我就傾向選擇威權，但需要是有制衡的軟威權，原因有幾點：
因此，我建議不要再理會《基本法》中規定的香港政體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站在實際對香港有利的角度徹底重新規劃。比如，特首由北京提名一人，交香港全民投信任和不信任票，信任票達一定比例當選，達不到則北京必需重新提名。同時，給予香港人直接罷免特首的權力，設定一定的公民提案啟動門檻，一旦罷免被啟動，政府必需組織罷免公投，贊成罷免達一定比例，特首必需下台，北京也無權挽留。這樣的好處是，將北京對香港的管治權限定在提名特首的權力上，一旦特首上台，他只是有一個老闆就是香港市民，因為只有香港市民才有權讓他下台。
同時，徹底廢除立法會和區議會架構，在地區設立歸屬政府的社區行政組織，負責管理地區和社區事務。立法權歸於政府，而監督政府的職能則下放給全民通過罷免特首案來實現。同時，促進民間針對不同政策範疇的專業壓力團體的發展，取代原有的政黨角色。媒體依舊要保持高度的開放和自由。審計和廉政監督需要從政府內部抽出，完全獨立運行。
上述建議當然不完整，完整的改革建議需要全社會共同討論，現在看這建議也會有痴人說夢的感覺，但我提出這個建議的本意是：
最後，我當然明白，一旦香港的政體改革方向發生重大的轉變，一國兩制和香港獨特地位是否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也是重要的一環。但坦白說這個部分已經超出了我的認知範圍，不可能會有答案。但我相信，展開對明日之後的討論是很有必要的。你可以說上述建議硬，但總比大家依靠無限想像得出的集中營的結論要強吧。香港人需要看到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危機，在理性務實的基礎上互相溝通、集思廣益，得出明日之後的結論相信能夠被北京和國際社會所接受。
[1]https://www.wsj.com/articles/massive-crowds-take-to-streets-in-last-fight-for-hong-kong-1156007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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